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侦探小说，在我们聊过了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领略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与东方快车，探讨了爱伦·坡黑猫与怪诞故事；但在细数了亚洲推理小说的泰斗级人物江户川乱步、松本清张、横沟正史后，我们才恍然发现，这份名单中竟没有一位国人的名字。
待翻阅近代史，程小青、陆澹安、孙了红这些无人问津，但确为中国侦探小说（或作推理小说）开创者的名字才显露无遗。再次聚焦这两年的图书热销榜，东野圭吾的《嫌疑人X的献身》《白夜行》依然独占鳌头，这不免让人发问：
中国为什么没有好的侦探小说？
其实这从“根”上就有迹可循。
1896年英国“侦探小说之父”柯南·道尔的四篇侦探小说就以《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的名字在上海《时务报》刊出，这是国外侦探小说首次在中国登场。而后文艺界掀起了一股“译介侦探小说”的热潮。
究其火热的原因：其一，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和狭义小说在鸦片战争时期，虽有诸如《龙图公案》《三侠五义》这样的经典，但
套路陈旧缺乏新意，逐渐走向衰弱。
其二，
西方侦探小说中对结构情节的创新，以及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结局都颇为满足国人心理的需求。
这种需求，在鸦片战争外来文化“侵入”中国之后进一步扩大。著名理论家阿英在评论那个年代侦探小说盛行之景时说：“如果当时翻译的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以上。”
而后这股风潮直接促成了国内作家对“侦探小说”题材的尝试。程小青就是其中较先“吃螃蟹”的人。他在翻译《福尔摩斯探案集》时，产生创作一部中国特色“福尔摩斯”推理小说的念头。随即在1914年，
程小青便创作了以霍桑为主角的侦探小说《灯光人影》在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发表，颇受读者欢迎，这也奠定了他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第一人的历史地位。
同一时期，陆澹安的《李飞侦探案》，李定夷的《一案五命》《急富党》，胡寄尘的《黄金劫》《血巾案》等多位小说家的集中创作，使
中国20世纪20至30年代被称作“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创作时期
”。
但他们并没走出西方侦探小说的模式。
孙了红先翻译了法国勒卜朗的《侠盗亚森罗频》后，才模仿创作出《侠道鲁平》。程小青笔下的“霍桑”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小说中他们也都有助手，只不过一个叫包朗，另一个叫华生。这种主配角的设置从《福尔摩斯探案》被延续到了《霍桑探案集》。
另外即使是在破案的情节模式上，程小青也有不少的“借鉴”。
西方侦探小说大都采用：“侦探接到报案——听取报案人陈述并勘查现场——相关人员辨析各种线索进行探案——侦探主角识破作案人——处置作案人——侦探追忆如何破案。”这种模式甚至延续到今天很多的国产侦探小说中。
不过除了人设与模式之外，中西方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比如在题材上的体现：西方侦探小说都是写大背景下人与人的复杂关系，而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则多把情节集中在以家庭为中心熟人的交际圈中。
这也直接导致了前者视野宽广，对社会更迭的影响作用深远；而
后者视野狭窄，限于农村、伦理、猎奇滥俗的个人题材。
归结起来，虽然那是个国内侦探小说创作的“黄金年代”，但如文人范烟桥所说：“
中国的侦探小说并不甚盛……多是在外国同类作品的影响笼罩下模拟而作的。
”这句评论其实放在今天也同样适用。
当博尔赫斯将“时间”代入侦探的谜底时，当阿加莎·克里斯蒂已经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作为小说命题时，
我们依然如多数通俗小说和影视剧一样将目光限于伦理俗世的讨论。
在人设、模式以及题材并无新颖之处的情况下，即使时隔多年，我们依然没有侦探小说的大师登场。
还有不少专家将原因推给了观众。
在他们口中，这都是中国已经没有侦探小说的读者群所致。真是如此？从东野圭吾再版的侦探小说《嫌疑人X的献身》蝉联销售冠军我们就能窥探上述言论的合理与否。
延伸到更直观的体现——自2014年国产最佳电影之一，悬疑推理类型片《心迷宫》广受热议好评之后，同类型的陈正道的《催眠大师》、《记忆大师》，曹保平的《烈日灼心》、《追凶者也》，包括近日火遍整个网剧圈的《白夜追凶》，
这类类型片的每次登场，其实往往都能吸金，更能“吸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