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骏飞：新闻是人，新闻学是人学

作者

杜骏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正文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新闻是人，新闻学是人学》。在这个算法和人工智能开始主宰新闻业的时代，我想讨论一下新闻与人本问题。

各位，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说过媒体是人的延伸，这一点早已经得到切实的印证。我在2001年的时候写过一个补充意见：媒介是人，网络时代的主要媒介物是人。我提到互联网时代的媒体必然是“泛媒体”，今天的“万物皆媒”算是它的回响；还有一个词，叫做“弥漫的传播”，预言未来的信息传播将打破物理边界，会像空气一样气态分布，弥漫在我们周围。今天我们在讨论新闻专业主义的时候，有人不断讲到新闻业的“液态化”，看来，作者认为这些传媒液体现在还没有达到无所不在的气态化，但是我想，也已不远了吧？

提及这些概念，是因为传媒技术作为一种统治级的力量已经登基，一如当年所预言；同时，在新闻传播场域中，也涌现了一系列需要我们给出哲学判断的新问题，包括人和物、社会权利和媒体权力、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以及这些二元对立对新闻生态的冲击。

《人类简史》（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的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有一个断言，说人工智能留给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这里，我也想说，在机器崛起的时候，人不必拒绝媒体的技术化，但在哲学观念上，必须在历史开启时就准备好清醒、无畏的批判精神。目睹着机器人新闻生产的崛起，传统新闻业的衰亡和新闻公共价值的式微，我要开宗明义地指出：今天，新闻价值向人本主义的转向，或许已是新闻学保持主体性的唯一可能。这种转向包括以下意涵：新闻的本质是人；它应该报道人，并以人性来报道；新闻必须基于事实报道来关怀人，新闻报道事实及人，其目的是要帮助人了解世界及理想化的生存；职业新闻的一切努力，都是要使新闻和媒体回到人。鲍曼（Zygmunt Bauman）在《流动的现代性》里面讲到，现代性不再是已知的和不证自明的了。他引用巴黎大学经济学家科恩（Daniel Cohen）的话说，福特或雷诺公司的员工几乎可以断定，他们将终生工作在这里；而微软公司的员工不知道，他们明天会在哪里。

其实，我们在看待当代新闻传媒的时候，也有类似感受，新闻业那些坚固的东西确实正在烟消云散。当人们讲到新闻共同体和记者身份的液化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被迫接受一个根本性的命题：我们的人类社会现在是基于泛传播而存在的，并且很可能将为媒介技术所代表的物的力量所左右，包括机器、算法和数据。

以下就是那些烟消云散的事件给我们提出的严峻挑战：其一，新闻衰亡而信息崛起；其二，事实变异而后真相崛起；其三，人在退缩而物在崛起；其四，哲学理性退缩而数字逻辑崛起。

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间，这个世界的主要变化之一就是媒介社会的日渐物化，大众传媒原本是人操控的工具，但是今天却在操控人，用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的观点，这是精神深处的“异化”。在这异化的过程当中，媒介成为宰治的力量，成为控制和左右人类社会的结构性的力量。今天我们思考人的时候，会不断发现我们自己逐步成为媒介的一个附属物。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人使得媒介气化了，但实际上，人也被媒介所蒸发，成为弥漫传播的一部分。在媒介融合时代，最深刻的融合，不是融合媒介而是融合人。人被媒介交融后，人和社会的信息场域都弥漫而成媒介权力的一部分。在其间，清清楚楚地所体现的，恰是物的宰治的力量。

文艺复兴以来，我们经历了从神本、物本到人本的转变。启蒙时代以后，原本由人本主义所倡导的理性主义，戏剧性地被“经验主义的理性”所取代了。当年笼罩整个欧洲学术界上空的哲学理性，曾经认为由人的思辨、人性和逻辑而主宰的理性才是真正的理性。但是今天我们在谈到理性的时候，无一例外都是指向经验哲学，指向实证主义，甚至直接指向数据生产和人工智能。

我想说，在面对一个“机器新娘”的粉墨登场时，我们不应一味报之以鲜花和掌声，而要同时充满了警惕。麦克卢汉在《机械新娘》中所表达的观点，或可翻译成两句鲁迅式的断言——鲁迅先生说过：“中国只有两个时代，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争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我以为，今天的新闻拜物论教徒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做稳了机器的，还有一种是想做机器而不得的。

“机器”虽好，却不应使我们在人性和信念上输诚。今天，我们遭遇报纸消亡论和传统新闻业的溃败，遭遇新闻价值的流逝，和“10万+”这种庸众势力对新媒介的绑架，我们正处于心与物二元对立的十字路口。虽然我们不必以唯心看世界，但也务必要警惕机器至上的观念。我们可以借重人工智能和数理逻辑实现人本的观念，而不能以此作为对哲学理性的否定。柏拉图认为，理性是灵魂中的最高部分，逻辑力量是灵魂的最高属性。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哲学，被认为是集古希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大成，黑格尔评价他是一个“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这里，无论是思想、灵魂还是逻辑，都属于人特有的高贵理性，至少目前来看，它们还完全不能拜托给机器智能和算法逻辑。

各位，我们这些学者此时此刻还留在这个会场上，很显然，不应该是为了迎合技术和工具的威权，而应该是要发挥我们作为人的潜力，以人的思辨和纯粹理性的精神来开启新闻传播学的反思。既然是谈新闻的人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谈人本主义本身。我们汉语里的“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都对应着西方的humanism，不同的理论叙事因为语境的不同，用词的侧重点可能略有差异。“人文主义”一词更强调以人文知识涵化人性，“人道主义”更强调尊重人的愿望、尊严、自由和自我实现，而“人本主义”则广泛涉及到人的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领域。今天，我们谈新闻学的人本转向，显然与这三层意涵都有所对应。从心与物的对立关系来说，“人道主义”最为接近；从以人为本的哲学视角看，“人本主义” 所展现的语境更为完整。自然，在日常话语中，“人文”这个词，我们用的更多一些，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层面谈“人文关怀”时。

文艺复兴以来，在以人为本的思想下，人的经验、人的理性、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都成为了对神学的反抗。但是启蒙时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发达，人的本体价值渐渐被机器的价值、被数字的价值所变相否定了。今天，这种场景似乎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刻，各位可以看到，不远之处就有一个庞然大物正向我们逼近，那就是赛伯格的到来。

赛博格（Cyborg），是1960年代克莱恩斯（Manfred E. Clynes）和克兰（Nathan S. Klin）对一种能在地外生存的强化新人类的命名。为了克服星际旅行中的困难。他们的解决之道是移植辅助神经以增强人体生存能力。简言之，赛博格即是混合了有机体与无机体的生物，与作为“天然生物体”的人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能力可以借助人工科技得到了显著的强化。这多么像是我们今天的媒介化生存，这又多么像是我们未来被一种超级网络所征服后的魅影。

在十几年前，我曾经跟学生在课堂说，未来的手机可能是一个泛化一切媒介的柔性介质，现在这个预言已经基本实现了。前两天，我在课堂上又再次说，未来的媒体必将植入我们的大脑神经，那当然就是我们变身赛伯格的时刻。

在这个时代，我们还有机会做好心理准备：是要演化成一个赛伯格呢，还是打算任由机器来统治我们？我们的回答都应该是NO。在那个时代到来之前，谁能捍卫人的尊严？谁能捍卫以人为本的信念？答案只可能是人本身。

赫拉利说，人工智能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超过人类，但有一点是永远不能企及人类的，那就是人的意识。所以刚才我说，我们作为学者存在的第一职责，还是要保卫我们的意识，而不是要匍匐于技术的面前。

在技术主义的时代，纯粹的经验理性和工具理性很容易走向这样一种思维方式：量化的、客观的、利益优先的、利己的、抽象的、概化的。的确，它的形态很像数学，也更容易计算，因而很容易被视为科学，而科学则很容易被视为正确或真理。但这样的推论并不成立，因为像数学未必就是数学，科学也未必代表正确，更未必代表充分的正确。因为在同时，人类出于文化、道德、伦理的目的，还需要迥然不同的人本理性；这种人本理性对应着另一种思维方式：定性的、判断的、道德优先的、利他的、生动的、个别的。

曾经，在人本主义与我们渐行渐远的历史中，我们可能也注意到，其实新闻所弘扬的，原本应该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合二为一。但是很遗憾，随着媒介技术的渐次发达，我们能看到的却是工具理性的一枝独秀。韦伯（Max Weber）曾经说过，工具理性的滥觞必将带来价值理性的衰弱。诚哉斯言，我们传媒的今天，大约就是一个明证。被技术革命所刷新的“专业主义”，还将加剧人本精神的衰弱。对这一点，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心知肚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于交往理性有自己明确的观念，他强调交往主体间的理解和沟通，我们人类需要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交往，只有这种全景式的交往，才是我们战胜机器时代工具理性的唯一法则。福柯（Michel Foucault）有一段话，也可以作为我们的思考框架，他说：权力并不只是压迫性的，它还要致力于生产。显然，在权力批判方面，他比阐释权力反抗的达伦多夫（Ralf G. Dahrendorf）更为深入。事实上，权力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有鼓励我们为它所奴役、为它生产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今天谈论新闻要从既往的图式中解放出来的原因，因为我们要尽早对这种物化的权力作出根本性的回应。新闻专业主义在当下的困境由四个泛化组成，包括：新闻本身的泛化、传媒边界的泛化、新闻人身份的泛化和新闻效用的泛化。对于新闻人来说，过去清晰的信条多已模糊，过去得到的权利都已失去；对于新闻来说，个人意志开始让位给统计数据，人的自由开始让位给网络秩序的一律，隐私开始被无条件的入侵，伦理开始让位给算法，写作开始让位给程序。面对这一切，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自处？

我的所有意见都在于此：只有重新皈依人本主义的信念，才能回到新闻业的本原；因为，也只有回到我们人的精神本原，人才能成为自我主宰的族群。

《哈钦斯报告》以来，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教义，大致是服务精神、独立、民主、专业话语等。潘忠党和陆晔在十几年前所讨论的《成名的想象》，其焦点是新闻人职业声望和理论教义的对应。反观当下的新闻业，在相当程度上，成名的想象已不再成为可能，传统新闻业的衰落就是一个证明；即使是“专业主义”本身，也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背离。墨尔（W. Moore）将专业化的发展分成几个渐进阶段：工作、职业、正规化的组织、要求教育的组织、倾向服务的组织以及享有独立自治权的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纯粹的新闻专业主义，与其说是社会服务的实践，不如说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多年来，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为各种新闻观念借此博弈的一套话语；而理想的新闻专业主义，本应要兼顾那些有社会信念的知识人的任务，比如为社会权力而奋争，为价值诉求而客观表现，为解放人而实践。这种理想型，才是我们新闻追求的最终目的。一旦理想被现实背叛，一旦技术至上主义使理想不可能时，我们就必须做出严肃的路径选择：要么我们只坚守新闻的专业而放弃“专业主义”，要么我们全面迭代这一职业圭臬。但不论如何选择，新闻业的理念都将面临一次巨大的转型。

我认为，在这一场新闻业的理念转型中，“成名的想象”理应让位于“信念的回归”，这一信念就是新闻的人本主义。

今天，人们对新闻业的焦虑分成两个层面：一是有形层面上，我们看到新闻业的日渐萧条，老新闻人纷纷出走，新闻业的附加值的降低。二是无形层面上，来自内心世界的焦灼，人们对于什么是新闻，什么是好新闻，新闻业向何处去，新闻到底有什么价值，都开始产生了怀疑。所以，老新闻人和传统新闻学最不能够适应的，其实并不是发行量、收视率的溃败，而是整个新闻价值观和新闻运作体系的崩塌。其中，最重要的是，新闻业实现职业独立自主的自我想象，受到技术的压迫、权力的压迫和资本的压迫，在互联网时代还要受到“群体”的压迫，终于日渐变得不可能。那么，在这四重压力之下，反抗的工具是什么？我认为，唯有人本主义才会是保持新闻业的自足性，唯有人本主义才会是新闻理想的唯一的精神庇护，并可能使得新闻业回归“知识分子行业”。

回到新闻与人的本源关系看，新闻学所谈论的人，包括作为报道对象的人、作为记者和把关人的人，以及作为受众与公众的人。事实上，新闻学意义上的人文关怀，是对新闻进程中的人的关怀。

《世界职业记者协会职业伦理规范》指出：“新闻记者的职责就是通过追求真实，提供关于事件和问题的全面公平的叙述，达到启蒙公众的目的。”在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发生事件，才是新闻；并非只有非常言论，才是意见；并非只有变化万端，才是历史。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上，充满了我们这些平凡的人。那些一成不变的历史，或许才更是我们需要报道的历史，因为我们需要正视；那些朴拙平淡的言论，或许才更是我们需要报道的意见，因为我们需要心声；那些波澜不惊的事件，或许才更是我们需要报道的新闻，因为我们需要看见真实和具体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赞同柴静所说的，采访不仅是对事的还原，也是对人的抵达。只有当我们抵达了人，我们才可能真正的抵达新闻。

进一步地，我认为，新闻回归人本主义的路径有三种：一种是新闻人在哲学观念上的自我超越，一种是新闻传播在媒介环境中的抗争演化，还有一种是网络公民在新闻素养和新闻的第五权力的觉醒。在最近二三十年的公民新闻时代，出现了第五权力与第四权力间的斗争、融合和博弈。新闻媒体所代表的所谓第四权力，被看成是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独立力量，其社会职能是“监法”。然后，曾几何时，大众传媒日渐受到权力和资本的收买与控制，对三种权力进行的舆论监督变得不确定，传媒自身的权力运作开始不透明。因此，第五权力开始出现，公民和社会自己介入到媒介运动，甚至自己举办媒体以成为自身的公共领域。如果说，第五权力是公民意识在传媒上的觉醒，在互联网时代的第五权力，则是网络公民意识在网络媒体上的觉醒。

这原本是一个重新发现社会、重新解放个人的时代，也是真正发现人类基本价值的时代。但是，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这种革命和解放，在web2.0之后，开始受到了技术的控制。技术势力对第五权力的反制，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现象上：其一，个人易于泯灭于群体，而群体易于消失于统计数据；其二，传播层级的泛化，导致了“网络平权”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叙事；其三，互联网技术的壁垒不仅没有降低，反而逐步升高，公众与社会顶层之间的数字鸿沟不仅没有填平，而且不断加深，这导致了技术霸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可以尝试左右网络民意。

关于传播层级的泛化，十七年前，我在《弥漫的传播》当中写的比较清楚：在未来，互联网平权只可能是一种想象。互联网传播层级的消失，只是传播形态使得传播的层级变得模糊了，但强与弱、消失与否取决于很多其他的自变量，而不是互联网传播本身。所以，可以把互联网上的层级看成是“薛定谔的猫”，处在方生方死状态。层级有时消失，有时则没消失；有的时候层级还变得更强化了。还有的时候，过去的层级消失、但新的层级又出现了。所以我曾把这个传播现象称为“泛层级”。从两级传播论到多级传播论，到我当时所说的泛层级传播时代，日渐弥漫的的媒介化分布，已经给我们今天的社会建构留下了巨大的悬念，在未来，也势必会给财富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技术霸权本身留下巨大的操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