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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出海”要摒弃贸易式思维 | 第一现场

研发客 · 公众号 · · 2024-11-20 05:00

正文

编者按

一年前，当李自力博士从强生集团杨森制药全球药物研发副总裁一职退休之际，我曾撰文，希望自力博士的Coffee Break不要太长。自力博士的每一步新动向，总是牵动着行业内众多同仁的目光与期待。

李自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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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力博士出任两大全球非营利组织——DIA及美国FDA同仁会的全球董事，并受聘为比利时药品和健康产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特别顾问时，我只是觉得，他对推动药品监管现代化与国际化事业的热情与执着，依旧炽热如初。

直至今年10月24日，在2024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北京论坛的盛大框架下，DIA举办了首届全球药监局长论坛及细胞基因治疗监管论坛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力博士其实已聚焦在目前最为复杂且最具有挑战性的现实议题：地缘政治。

在当前地缘政治挑战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来自中国、比利时、巴西和沙特阿拉伯的药品监管局局长和美国FDA、日本PMDA和中国NMPA负责先进治疗领域的监管高层，在北京共同强调了监管机构之间加强合作，促进全球公共健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本身，意义重大。

自力博士希望充分发挥DIA的全球信誉和影响力，为各国药监提供一个独特的交流平台，减轻地缘政治给生物医药产业带来的不确定性。通过药监机构之间的直接交流和接触，避免误解和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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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别强调，“出海”这个描述，给人一种贸易式的“倾销”感觉，容易引起国际社会不必要的猜疑。中国企业应该以全球战略视角和全球健康视野出发，以解决目标国家或地区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为导向，做好企业发展“最初一公里”的全面战略规划，包括合理的组织架构和人员配备、Fit for purpose的文化建设、以终为始的管线选择等。

自力博士的这一观点获得了众多企业的共鸣，他们认为，“出海”更是与合作伙伴之间一种长远且深入的双向承诺。我希望这篇从监管者、产业界及临床研究者三个维度对大会的报道，能引起大家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

国内制药的出海浪潮同样牵动了国家药监局和药品审评中心的关注。自2015年药政改革以来，特别是通过ICH，国家药监局加大了同各国监管部门沟通与学习，共同推动创新药在中国的引进与输出，让创新药惠及中国和全球患者。

药品监管的新任务

尽管现场有同声传译，但中国食品药品国际交流中心副主任王翔宇博士仍决定用英语来演讲。

面对台下就座的巴西卫生监管局（ANVISA）同行，他回忆起2012年在巴西马瑙斯参加全球药品监管机构首脑峰会，并探索成立国际药品监管机构联盟（ICMRA）的历程。

王翔宇博士

“药品监管合作早已超越了单纯推动国际贸易的目标，更重要是践行全球治理理念，突破传统思维，重新定义创新全球化的意义。”王翔宇说，“为此全球药品监管机构花费了两年多时间，最终构筑起ICMRA这个重要国际合作框架，在药品创新、质量知识管理等战略领域开启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新探索。”随后王翔宇还介绍了NMPA 积极推进全球化的一系列举动，包括全面实施ICH技术指导原则、通过世卫组织疫苗监管体系评估、正式启动加入PIC/S程序等，并深信未来中国的药品监管体系将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认可。

近年来中国药监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在全球临床试验中的活跃程度已超过整体水平，为新药创新的国际合作提供了基础。药审中心也不断加强国际合作，推动了ICH所有指南的翻译、转化和实施落地。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杨志敏教授在报告中提出，药审中心通过监管创新，积极开展国际化进程，希望能帮助企业更好地将创新产品“引进来”和“走出去”。

杨志敏教授

她介绍说，药审中心通过参与国际药品监管规则的制定和审评指导原则的讨论，以及自身技术标准的形成，增强了对国际标准的认同。在推动企业“引进来”方面，药审中心建立了优先审评、突破性疗法等通道，加快了全球创新药在中国的上市速度。同时，通过与企业、科学家和临床专家的早期沟通交流，共同制定科学合理的研发策略，提高了药物研发的成功率和效率。

在帮助企业“走出去”方面，杨志敏说，中国不仅要享受全球各地的医药科技成果，更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智慧，为全世界患者做出贡献。她提到，中国企业和临床研究者已经具备了走向世界的实力，而药审中心将提升自身审评能力和影响力，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提供有力支持。

最后，杨志敏表示，药审中心将继续深化改革，推进全链条创新的机制改革，加强与国际监管部门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她相信，中国将会更好地融入全球药品研发与创新的体系。

在研究者层面，出海和国际化主要体现在他们主导或参与了多少具有影响力的MRCT。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肿瘤科主任陆舜教授总结了中国研究者在MRCT领域30余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从追随者、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角色变化，证明了研究者在新药国际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当前，在肝癌、鼻咽癌等中国常见肿瘤的研究领域，中国已有本土创新药涌现，确立了国际地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只有当中国研究者能够在MRCT中的Steering Committee占据一席之地时，才标志着在国际上真正获得话语权与地位，能提出符合亚洲医疗实践及东方人群特征的试验设计方案。“陆舜教授说。

陆舜教授

陆舜多次参加ACSO、ESMO等国际大会后，深感中国研究者能否在这些平台与国际学者有效交流至关重要。“拥有专业的学术见解是基础，同时要有主动与海外同行交流的意愿，融入国际学术圈以介绍中国的研究成果。这些都是中国学术界和企业走向国际所必备的关键能力。”他说，“为了推动中国的临床研究和企业出海，解决国际化人才短缺的问题非常重要。”

NewCo是否适合CGT

当下最热门的莫过于出海BD交易。据医药魔方统计，2023年中国生物医药公司开展的BD交易量显著增长，全年共发生228起BD交易，总交易额达到了2660.90亿人民币，其中首付款总额高达210.21亿人民币。

这次DIA北京论坛上的焦点话题，是BD交易里新兴的NewCo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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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NewCo模式近期如此受欢迎？这是普华永道思略特大中华区制药和生命科学行业咨询合伙人蔡景愚一直在思考的。“与传统licensing out相比，NewCo模式或能缓解公司开发动力不足、临床试验推进障碍和融资难题。”他表示。

蔡景愚

首先，NewCo确保了“生孩子的人”也能“养孩子”。在传统模式中，产品开发出来后由不同的团队接手，这就像生完孩子后交给别人抚养。这会导致原开发者希望看到产品从初期发展到成熟，但往往无法如愿；而接手的团队，作为“养父母”，可能因产品不是自己的“孩子”而缺乏足够的开发动力。

其次，NewCo减少了专利和技术转移过程中的风险。在移交过程中，很多核心技术难以书面化，这会导致临床试验交接时出现问题。而NewCo模式则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类问题。

此外，相较于传统跨国药业来华“扫货”这种近年来才有的新趋势，NewCo在后期融资阶段可能更加便利。“先把中国资产装入到一个美元基金为大股东的壳里，再呈现给海外各类投资人，这一融资模式在海外已经非常成熟。”蔡景愚表示。

不过，NewCo并非灵丹妙药。比如在CGT领域，NewCo被认为并不适合。关于这一点，在易慕峰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孙敏敏博士主持的CGT圆桌中，嘉宾们展开了讨论。

孙敏敏博士

南京驯鹿医药创始人兼董事长张金华认为，传统药物开发，无论是小分子还是大分子项目，投资人都较为熟悉并擅长掌控。然而，CGT产品因其独特的CMC要求和临床试验的特殊性，使得NewCo模式在CGT领域可能并不完全适用。尽管海外投资人对中国CGT领域热情高涨，但至今尚未见证一个成功的NewCo模式案例。

张金华

“我们仍需探索适合CGT产品出海的其他路径。”张金华说。去年6月，驯鹿生物的BCMA CAR-T产品伊基奥仑赛已在中国获批上市。

原启生物董事长杨焕凤认为，CGT产业发展时间较短，工艺开发与生产过程颇为复杂，CDMO服务尚处于不成熟阶段，专业人才稀缺，这使得尽管CGT领域的NewCo在CGT招募人才时将面临不小的挑战。从这一点来看，暂时不适合在CGT领域产生NewCo。

杨焕凤

原启生物已在美国设立办事处，成功吸引了卡塔尔基金的投资。其靶向GPRC5D的CAR-T细胞疗法OriCAR-017，在获得NMPA批准开展临床试验后，于2024年初获得美国FDA针对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临床试验批准。

孙敏敏博士认为， CGT产品在进行BD交易时，与小分子药物、生物药相比，存在一个不同点、也是让大家格外关心的特点：其生产往往需实现本地化。若欲成立NewCo以推进海外开发业务，关键在于在海外寻找到一家不仅具备CGT研发与生产专业知识，且能理解其独特性的RCDMO合作伙伴。随着美国大选落幕，在特朗普总统所倡导的“让生产制造回归美国”政策理念背景下，在美国找到一个优质的生产合作伙伴，成为了确保CGT产品成功开展BD的关键。

“因此，CGT也可以尝试NewCo模式，但具体做法仍需要探索。”她认为，无论何种交易模式，中国的产品能否符合跨国公司对疾病治疗的需求，是否具有临床价值的数据，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创新细胞疗法开发公司西比曼的业务发展高级副总裁倪东耀博士对孙敏敏的观点表示赞同。

CGT产品尤其是细胞治疗产品的生产过程相当精密。从患者接受处方到临床用药，试验阶段多达十几个步骤；进入商业化阶段后，这一流程更是扩展至20多个步骤，各环节复杂且高度个性化。因此，有一种形象的比喻：每位患者治疗都等同于一个全新的项目。

倪东耀博士

鉴于此，倪东耀指出，原先那种期望以较低初始投资与人力配置，迅速围绕单一产品或项目组建NewCo公司进行开发，并与MNC交易的模式，在细胞治疗领域并不适用。相反，那些拥有核心研发管线、先进平台技术、卓越沟通技巧和广泛行业人脉的CGT生物技术公司，能直接与MNC携手合作，无需额外构建新的NewCo。

目前，西比曼研发的针对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的C-CAR039、针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C-CAR168，已与强生、阿斯利康等巨头达成Licensing-out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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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拓展海外市场的征程中，中国正面临美国的挑战，如《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

虽然该法案仍处于立法程序中，先前也在资本市场掀起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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