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温骏轩 辑 | 尘埃
15世纪初无疑是中央之国对海洋态度最为开放的一个时段。饶是如此，中央帝国重“土”轻“洋”地缘属性，仍然使得郑和下西洋之举，无法造成更深远的地缘影响。最起码从技术上看，在扩张海外影响力的同时，却又恩威并施的诏谕移民归国，便很有些自缚手脚的意思。即使是领土扩张观念不那么强的欧洲人，在布局海洋时也知道，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本土人员移驻海外港口，航线节点的控制便无从谈起。那么，有没有一个群体，即能让保守的中央之国，免去影响稳定之忧，又能帮助大明王朝扩张海外影响力的呢？答案是有的，那就是“回回”。
与今天部分人提到“回回”二字，似乎略带贬义不同的是。在15世纪时，“回回”二字本身只是对特定信仰人群的一个泛指（一如“支那”一词，原本并无贬义一样）。这个标签成为特定信仰人群的专有名词，起自元朝时期。在建立地跨欧亚的庞大帝国后，大量来自中亚/西域的西北民族，被引入中央之国核心区，以在军事、经济以及政治三方面，协助蒙古人管理数量庞大的金、宋遗民。由此也造就了大家熟悉的元朝式“种姓”制度，即将全国之民依地缘属性划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
之所以说元朝式的“种姓”制度，所依据的是地缘属性，而不是“民族”属性，是因为这种划分方式，属地原则非常明显，并不能等同于今天的民族概念。其中“汉人”的概念，主要包括原来在金国统治下的北方各族，甚至朝鲜半岛之民也被划入了“汉人”这一等级；至于“南人”，则指向的是原南宋遗民了。用今天的地域观来看，这两个等级之间的差异，更像是南方人、北方人的区别。
再深入解析的话，我们会发现，这种切割方式其实跟蒙古人的征服顺序有关。简单点说，越早归服蒙古人的地区，等级越高。这也使得像大理国这样的西南之地，因被早于南宋被征服，其民也被划入了略高一级的“汉人”等级。抵御蒙古帝国入侵时间最久的南宋遗民，则无可避免的成为了最被压制的对象。掌握“征服顺序”这条主线，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在元朝的四等人群划分中，来自中央之国核心区西北方向的“色目人”，等级仅次于蒙古人了。
富庶的农业区，一直对游牧民族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以蒙古高原的位置来说，中亚/西域的绿洲农业区（塔里木盆地、河中地区）以及长城以南的中央之国核心区，都是北亚草原游牧民族的扩张方向。正常情况下，基于经济原因，入主中原会更有吸引力。尤其蒙古人的发源之地，还是在蒙古高原的东部（与华北距离更近）。
事实上，在成吉思汗在草原崛起之前，蒙古诸部也的确受金朝所辖制。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建立“大蒙古国”后（公元1206年），很自然将征服金国作为了第一目标，并于立国后的第五个年头，正式发动了针对金国的战争。在此之前，为了更好的完成目标，蒙古人先发动了针对西夏的战争，以期通过对西套平原、河西走廊的占领对金国形成两面合围的态势。只不过顽强的党项人并没有让蒙古人攻灭，使得蒙古人不得不在西夏表面接受“附蒙伐金”条件的情况下，发动了针对金国的战争。
从战略上来看，蒙古人的策略并没有错。1000多年前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反攻时，也是先从西线着手，控制河西走廊——西套一线。只是西夏的激烈抵抗，延缓了金国覆灭的时间。中亚方向，为了集中力量入主中原，成吉思汗曾试图与控制“河中”的花剌子模国进行商业合作。不过结果想必大家通过之前的内容已经知道了。这一时段也正是花剌子模强势崛起之时，花剌子模人高调拒绝了蒙古人的示好。这也使得蒙古人暂缓了对金战争，而提前进行了第一次西征，并拿下了天下南北的绿洲农业区。
应该这么说，对于当时如日中天的蒙古人来说，拿下东亚或者中亚都只是时间问题。不过先西征大获成功，后攻灭金、夏之举，却让“元朝”在属性上，与之前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往的历史中，在文明层级上较低的北方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后，几乎无可避免的会开始“汉化”（比如鲜卑），即采用适合东亚农耕文化的管理方式。而生活中亚-西域的绿洲农业区的“色目人”们，却让蒙古人有了不一样的选择。
那些熟悉农业生活，同时又带有浓厚商业基因的“色目人”，成为了蒙古人最好的经济助手。蒙古人可以把让自己头疼的农业区，“承包”给这些精明的中亚商人（比如“包税制”），自己成为既得利益阶层便可。能持久这样做的前提，是蒙古人必须保有他们的军事优势。客观上看，有了色目人这个阶层做防火墙，蒙古人也的确更容易避免被“汉化”。构筑在这种平衡理念上的社会结构，便成为了我们看到的元朝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亚-西域整体上又分为北部的草原游牧区，以及南部的绿洲农业区两大块，因此就“色目人”这个阶层来说，其实并不光是承担经济管理这一职责。从哈萨克草原、北疆地区等游牧区引入内地的部族（如钦察、乃蛮等部），承担的则是军事功能（辅助蒙古军）。不过从本质上来说，如果“色目人”不能为元朝提供经济上的解决方案，是很难成为一个第二等级的。
另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是，“色目人”在当时并不等于穆斯林，也不等同于“回回”。 事实上“色目”一词，在唐朝便已被用来称呼西域及以西地区诸民族了。蒙古西征之时，有很多中亚民族，如统治西辽契丹人，当时信仰的都不是伊斯兰教。正是由于种类繁多，“色目”这一看起来更直白的标签，才成为这一群体的代名词。 以信仰伊斯兰教为特点，区别于其它色目人的“回回”群体，只是其中一种。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回回”群体是色目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公元11世纪中，喀喇汗王朝征服河中、南疆之后，伊斯兰教便已在中亚绿洲农业区扎下了根。由于绿洲农业区的人口数量，要远大于草原游牧区；加之这些绿洲穆斯林，在元朝社会结构中所承担的是重要的经济管理工作（并因此在元朝的官僚体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导致在当时民众的感知中，“色目人”几乎就等同于“回回”。及至大部分源自中亚北部的游牧部落，也都接受了伊斯兰信仰之后，这一界限就更加模糊了。
公元14世纪中，蒙古人在中央之国的统治走向的崩溃。对于后来建立大明王朝朱元璋来说，在推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口号的同时，也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置境内数量各超百万的蒙古人、色目人。就这个问题来说，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明朝政府在法律上（大明律）明文规定，蒙古人、色目人必须与“中国人”通婚，以此来融合这些所谓的“异族”。而这一政策在客观上，却又因伊斯兰教的封闭性，导致了中国境内穆斯林人口的扩张。
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明朝政府对于前朝留下来的两类“高等级”社群，还是区别对待的。在法律中定下 “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大原则的同时，也做了“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补充。这其中所说的“回回”“钦察”两族，就是色目人的主体。前者主要源自于刚才我们所说的“中亚/西域绿洲农业区”穆斯林，主要服务于元朝的政府机构和经济体系；后者则指向的是中亚突厥语游牧民族，主要服务于元朝的军事机构。
换句话说，明朝政府对于身为前进统治阶层的“蒙古人”，融合态度是相对强硬的；而处在第二等级的色目人，政策则相对柔和的多。这样做一则可以将“色目人”从蒙古人的统治体系中分化出来。在北方威胁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这点尤为重要；二则也是正视问题的存在。毕竟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色目人在中央之国的经济、军事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客观需要这部分前朝“精英”，继续为新王朝发挥作用。
明成祖朱棣的上位，使得明朝的民族政策进一步放松。一直为帝国戍守北境的“燕王”，比之身处南京的官僚们，更明白这些“异族”群体的利用价值。包括“蒙古人”这一群体也并非不可以被分化的。在 “靖难之役”及数次北伐蒙古的战争中，北军中的蒙古人、色目人都曾为最后的胜利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做为一个色目人后裔，郑和能够肩负出使西洋的重任，更是明朝宽容民族政策的重要体现。
综上所述，总得来说，明朝在宗教和民族政策上，还是呈比较宽容态度的。并没有出现类似“西班牙光复运动”后，对穆斯林群体进行清洗的情况。在靖难之役后，甚至出现原先迁移至长城之外的蒙古人、色目人，大量回流之态（客观上避免了这北元所用）。如果说“回族”形成于明朝大体也是没有问题的。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于一个在技术上要求“诏衣冠如唐制”（注意不是“宋”）的新王朝来说，唐朝因开放而获得的发展，一定程度也是明朝所希望学习的。当然，任何事务都有其两面性，民族问题也是一柄双刃剑。明朝在学习唐朝包容性的同时，也保持了足够的谨慎，以避免出现“安史之乱”的局面。文化上的认同（比如服装），是明朝包容蒙古人、色目人的前提。换句话说，必须先认可自己 “中国人”的文化身份，然后再谈信仰的宽容性。
在郑和身上，上述融合特征就体现得非常明显。而在明朝扩张海洋影响力的过程中，带有“中国人”和“穆斯林”双重身份的群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于具体都有哪些体现，又对南洋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