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
文︱张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因研究文学团体狮吼社而涉及邵洵美。在我看来，狮吼社虽然人数不多，规模有限，但在传播唯美主义文学思潮方面却产生过相当影响，它的前期领袖是滕固，自1926年春邵洵美从欧洲留学归国后，狮吼社的核心人物则非邵洵美莫属。滕固因是创造社成员，材料还找得到一些，而有关邵洵美的文献，那时候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何况，鲁迅当年认为他是纨绔少爷，发表文章为出钱雇人所写，讽刺他为“捐班作家”，言辞辛辣，故隐隐约约关于邵洵美的研究还有禁区之嫌。当时我编《狮吼社研究资料》，虽仅薄薄一本，但费时足有数年，可谓辛苦。如今，三十年过去了，社会变化之大难以想象，现在的邵洵美研究自然还不能说是显学，但以一脚跨入“热门”来形容则不算夸张。今年是抗战全面爆发八十周年，那么，邵洵美在时势严峻的抗战期间表现如何？
早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之际，邵洵美就在《自由谭》上发表自传体长文《一年在上海》，其中提到，虽然形势严峻，“我们已准备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但自己对抗战的最后胜利“绝对有信心”，自己现在是“忽略着现在，清算着过去，等待着将来”。这个“等待”，绝非消极单纯的“等”，而是积聚力量，参与当下，期待黎明。邵洵美是个纯粹文人，喜欢自由闲散，随着自己的性子行事。但抗战爆发却改变了他，那个“天塌也不关我事”的邵洵美好像换了一个人：他热血沸腾，写信给在政府担任高官的朋友，表示愿意为国奔走，而无需任何利益回报；久等未见回复，便自己行动起来：一方面参加居民自发组成的救护会，并打电话给相熟的商团团长，坚决要求参加商团；另一方面，则积极动员青年人报名加入空军，甚至在听到中国空军几次轰炸日本“出云舰”没有成功时，“恨不得自己驾驶了飞机，连人带马投进去”。这当然体现了邵洵美在国难当头时的一腔热血，其实，他心里明白，虽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对他来说，“出版才是自己的罗马”，如果要工作的话，“仍旧不如办出版”，自己的特长在文字！于是，他创办了《自由谭》。这是上海沦为“孤岛”之后出现的一本以时评为主的综合性月刊，刊名《自由谭》取自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大气磅礴，庄严凝重，很好地显示了文化人在非常时期准备献身抗战的心态和气度！
《自由谭》创刊于1938年9月，目前可见七期（第七期1939年3月出版）。刊物编辑人和发行人均署邵洵美的密友、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实际上邵洵美才负责中文《自由谭》的编辑。《自由谭》开本阔大，大十六开，非常适合刊登美术作品，故漫画、木刻、素描、速写和连环画等“战时轻武器”成为该刊的一大特色，创刊号上刊有漫画特辑《努力迈进的漫画家》，刊登了叶浅予的《换我们的新装！》、张乐平的《为什么不早把财产捐给国家？》、陶谋基的《我保护着这一家人的性命！》与梁白波的《锄头给我，你拿枪去!》等漫画。编者为此大声赞美：“先前大人先生们认为浪漫、无聊、横冲直撞、惹是生非的漫画家们，现在却如此地在努力迈步！”
《自由谭》
而邵洵美自己，更是通过《自由谭》这块阵地，积极宣传抗战，用各种笔名（闲大、忙蜂、逸名等）发表了大量鼓舞人心的时评、散文和诗歌，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的坚定立场。他利用和美国记者项美丽的友人关系，合作撰写有关抗战的文章，刊登在美国杂志《纽约客》上。他的五弟邵式军，抗战爆发后出任伪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由于邵洵美精通英语，而且与外国友人来往频繁，邵式军便想借重大哥的这一特长，他派人送来五千大洋。邵洵美面对威胁利诱，坚决拒绝，并通过保姆传话给五弟：“我读书读了这许多年，已养成了一个懒惰的心情，不想把简单的生活变得复杂。他的意思我明白，可是我更希望他能完成我读书一生的志愿。”从此和他决裂。“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读书人的底线，邵洵美在《一年在上海》中这样表述自己的心情：“他似乎始终不能了解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对于汉奸是绝对鄙弃的。”士可杀，不可辱，是这个民族的忠烈之士自古以来的自勉之辞。在严峻的形势面前，邵洵美恪守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做人底线。
说自己“懒惰”的邵洵美，实际上却忙得不亦乐乎。以前一直以为，邵洵美的诗人生涯在抗战爆发后即已停顿，但根据新发现的史料，他这段时间不但写了大量诗论，还有精彩诗作发表。1938年6月，英国左翼诗人奥登访问上海，邵洵美在报上发表了“访华外国作家系列”文章，记载奥登的来访。邵洵美不但撰文对奥登其人其诗称赞不已，还翻译发表了好几首他的诗，如《中国兵》、《香港》等，自己也引发诗兴，接连写了《游击歌》、《结算》等诗，而且诗风为之一变。其中，最大的变化是这些作品都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描写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语言采用琅琅上口的口语，如《游击歌》中的几节：
时季一变阵图改，
军装全换老布衫：
让他们空放炮弹空欢喜，
钻进了一个空城像口新棺材。
英雄好汉拿出手段来，
冤家当作爷看待，
他要酒来我给他大花雕，
他要菜来我给他虾仁炒蛋。
一贪快活就怕死，
长官命令不肯依；
看他们你推我让上前线，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熟门熟路割青草，
看见一个斩一刀；
我们走一步矮子要跳两跳，
四处埋伏不要想逃。
冤家着迷着到底，
飞艇不肯上天飞；
叫他们进攻他们偏退兵，
叫他们开炮他们放急屁。
一声喊杀齐反攻，
锄头铁铲全发动：
这一次大军忽从田里起，
又像暴雨，又像狂风。
几十年侮辱今天翻本，
几十年羞耻今天洗净：
从前骂我的今天我剥他的皮，
从前打我的今天我抽他的筋。
看他们从前吹牛不要脸，
今朝哑子吃黄连；
从前杀人不怕血腥气，
今朝自己做肉片。
香港《大公报》赞誉这是“一首出色的‘民歌’。它是新诗，可是那种运用民歌手法的娴熟，不是许多学文学大众化的人们所能及的”。
从邵洵美的《游击歌》等诗中，我们依稀看出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影响，这绝非夸大粉饰之辞。1938年，中共地下党员、香港《大公报》女记者杨刚躲在项美丽霞飞路的家中翻译《论持久战》，邵洵美住在附近，英语又好，时常前往和杨刚切磋译文。邵洵美和杨刚接触后，深受她的影响，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更为之折服。他在《自由谭》中赞叹：“这本《论持久战》的小册子。洋洋数万言，讨论的范围不能说不广，研究的技术不能说不精，含蓄的意识不能说不高；但是写得‘浅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诵，中外称颂，决不是偶然事也。”（《自由谭·论持久战》）为此，邵洵美特地在《自由谭》上专门介绍游击战，还发表杨刚的文章和有关延安抗战活动的图片，并在《自由谭》的英文姊妹刊Candid Comment第三至六期（1938年11月1日-1939年2月1日）连载了杨刚翻译的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主要部分，这是《论持久战》最早的英译本；编者在“编者按”中点评道，“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文章的大部分为作者战前所撰，它不仅预示战争在威胁我们，并且这个预示，乃至种种情节都惊人地得到了证实”，并预告《论持久战》的英文全译本“近期将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
为《论持久战》英译本的发行，毛泽东还特地在延安写了一篇序，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1939年1月20日），他写道：“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因此我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邵洵美主动请缨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译成英文。《论持久战》英译本共印了五百册，一部分由杨刚通过中共地下渠道发行，另一部分则由邵洵美和助手王永禄于夜间开车秘密投递至在沪外籍人士的信箱。邵洵美的《游击歌》等诗正是在此背景中写成的，为此，他还在《自由谭》和Candid Comment上组织了“关于游击队”的讨论。
Candid Comment国内早已无存，1989年，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看了项美丽赠送的《中国与我》（China to Me）一书，得知《自由谭》有本英文姊妹刊，有七期。1995年，邵绡红访问美国，意外地从项美丽女士家中发现了这份杂志的第八期，这才使湮没的珍籍完整地重见天日，学术圈也开始辗转知晓《自由谭》还有这样一本姊妹刊。
《中国与我》（China to Me）
令人高兴的是，《自由谭》和Candid Comment这两本当年在上海同时出版发行的姊妹刊，于纪念抗战爆发八十周年的今天，在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筹）的努力下，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公开影印出版，填补了抗战文献的一个重要空白，也弥补了人们以往查阅原刊不便、对Candid Comment茫然不知的缺憾。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这十四年是我国遭遇外来侵略、面临巨大劫难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华民族英勇抗战、不惜牺牲的特殊阶段。整个抗战期间，无数将士在前线冒着枪林弹雨、以血肉之躯铸成钢铁长城，粉碎了日寇速战速决、“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迷梦；文化战线的勇士则在前线和后方两栖作战，采访战情，宣传抗日，用他们的智慧和手中的笔，为这场事关民族存亡的战争鼓呼。很多平时热衷吟诗作画的文人雅士，在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惨烈战事面前，义无返顾地投入其中。他们不怕困难，不讲报酬，尽其所能，倾其所有，积极贡献着自己的才华，于风雨如晦的板荡之际，创造出许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之作。他们和前线将士一样，是挽狂澜于既倒、支大厦之将倾的英雄！
《自由谭》当得起这样的评价，邵洵美也称得上是这样的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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