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特此致谢。
金代西北路招讨司驻地考论
翟飞
金代西北路招讨司作为北部边疆重要的军政管理机构，正式建置于金太宗天会三年（
1125
），起初权治于辽代的燕子城（今河北省张北县老城）；金世宗大定八年（
1168
），北迁至新桓州城；金章宗明昌七年（
1196
），因斡里札河之战对西北路招讨司军队的巨大冲击，致使其管区军政格局突变，驻地遂再度由新桓州城南迁至抚州城（金初燕子城）；迄金卫绍王崇庆元年（
1212
），西北路招讨司全境被蒙古军队占据，其建制遂不复存在。
作者翟飞，
1992
年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
620
号，邮编
710119
。
金朝统治时期，基于北部边疆治理的现实需求，在北疆地带自东而西建置了东北路招讨司、临潢府路总管府、西北路招讨司、西南路招讨司四大军事重镇。在分区治理原则主导下，分别负责本管区的军政事务。随着北疆局势的演变，四大“军镇”之驻地、防区、下辖州县建制等也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就西北路招讨司而言，因其特殊的军政地位及地缘政治因素，驻地几度变迁。然而囿于文献阙载，关于其迁治时间、治城区位等系列问题，迄今多有争议，尚未定论。有鉴于此，笔者在前辈学者既有研究基础上，拟对金代西北路招讨司驻地所涉诸问题作进一步探索，阐述浅见。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金初承袭辽制，在北疆地区设置西北路招讨司。但关于其建置的确切时间，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天会说、皇统说、大定说。细究相关文献资料，“天会说”大体与金初历史实际相符。
金代西北路招讨司建制，可追溯至金太宗天会元年（
1123
）建置于西京（今山西省大同市）的“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府”。《金史·兵志》载：“太宗天会元年，以袭辽主所立西南都统府为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府。”初置之时，两路都统由宗翰担任，宗翰于天会二年（
1124
）进京朝见，天会三年（
1125
）南下伐宋期间由完颜希尹、斡鲁代理。有学者依据《金史·太宗纪》天会二年春正月“甲戌，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宗翰、宗望请勿割山西郡县与宋”的记载，认为“此时西北、西南当分置两个都统司，宗翰为西南路都统，宗望为西北路都统”。其实不然，宗望当时正统军驻在南京（即平州，今河北省卢龙县），而且是南京军政主要负责人。李昌宪明确指出：“宗望为都统事，本传未明言，且事迹亦不合，故疑‘宗望’二字为衍文。”此论很有见的，但“宗望”二字应非衍文，而是在其前缺失官职名称，致使文意紊乱。翻检《金史》，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始终由一人担任，并未分置。如天会元年十月，“诏以空名宣头百道给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宗翰”；天辅七年（
1123
）六月，“太祖还京师，宗翰为西北、西南两路都统……及宗翰等伐宋，斡鲁行西南、西北两路都统事”。《太宗纪》天会二年十月，则有西南、西北两路权都统斡鲁的记载。此外，《完颜希尹传》称其在都统宗翰入朝期间，“权西南、西北两路都统”。据此可知，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府实乃一个军政机构，并未分置为二。
宗翰任西南、西北两路都统期间，承制授予耶律怀义、耶律塗山为西南路招讨使、西北路招讨使。金承辽制起用契丹降人为招讨使，意在招降、安抚契丹部众，稳固所占辽土，以取得灭辽战争的最终胜利。虽名为西南路招讨使、西北路招讨使，但此时金朝对辽战争还在持续，尚未有效控制辽朝西北路、西南路招讨司辖境，所以招讨使应是西南、西北两路都统之下属。换言之，该时段并不存在西南路招讨司、西北路招讨司的军政建制实体。至金太宗天会三年（
1125
）十月发动攻宋战争后，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府成为攻宋战争的后方基地和兵力输出地，为有效掌控、管理新占区域，确保北疆安全稳定，西南路招讨司、西北路招讨司在此历史背景下正式分区建置，以治理边地。
西北路招讨司正式建置伊始之驻地，史籍并未明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发现大多指向燕子城。之所以将燕子城与西北路招讨司最初驻地联系到一起，援引的主要是《金史》的三条记载。其一，《金史·食货志》榷场条言：“国初于西北招讨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间常置之，以易北方牧畜。”其二，《金史·曹望之传》载：“撒八反，转致甲仗八万自洺州输燕子城。”其三，《金史·移剌子敬传》记载，大定八年（
1168
）金世宗将北去凉陉（今河北省沽源县北部滦河上游闪电河河谷），移剌子敬等言：“车驾至曷里浒，西北招讨司囿于行宫之内地矣。乞迁之于界上，以屏蔽环卫。”金世宗则强调：“招讨斜里虎可徙界上，治蕃部事。都监撒八仍于燕子城治猛安谋克事。”据此三条记载，大定八年前，西北路招讨司确实驻于燕子城。但西北路招讨司建置伊始是否也设治于此？上引三条史料并未给予确凿证明。故而有必要结合历史文献再加分析。
金海陵王贞元元年（
1153
），右丞相萧裕密谋叛乱，为争取西北路招讨使萧好胡（后改名萧怀忠）支持，前后两次派亲信进行拉拢。萧招折此行既要拉拢萧好胡，还要联络五院司节度使耶律朗。但是，萧好胡在得知五院司节度使耶律郎参与谋乱时，“因执［萧］招折，收［耶律］朗系狱，遣使上变”。贞元二年（
1154
）正月，萧裕伏诛，海陵王遂派“护卫厖葛往西北路招讨司诛朗及招折”。据此，西北路招讨司应距五院司节度使驻地不远，五院司节度使驻地就成为推断金初西北路招讨司治城的重要参照坐标。
五院司节度使驻地，《金史》未明确记载，但通过天辅六年（
1122
）完颜杲、宗翰等追击辽天祚帝的行军路线还是有迹可循的。天辅六年初，宗翰获知辽天祚帝“猎鸳鸯泺”后，遂与完颜杲分兵两路。双方在羊城泺会师后，宗翰、宗幹等统军六千，直扑辽天祚帝驻地。天祚帝这时在五院司组织军队，意欲抵御金军袭击。“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五院司］，辽主［向西京］遁去”。完颜希尹、娄室等“几及辽主于白水泺南”，天祚帝遂北往阴山。金军旋进占辽西京城（今大同市）。
羊城泺，即今沽源县北部库伦淖尔、公鸡淖尔、水泉淖尔所在的湖泊群。因此，金军追击天祚帝的行军路线是自今沽源县北部库伦淖尔侧近向西，经张北县城西北的安固里淖、察哈尔右翼前旗的黄旗海，进而抵达今大同市附近。据此，五院司应处于鸳鸯泺和白水泺之间。《金史·太祖纪》及参加此次军事行动的娄室、完颜昌、习室等人传记皆明确指出袭辽主于鸳鸯泺。其中，《娄室传》云：“辽主自鸳鸯泺西走，娄室等追至白水泺，获其内库宝物。”《完颜昌传》言：“宗翰袭辽主于鸳鸯泺，辽都统马哥奔擣里，挞懒收其群牧。”《习室传》则直言“袭辽主于鸳鸯泺”。此外，金人撰写的《完颜希尹神道碑》《完颜娄室神道碑》也强调袭辽天祚帝于鸳鸯泺。对比分析，五院司驻地应在鸳鸯泺近旁。金军自羊城泺倍道兼行，一宿而至五院司。从羊城泺到鸳鸯泺实际路程近
300
里，恰为骑兵急速奔驰一宿所达到的最大行程。另从文物考古遗存观察，在今张北县安固里淖周边，遍布辽金时期遗址，尤其是北侧和南侧地区。参诸安固里淖周边地形地貌、交通条件等，其北侧区域更适合作为五院司节度使驻地。
综上，金代西北路招讨司建置伊始当驻于辽代燕子城（今河北省张北县老城）。而金代鸳鸯泺就座落于抚州柔远县（今张北县老城）境内，正是萧好胡快速抓捕五院司节度使耶律朗的原因所在。
金海陵王正隆五年（
1160
）、六年（
1161
）在西北路招讨司境内爆发声势浩大的契丹群牧叛乱，并席卷整个北疆地区，直至大定二年（
1162
）九月才最终平定。此突发事件既然肇始于西北路招讨司辖境，无疑对认识西北路招讨司最初驻地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金史·移剌窝斡传》载：
撒八者，初为招讨司译史。正隆五年，海陵征诸道兵伐宋，使牌印燥合、杨葛尽征西北路契丹丁壮……契丹闻男丁当尽起，于是撒八、孛特补与部众杀招讨使完颜沃侧及燥合，而执耶律娜、没答湼合，取招讨司贮甲三千，遂反。议立豫王延禧子孙，众推都监老和尚为招讨使，山后四群牧、山前诸群牧皆应之。
从引文的“招讨司译史”“杀招讨使”“取招讨司贮甲”“招讨都监”等语，可知以撒八为首的契丹群牧叛乱，最初爆发于西北路招讨司驻地。那么，西北路招讨司此时是否治于燕子城呢？
依据《金史·完颜思敬传》相关记载，答案是肯定的。首先，金世宗大定二年，西南路招讨使完颜思敬“将本路兵二千，会孛古底”。《移剌窝斡传》亦云完颜思敬“以兵五千往会燕子城旧戍军”。同时，金世宗特意嘱咐唐括孛古底，“尔兵少，思敬未至，不得先战”。三者相互参照，西北路招讨使唐括孛古底应驻在燕子城。因此，完颜思敬率领西南路招讨司军队抵达燕子城后，“视地形冲要，或于狗泺屯驻，［或］伺契丹贼出没之地，置守御，远斥候”。狗泺，即今太仆寺旗与沽源县交界的九连城淖尔，地处燕子城北面。此般军事部署意图十分明显，即控扼要道，保障西北路招讨司驻地燕子城的安全。《金史·曹望之传》更载：“撒八反，转致甲仗八万自洺州输燕子城。”可见，燕子城当是西北路招讨司建置伊始之治所，契丹群牧即在此发动叛乱。
其次，金朝西北路招讨司管内在辽代主要为群牧牧场及皇帝避暑、游猎之地，除燕子城、羊城外，并未建置府州县等行政单位。与西南路招讨司、东北路招讨司、临潢府路总管府相较，西北路招讨司并无可资沿用的大型城池。金初虽然在西北路招讨司境内营建了旧桓州城，但规模过小，所处自然环境亦不佳。《金史·梁襄传》称：“地积阴冷，五谷不殖，郡县难建，盖自古极边荒弃之壤也。气候殊异，中夏降霜，一日之间寒暑交至。”此外，西北路招讨司境内契丹部族势力错综复杂，金朝多采取怀柔、羁縻政策，委任部族酋长管理本族事务。因无其他城邑可供选择，致使金初西北路招讨司权置于辽代行宫燕子城。
金世宗大定八年（
1168
），诏令西北路招讨司北迁至“界上”的桓州城。众所周知，金代桓州城有两处：一为旧桓州、一为新桓州。西北路招讨司究竟迁至哪座桓州城？学界意见尚未统一，新、旧桓州城的位置亦有争论。
《金史·移剌子敬传》载：“世宗将如凉陉，子敬与右补阙粘割斡特剌、左拾遗杨伯仁奏曰：‘车驾至曷里浒，西北招讨司囿于行宫之内地矣。乞迁之于界上，以屏蔽环卫。’上曰：‘善。’诏尚书省曰：‘招讨斜里虎可徙界上，治蕃部事。都监撒八仍于燕子城治猛安谋克事。’”长期以来，此记载成为认识西北路招讨司驻地变迁的核心依据。经系列考辨，基本已将该决议推断于金世宗大定八年（
1168
）。《金史·粘割斡特剌传》提供了又一个力证，即粘割斡特剌于“大定七年，选授吏部主事，历右补阙、修起居注。九年……授左司员外郎。十年……转右卫将军……十二年，为夏国生日使，还授右司郎中，迁右副都点检”。从其仕宦经历来看，任右补阙应在大定八年间。这也证实北迁诏令应颁布于大定八年。
关于西北路招讨司正式迁治时间，文献未明确记载，一般倾向于北迁诏令下达的大定八年。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大定十年（
1170
）后，或大定十二年（
1172
）后。稽诸史籍，实际迁治应不晚于大定十年。据《金史·地理志》载，大定十年，在西北路招讨司故治燕子城置柔远县，划归宣德州（今河北省宣化区）管辖。但“宣德州并非西北路招讨司所属”。是故，结合历史实际和行政程序考量，西北路招讨司自燕子城迁出当在大定八年至十年间（
1168
—
1170
）。至于迁入的确切位置，学界一致指向金代桓州城。然桓州城有新、旧之别，具体迁入哪一座，存在四种认识，即笼统以桓州城称之、旧桓州城、新桓州城、先迁至旧桓州城而后再迁至新桓州城。
金代桓州城作为西北路招讨司驻地之一，在北部边疆治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依据王恽《开平纪行》记载，金代前后营建两座桓州城。基于行文所需，在此作简要摘录：
［三月］二十四日乙酉，次桓州故城……二十七日戊子，次新桓州……二十八日己丑，饭新桓州……［八月二十一日］是夜宿［新］桓州。二十二日壬子，抵旧桓州。
王恽于元世祖中统二年（
1261
），由燕京北上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上都镇上都古城）。《开平纪行》反复强调旧桓州、新桓州之别，正昭示着燕京往开平途中存在两座桓州城，而且两者相距仅一天行程。揆诸史籍，王恽途中所经两座桓州城皆是金代所建，因辽代在此并无行政建制，元代虽重置桓州，但要迟至元世祖至元二年（
1265
）。
按王恽所述，旧桓州城在南，新桓州城在北。但是，古代文献也有不同记载。明人杨守谦在《大宁考》中言：“开平者在独石北三百里，金为桓州，有二城，南为新城，北为故城，相距三十里。”陈组绶编纂的《皇明职方地图·开平兴和边镇图》所附释文与《大宁考》如出一辙。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桓州城条亦云：“在［开平］卫西。本乌桓所居，金置桓州，亦曰威远军，治清塞县。州有二城，南为新城，北为故城，相去三十里。”受此影响，今人更是歧见迭出。因此，意欲解决新、旧桓州位置问题，必须从史源学角度予以辨析。
如前所论，《开平纪行》乃元中统二年（
1261
）王恽前往开平觐见元世祖期间的沿途见闻，其中对旧桓州、新桓州地望区分得极为清楚，在两座桓州城食宿停留，尤其是他抵达新桓州城时，元世祖忽必烈就驻跸其中。此般大事，王恽绝不会记错。况且此时去金未远，又为其亲身所历，故所记足可信从。再者，王恽《中堂事记》的史料价值更不容小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评价颇高：“载中统元年九月在燕京随中书省官赴开平会议，至明年九月复回燕京之事，于时政缀录极详，可补史阙。”而且此书还是明人纂修《元史》的重要资料来源。反观杨守谦《大宁考》，依体例，乃先征引相关大宁的历史资料，继而发表议论。从行文观之，起初强调金代两座桓州城新城在南、旧城在北，但其后所论与前文自相矛盾。“开平者在独石北三百里，金为桓州，有二城，南为新城，北为故城，相距三十里，即汉乌桓城也。元世祖命刘秉忠于新桓州东四十五里建开平府”。究其文意，无疑以北城为新桓州。反观陈组绶《皇明职方地图》，其所引史料完全录自《大宁考》，文中“守谦案”等文字就是明证。因此，亦不可信。至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之言，更不足取。究其立论依据，应是本自《大宁考》或《皇明职方地图》。此外，杨守谦等言新、旧桓州城相距
30
里，细究《开平纪行》之语，实是新桓州城南方的界壕遗迹距旧桓州的里程，并非两城间的距离。迄今两座桓州城故址业已发现，两者间的实际距离乃
60
里，而非
30
里。因此，从史源学角度分析，金代新、旧桓州城空间区位应以王恽所记为是。
一般意义的桓州，也即旧桓州，是金朝在北部边疆新设的行政建制。《元史·地理志》云：“金平契丹，置桓州。”至于其确切建置时间，史籍阙载。庆幸的是，《金史·地理志》昌州条保留一条记载：“天辅七年降为建昌县，隶桓州。”可知，早在金太祖天辅七年（
1123
），旧桓州建制已存在。至于新桓州的建置时间，还应诉诸历史实际。
金海陵王正隆五年（
1160
）、六年（
1161
），契丹群牧叛乱期间，迪斡、欧里不（本）群牧使、副使以及耶鲁瓦、兀者群牧使均被害。迪斡群牧，即海陵王天德年间（
1149
—
1152
）设置的迪河斡朵群牧，所辖牧区相当于今内蒙古多伦县、正蓝旗、正镶白旗和太仆寺旗。耶鲁瓦群牧使为五院司部人老和尚所杀，依据五院司驻地及迪河斡朵群牧使辖域，耶鲁瓦群牧使牧区约当在今镶黄旗、化德县、康保县之地。而今克什克腾旗、林西县一带，则为海陵王天德年间所置五群牧中的蒲速斡群牧西部牧区。除上述群牧使外，速木典乣详稳、胡睹乣详稳、辖木乣详稳等亦被害。巧合的是，他们皆属于西北路招讨司。
20
世纪
80
年代，在今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开鲁县征集到四方金代西北路招讨司的铜印，即西北路招讨司之印、西北路胡都详稳之印、西北路霞么么胡记、西北路苏母典么胡记。后三方铜印，足可证明速木典详稳、胡睹详稳、辖木详稳皆属于西北路招讨司。其中，“苏木典乣详稳，近北京”。具体位置大约在今正蓝旗东北部。据此，这些地区正是契丹部族和群牧组织分布的核心区域。然而西北路招讨司管内最靠近该核心区的桓州城却处于其南缘，致使对契丹部众的有效监督和镇抚大打折扣，更遑论应急处置能力。于是，在契丹群牧叛乱后，桓州很快就陷落了。因此，西南路招讨司军队于大定二年（
1162
）驰援期间并未驻守于狗泺北面的旧桓州城，而是驻守在狗泺近旁。
鉴于契丹群牧叛乱的教训，金朝不断地迁徙西北路招讨司境内降附的契丹部众，并分解其原有组织体系，以“监视和控制契丹人，分散他们的势力，使契丹人不易集结”。如大定三年（
1163
）“罢契丹猛安谋克”，大定十七年（
1177
）“徙西北路契丹人常预窝斡乱者［至］上京、济、利等路安置”，十九年（
1179
）“诏徙窝斡余党于临潢、泰州”。其中大定三年之举，对推断新桓州建置时间尤具启发意义。是年八月，金朝将参与叛乱的契丹部众东迁，未参与者则“且仍旧”。至大定四年（
1164
）初，针对契丹部众迁出后留下的大量空地，金朝遂将女真部族和契丹余众迁居其间杂居，“猛安谋克官，选契丹官员不预乱者充之”。就在大定三年八月至四年初安置契丹部众的同时，亦重新整合群牧组织。迪河斡朵群牧是契丹群牧叛乱的主要参与者，且地处叛乱核心区，遂被废除。面对西北路招讨司地区的新地缘政治格局，即女真人和未参加叛乱的契丹人杂居于契丹部众东迁所留空地、迪河斡朵群牧被废除后留下的统治真空，处于核心区南缘的桓州明显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综上考量，金朝遂将桓州北迁，择址别建新城，即今正蓝旗上都镇四郎城。
“界上”，是判断大定八年（
1168
）西北路招讨司北迁位置的又一参照坐标。有研究者断定“界上”为今正蓝旗南部太平城古城北侧的金界壕。揆诸历史实际，实则不确。金世宗大定八年，今太平城古城北侧的金界壕尚未构筑，而该段界壕的兴筑时间要至金章宗承安三年（
1198
）。若此，以承安三年所筑金界壕为参照标准，将太平城古城断定为西北路招讨司北迁后的治所，显然有违历史实际。覆实而论，此处所言的“界上”实是大定八年时的边境地区。
《金史·独吉思忠传》载：“初，大定间修筑西北屯戍，西自坦舌，东至胡烈么，几六百里。中间堡障，工役促迫，虽有墙隍，无女墙副堤。”胡烈么，王国维言其在达里泊南的活来库勒。库勒即湖泊的一种，“蒙古语凡止水渟蓄为泊，其最大者曰诺尔，次曰鄂模，又次曰库勒，又次曰科尔昆，皆自汇为泽而不外溢者也”。可见，活来库勒是一面积较小的湖泊。景爱推断它为达里泊西南的小湖多若诺日。该湖泊地处克什克腾旗与锡林浩特市交界，金界壕经其旁进入正蓝旗境。于是，这道“屯戍”东段即为今正蓝旗北部金界壕之雏形。揆诸历史实际，金世宗大定年间北部边界约当大定界壕（即金界壕内线北支线）一带。那么，由此往南至胡烈么段“屯戍”地的区域则可视作边境地区。一般而言边境地区，在政治学和地理学上是指靠近边界一定距离和范围的地区。也可以说是边界线内侧一定纵深区域或某一级行政区域。如此，从道里方位、空间格局和军政战略等方面审视，今四郎城古城明显较太平城古城更靠近北部边境。
西北路招讨司作为北部边疆治理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其治城形制和规模应与东北路招讨司、西南路招讨司治城无大差异，而且还应凸显出鲜明的军事特色。这就需要借助文物考古资料进行研判。
西南路招讨司治城丰州，即今呼和浩特市白塔村古城。该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
1200
米，东西宽约
1100
米，墙体夯土版筑。墙外附有马面，间距约
95
米。古城四角设有角楼。东、南、西墙中部辟有城门，外加筑方形瓮城。东北路招讨司驻地先在旧泰州（今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古城），后迁至新泰州（今吉林省白城市城四家子古城）。旧泰州所在的塔子城古城，平面近似呈方形，“北墙约为
1200
米，东墙约为
1188
米，西墙约
1200
多米，南墙约
1190
米”，墙体夯土版筑。四墙中部各辟一门，外筑瓮城。墙体之上加筑马面，间距约
70
—
80
米。新泰州所在的城四家子古城，平面略呈方形，周长约
5748
米。除西墙被河水严重冲毁外，“东墙长
1340
，南墙
1175
，北墙
1135
米”。墙体夯土版筑，附有马面，其中北墙
15
座，间距
70
米，东墙存
7
座，间距
100
米。古城四角建有角楼。四面墙体各有一门，门外筑有弧形瓮城。统观东北路招讨司与西南路招讨司治城，有两大特点：城市规模相当宏大，周长均在
4500
米以上；军事色彩极为浓厚，城门外面加筑瓮城、墙体之上密布马面等设施。
据此对照金代两座桓州城故址。太平城古城，位于正蓝旗南部，平面略呈方形。东西长
593
米，南北长
599
米。墙体夯土版筑，附有马面，“东、南墙各
4
座，西、北墙各
5
座”，间距约
100
米。古城四角筑有角楼。东墙、南墙开门，外筑马蹄形瓮城。四郎城古城，地处正蓝旗上都镇西北方，平面略呈方形，“东西长
1100
米，南北长
1165
米”。墙体夯土版筑，加筑有马面，“东墙、南墙各
13
、西墙
15
、北墙
16
，总计
57
个”。古城四角设有角楼。除北墙外，其他三面墙体中部均辟有一门，外筑马蹄形瓮城。此外，在古城东北部有一子城，平面略呈方形，周长
1146
米，东、北两墙沿用外城墙，“东西长
285
米，南北长
288
米”，南墙中部辟门。从两座古城形制和规模研判，四郎城古城不管形制、规模，还是军事特色，均与西南路招讨司治所白塔村古城、东北路招讨司治城塔子城古城、城四家子古城相当。将其作为西北路招讨司驻地合乎历史实际。
综上三方面考辨，金世宗大定八年（
1168
）诏令自燕子城北迁“界上”的西北路招讨司当驻于新桓州，即今正蓝旗上都镇西北的四郎城古城。
金代西北路招讨司自金世宗大定八年（
1168
）决定迁至北部边疆的新桓州城后，一直到金章宗明昌七年（
1196
），驻地未曾变迁。明昌七年，桓州建制发生变动，由节度州降为刺史州。此举引起学界对其后西北路招讨司驻地位置的争论。目前，围绕明昌七年后西北路招讨司驻地位置，主要存在五种看法：第一，西北路招讨司明昌七年后迁至抚州；第二，西北路招讨司明昌七年自旧桓州移至新桓州；第三，大定十年（
1170
）后，西北路招讨司一直驻于新桓州；第四，王明荪审慎地指出：“桓州为西北路招讨司当为节镇，何以后改为刺史州？是否招讨司后置于抚州？有待进一步考察。”第五，李逸友、周清澍对西北路招讨司驻地，仅论及大定八年迁治和明昌七年桓州改制之事，至于建制改动后的情况，均未明言。
关于明昌七年（
1196
）后西北路招讨司驻地位置，既有论断皆是依据桓州改制、抚州升为节度州，进而直言招讨司理应迁往升为节镇的抚州，此说不免有证据不足之嫌。元好问《毛氏宗支石记》载毛矩“大安二年，用宰相荐，特授桓州军事判官。三年，北兵攻桓州，刺史以力不支议降，公不从。城陷，自缢于军资库，寿五十八”。依此，金卫绍王大安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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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州的主官已是刺史，可知西北路招讨司已不驻在桓州。《金史·兵志》又载，金朝在边疆州级行政单位部署一定兵力，以加强军事防御。在兵力配置过程中，依据各州行政等级、空间区位、军事战略地位等要素而划分为两个层级。其中，普通驻兵边州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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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北部边疆的宁边州、东胜州、净州、庆州、桓州、昌州就赫然在列；“要州”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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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即东京辽阳府、南京开封府、益都府、京兆府、太原府、临洮府、临潢府、丰州、泰州、抚州及盖州。参《金史·地理志》，宁边州、东胜州、净州、庆州、昌州皆为刺史州；南京、东京位居京府之列；益都、京兆、太原、临洮、临潢均为总管府，乃临边路级行政单位驻地；丰州为西南路招讨司驻地、泰州为东北路招讨司驻地。至于盖州，则是明昌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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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辽东半岛的军事中心。不难看出，桓州与北疆诸刺史州相提并论，抚州则与沿边京府、总管府、招讨司并驾齐驱。倘若西北路招讨司依旧驻于桓州，那么桓州应纳入要州之列才是。从地理区位看，抚州还远在桓州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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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内地。据此可知，抚州已成为西北路招讨司之驻地。
通过对《毛氏宗支石记》《金史·兵志》的剖析，大体上可断定明昌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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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西北路招讨司驻地确曾发生变迁，但还需结合桓州由节度州改为刺史州的动机着手来对西北路招讨司驻地加以析论。
桓州改制的原因，现今学界普遍看法是北部边疆形势骤然严峻，桓州过于靠近边境，不适合作为招讨司驻地。另一种观点认为，桓州户口规模达不到节度州要求，故而降为刺史州。其实，这些看法是有商讨空间的。金世宗大定后期到金章宗承安年间，对北疆的侵扰主要来自广吉剌、合底忻、山只昆等部族。明昌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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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由于夹谷清臣“措画乖方”，导致阻卜叛金，大肆寇略。在此期间，东北路招讨司、临潢府路面临的形势颇为严峻，以致金朝将用兵重心集中在大盐泺（今内蒙古自治区东乌珠穆沁旗额吉诺尔）至大兴安岭西麓一线以北区域。再者，虽然在西北路招讨司的抚州设行枢密院，但主要是配合北京行省或临潢府行省征讨北疆广吉剌、阻卜等部的战事。明昌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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