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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百三十余万字的雍正朝实录上，弘时及其死亡竟然不着一字，仿佛这个皇子根本就不存在，甚至连名字都不曾出现过一次。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在继位未及一年之时，雍正皇帝即当众宣布立储。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雍正搞的这个“秘密建储”是两个“公开”与两个“不公开”：
所谓“公开”，一是公开宣布已经建储，二是立储文书的存放地方公开；所谓“不公开”，则是立储文书不公开，储君（皇太子）是谁也不公开。
雍正这么做，主要是鉴于康熙末年储位不定而引发“九王夺储”的教训，其公布建储可以让大臣们人心思定，不公开储君又可避免皇子们骨肉相残及皇太子攘夺君权。
更要紧的是，立储后仍可更换人选，这实际上延长了皇子们间的竞争，后者唯有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并尽可能展示更优秀的一面，方有机会成为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
从此，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下的锦匣子成为宫中最神秘、也是诸皇子最为魂牵梦绕之处。因为大家虽然知道皇太子已经确定，但彼此间并不知道谁有这份幸运。
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
秘密建储的做法固然无懈可击，不过从立储的那天开始，身在局中、利益攸关的皇子们即已隐约猜到谜底，而有意无意中透出信息的不是别人，正是雍正自己。
元年正月，雍正在天坛行祭天祈谷之礼，这也是雍正登基后的首个大祀之典。事毕，皇四子弘历被召至养心殿，赐食一脔（即祭肉）。据后者的理解，这是父皇“为他日付托之本，志早先定，仰告昊苍，故俾承福受胙也。”
如果赐食祭肉还不为人知的话，那之后弘历受命前往景陵祭奠皇祖的举动就未免有些泄露天机了。
当年十一月十三日是康熙皇帝周年忌辰，按说该由雍正亲自前往致祭，但由于各种原因，年仅十三岁的弘历被命代其前往，而这离宣布建储仅过了三个月。次年同日，弘历再次代父致祭。至此，即使再愚钝的人也该看出些名堂了。
对雍正的如此做法，最为敏感而又最为沮丧的大概就是弘历的兄长弘时了。
按说，雍正子嗣并不旺，其一生共生育十个皇子，但未排序即夭殇的有四个，其他六个也仅有四个长大成年。雍正即位后，弘时不仅是年龄最大的儿子，而且其生母李氏在雍邸时已是侧福晋，名份仅次于嫡福晋乌喇那拉氏；再者，弘时当年已满二十，且已有子嗣（其子永珅生于康熙六十年，即雍正长孙）。
以此分析，弘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应是雍正立储的首要人选。但令其万分失望的是，雍正建储时却弃长择幼，选中了比弘时小七岁、且其生母地位低下的弘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奇怪的事还在后头。雍正二、三年间，弘时被交与廉亲王允禩为养子，而此时正是雍正围剿“八王党”的前夕。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廉亲王允禩被撤去黄带并从玉牒上除名，已为前者养子的弘时也在次月做了同样处理。当年九月，允禩死于禁所。一年后，已被赶出皇族的弘时也同样离世，死因不明。
让人有些匪夷所思的是，在一百三十余万字的雍正朝实录上，弘时及其死亡竟然不着一字，仿佛这个皇子根本就不存在，甚至连名字都不曾出现过一次。
直到乾隆继位后，其在上谕中才稍稍透露了一点信息：“从前三阿哥年少无知，性情放纵，行事不谨，皇考特加严惩，以教导朕兄弟等，使知儆戒。今三阿哥已故多年，朕念兄弟之谊，似应仍收入谱牒之内。”
这段上谕被录入乾隆朝实录，但除此外，清廷官修史书对此事再无任何新的信息。之后的《清史稿》，也以极简约的笔法对弘时做了如下记载：“弘时，世宗第三子，早死，无嗣”；“弘时，雍正五年以放纵不谨，削宗籍，无封。”这无非是乾隆上谕的重复而已。
作为雍正的年长之子，弘时在官方记载上竟消失得如此彻底，这不免让后人多有猜疑。正因为如此，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即编排了“雍正杀子”的情节，说弘时为争夺储位而派人刺杀弘历，阴谋被发现后，雍正下令将其赐死。临死前，弘时一再哀求，但雍正坚不松口，说：
“为了给弘历留下一个安定的基业，朕不能留你！”
文艺作品里猜想的雍正与弘时的父子关系，一般都是这样的，如《甄嬛传》
事实上，“雍正杀子”情节并非空穴来风，民国清史专家孟森先生即认为，“弘时长大，且已有子，忽于雍正五年八月初六日申刻以‘年少放纵，行事不谨，削宗籍死’”；“夫‘年少放纵，行事不谨’，语颇浑沦，何至处死，并削宗籍？”“世遂颇疑中有他故。”
无独有偶，历史学者、爱新觉罗宗室后人金承艺也认为，弘时“不是被诛戮，就是被世宗赐令自尽”，而且死亡时间就在八月初六获罪除宗的这一天。
对此观点，清史专家杨珍提出了有力的质疑，其依据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发现的雍正朝奏折，当时庄亲王允禄等奉命将四年二月十八日发布的雍正上谕查明，曰：“弘时为人，断不可留于宫庭，是以令为允禩之子。今允禩缘罪撤去黄带，玉牒内已除其名，弘时岂可不撤黄带？著即撤其黄带，交与允祹，令其约束养赡。钦此。”
根据乾隆的意思，庄亲王允禄等提出的办理意见是：“三阿哥从前原因阿其那（即八阿哥允禩）获罪株连，与本身获罪撤去黄带者不同。今已故多年，蒙皇上笃念兄弟之谊，欲仍收入谱牒，于情理允宜。应钦遵谕旨，将三阿哥仍载入玉牒。俟命下之日，交与宗人府办理可也。谨奏请旨。”乾隆接奏后批示：依议。
由上可知，弘时确实因允禩一案被撤去黄带并玉牒除名，但这并非弘时的直接死因，更不能等同于被雍正即时处死。更何况，在雍正四年八、九月间，作为“八王党”首脑人物的允禟、允禩相继身亡，已被除籍的弘时苟全性命尚非易事，他如何可能掀起什么新的风浪？既然威胁不再，雍正何以会对弘时不依不饶，非要将其处死？这在情理上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不过，由于相关史料并未记载弘时究竟因何而死，那或许可以推测：前者即使不是因为雍正下令处死，那他也极可能是因为父皇的如此待遇以致郁郁而终。以上推论如果成立的话，那么问题来了：雍正为什么要这样苛待自己的大儿子？
旅日清史学家杨启樵先生认为，弘时远在康熙时代就已失宠，父子矛盾已经表面化，雍正继位后也丝毫不掩饰对他的冷遇；从雍正元年“活计档”中对皇子的赏赐记载中可以发现，弘时只受赏过一次，远少于弘历与弘昼。
至于“雍正杀子”的说法，杨先生认为并不可信，其提出的新看法是：弘时可能是因为行为极度不检而罹罪，一如康熙朝的废太子胤礽。可惜的是，他并未对此观点展开详细探讨。
孟森先生在论及弘时死因时，则认为与“世宗大戮其弟”有关。其表示：“世宗处兄弟之酷，诸子皆不谓然。弘时不谨而有所流露，高宗谨而待时始发也。”换言之，当雍正在整肃允禩等人时，弘时极可能站在其父的对立面并公开表示了对允禩等人的支持与同情，而这也可能是弘时被勒令改为允禩之子的原因之一。
弘时因支持乃父政敌而遭整肃的说法，逻辑上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不过缺乏相应的史料证明，如杨启樵先生即认为并无实据。
从时间线索来看，康熙晚年“九王夺嫡”的最高潮发生在“二废太子”期间，当时允禩虽处于声望的最高峰，但弘时尚且年幼，不太可能与允禩等人发生关系；等到康熙在世的最后几年，“八王党”的重心已移到十四阿哥允禵，弘时大概也不会去烧允禩的冷灶；至于雍正继位后，身为皇子的弘时应当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即使储位落空，恐怕不至于投向父皇政敌一边而自求速亡。
由此，说弘时因对允禩等人产生好感而被罚为允禩之子，似乎也不尽合理。
坚持“雍正杀子说”的金承艺先生则认为，“八王党”被整肃时正是弘时成长过程中“反抗性最强的年代”，由此嫉恶如仇并不计后果；在那种情形下，弘时对父皇有犯颜相抗的举动并给予后者不比寻常的困扰和羞愤，在无法抑制的激动和怒火下，弘时最终被除宗赐死。
八王爷，《雍正王朝》剧照
为此，金先生还举出一个辅证，即弘时“被杀”一个月后，陕西兴汉镇总兵刘世明因其弟刘钖瑗涉嫌某罪案而自请处分，雍正在其奏折上有这样一段批语：
“朕尚有阿其那、塞思黑等叛贼之弟，刘世明岂能保无锡瑗之兄弟乎？不但弟兄，便亲子亦难知其心术行事也。骨肉间原有两种——善缘、恶缘，所以释家言‘不是冤家不聚头’”。
金先生认为，雍正在批语中的满腔感慨，实际上是将弘时被严惩的原因做了一次约略的说明，而刘世明由是简在帝心，从此官运亨通，不数年升授福建巡抚，后来做到了福建总督。这一说法，似乎也有些合理性。
由此可知，弘时被逐出宗室的主要原因是他已被发与允禩为子，既然允禩被玉牒除名，那弘时也就没有保留宗籍的道理，否则即与体制不合。雍正还特别指出，他决没有将弘时强行治罪的意图，就算将允禩逐出宗室也属意外，不过事已如此，也只能说弘时命不好了。
乾隆继位后，允禄等人也认为弘时只是因为允禩获罪而受株连，“与本身获罪撤去黄带者不同”。换言之，弘时只是命不好、受株连，这与支持并站在允禩一边没有必然关系。
再说了，弘时被撤去黄带后由其皇叔允祹约束养瞻，这比允禩亲子弘旺被“发往热河充军”、后又被长期拘禁的境况是有明显区别了。
作为皇子，弘时的一生确实比较悲催，其生前虽有一子二女，但其子女在他本人死前均告夭折。乾隆二年（1737年），在弘时一家相继离开人世后，其生母、齐妃李氏在无望的苦痛中捱到当年四月去世。
而随着齐妃李氏的离去，有关弘时的最后一丝痕迹也就此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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