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之伟教授最精彩的解读疫情乱象

有些人提出要追究中国疾控中心负责人和有关专家的责任，也有人批评说不要批评专家，这样不公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童之伟： 中国疾控中心实际上是国家卫健委下面的司局级事业单位，主任是两重身份，既是国家官员，又是研究员、学者，但其主要身份还是官员。

作为官员，疾控中心的负责人在公务工作上是否尽职尽责？包括是否向上级主管部门及时报告和建言，是否积极推动政府应对疫情，向社会发声，提醒公众防疫。不能以自己是专家为借口，推卸作为官员的责任。同时，也不能以官员身份，推卸自己作为专家的道义责任。相对来说，中国疾控中心还是有较大独立性的，较之行政部门，服从性小一些，不像纯粹的政府部门。

《财经》：在这个意义上，学者兼官员的身份不是推卸责任的理由，实际上责任更重了，双重责任都要承担。

童之伟： 是的。至于那些参与疫情调查的专家，只要不能排除病毒有人传人的可能性就要指出来，因为防疫应该像打仗一样“料敌从宽”。学者应该严谨治学，有社会责任感，绝不能说“可防可控”之类显然空泛而近乎无意义的不负责言论。另外，在发现问题后也应该勇于承认原来判断有误，向社会说明。这是学者应有的道义责任。

对于各级政府和相关官员，当然也应该追责。中国法制虽然尚不十分完善，但对于出现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时政府和相关方面应该怎么做，规定得比较清楚。有人推脱说已经向上级报告过。报告过就完了？党政首长守土有责，一方面要及时报告，一方面要采取积极防疫措施。比如，在疫情已经发生的情况下，是不是建议和讨论过推迟召开地方“两会”？应不应该阻止办“万家宴”？应该说，提出上述建议和采取必要的阻止行动，都是当地党政领导者职责所系。

《财经》：作为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武汉市应对疫情的做法有哪些需要反思的地方？

童之伟： 首先，要反思武汉市卫健委履行通报职责的情况。2010年1月上旬和中旬，在武汉的“病毒性肺炎”、“新冠病毒”疫情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武汉市卫健委为什么在武汉市“两会”和湖北省“两会”召开期间两次全程停止通报疫情？这种安排是基于什么指导思想、通过什么机制实行的？卫健委作为政府的医务专业部门有没有履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职责的必要独立性？其履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职责与服从某种“政治”需要发生冲突时，到底哪种安排被放到了优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