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厉以宁谈话，他儒雅、温润的气质常会让人忘了他的年龄。但厉以宁并非出身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粮店店员，母亲没念完小学，17岁就嫁入厉家。
1930年11月22日，厉以宁的母亲在南京生下长子厉以宁，“以”是厉家的排行，“宁”是南京的简称。两年后，厉以宁弟弟出生，父亲开始经商，家境得以改善。
厉以宁4岁时举家迁往上海，住在租界内，6岁入学读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上海的租界，1943年，他随家人迁往湖南沅陵，就读于湖南名校雅礼中学（当时它由长沙迁到了湘西沅陵）。
年少的厉以宁远眺山水，醉心文学，“总是把沈从文的小说当成枕边的读物”，还以“山外山”的笔名写小说，为日后在诗词方面的造诣打下基础。
抗战胜利后，1946年，厉以宁重返南京，进入金陵大学附中，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高中毕业前，全班同学去参观一家化工厂。“如果全国每一座城市都拥有这样阵容齐备的化工企业，国家能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投入到工业建设上，那么，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华夏民族就不会沦落到落后挨打的境地了！”
厉以宁决定走“工业救国”的道路。1948年被保送到金陵大学时，他选择了化学工程系。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厉以宁决定参加国家建设。年底，他回到沅陵参加工作，在一家合作社当会计。此次重返沅陵，他已经把湖南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直到花甲之年，他还填词抒怀：“山城一别几多秋，少年游，梦中留……”
1951年，厉以宁决定参加高考，并委托雅礼中学的同学、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赵辉杰代他报名。赵辉杰觉得厉以宁做过会计，便替他做主，第一志愿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7月，厉以宁在长沙参加高考，8月接到了北大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
他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被命运推上了经济理论的研究道路。
坐了20年冷板凳
1955年，厉以宁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留校。“我认为自己口才不好，愿意从事经济系资料室编译工作。”
没想到，两年后，反右运动开始，陈振汉、罗志如等人由于起草了《关于经济科学繁荣的意见书》，遭到严厉批判，他们的得意门生厉以宁也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一直被扔在资料室坐冷板凳，一坐就是20年。
正是这20年的冷板凳，让厉以宁受益匪浅。
“面对资料室里大量的中外经济学原著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我一头扎了进去，接触各种经济学观点，还翻译了一些经济学原著和论文。”
更难得的是，逆境之中，几位教授继续对厉以宁言传身教。
陈岱孙、赵迺抟（音同乃团）教授教会他“闹中取静”的学习习惯；罗志如教授跟他谈世界经济、谈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研究经济史的周炳琳、陈振汉教授不顾旁人非议，照旧和厉以宁来往，让他帮忙收集和整理资料，暗中栽培他。
20年的动荡中，厉以宁记了大量读书笔记，写了许多无法发表的文章，一小本一小本藏到床铺下。
改革开放后，正是凭借“文革”期间积蓄的这些“家底”，他担起中国经济学界领路人的重任。
曾有人笑言，厉以宁出名太容易了，把过去那些压在床底下的稿子拿出来发表就够了。
一句玩笑，几多辛酸。
这20年的坎坷也让厉以宁的经济观点发生了剧烈变化。
“多次下放，使我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我发现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学的那套东西同现实的距离是那么大。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看来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的模式了。”厉以宁下决心探寻一条社会主义经济的新道路。
1978年，中央停止“上山下乡”，上千万返城知识青年的就业一下子成了大问题。
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会上，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解决就业问题”。
3个月后，他在中央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再提股份制，一些学者赞同这个大胆的想法，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也表示支持，但反对者仍占多数，更有甚者，说厉以宁“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度私有化的陈仓”。
1986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此后又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从此得了个“厉股份”的称号。
质疑声一直伴随左右，但他不卑不亢：“排除那些扣帽子式的所谓‘争论’，正常的学术争论是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
1997年1月，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出炉，39个大行业中，有18个是全行业亏损，股份制改革势在必行。9月，股份制正式写入十五大报告。厉以宁说，这是中央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对传统所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
从此，石油、电力、电信、民航、银行等领域的国有企业纷纷转变成股份制企业。
1992年6月，在上级领导的推荐下，厉以宁担任证券交易法起草组组长，从股份制的倡导者转变成了相关法律草案的起草者。
6年后，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证券法高票获得通过。
此后，厉以宁在民营经济研究上投入了更多精力。
2003年下半年开始，刚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厉以宁牵头成立了一个20多人的调研组，在辽宁、广东、浙江、深圳等省市频频召开座谈会，拜访当地企业家。
一个多月后，调研组汇集了一份长达17页的调研报告，提出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等建议。2004年2月13日，这份报告连同厉以宁的一封信递交到国务院。
2005年2月25日，新华社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金融等行业和领域。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因文件内容共36条，被简称为“非公经济36条”，2005年也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之春”。
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允许”变成了“鼓励”，在市场准入的条件、范围、扶持政策等方面做了更明确、宽松的规定，中国民营经济迎来“第二春”。
2009年11月22日，厉以宁80岁生日那天，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09)揭晓，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以84票赞成获奖。
当厉以宁接过奖杯，会场掌声雷动。
股份制理论从提出到获奖用了近30年，这30年的经济腾飞是对厉以宁最好的致敬。
“我从来不想当官，只想做一个学者。”30余年教书生涯里，厉以宁培养了大批学生，其中不乏各界精英。
在80多岁高龄时，厉以宁还在给本科生上大课，每次听课的学生都会挤满教室。
据一位学生回忆：“厉老师讲课大多数时间不用讲稿，只在卡片上列出提纲。讲课时，他或站，或坐，或走动，脸上挂着轻松的笑容，一双眼睛闪闪发光。他会忽然注视着某个同学，请他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讲完一段后问大家：‘你们看有没有道理？’”
滕飞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2000年至2010年间师从厉以宁。他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有一次跟厉老师到贵州毕节去调研，厉老师婉拒了当地政府安排的参观活动，主动提出：‘我们自己走走看看吧。’他走到哪儿，就直接跟那儿的农民聊天，获得第一手资料。”
滕飞说，厉以宁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也像学者那样观察生活。“厉老师没请保姆，自己做饭，还常去菜市场买菜，老百姓感受到的东西就是厉老师感受到的东西，所以他能真实了解目前经济运行得到底怎么样，非常有质感。”
厉以宁的学生、曾任中国铝业国际贸易公司副总经理的程志强说：“厉老师不仅在治学上是个大家，在治家上也是一个大家。”
厉以宁和夫人两地分居13年，厉以宁既当爹又当妈，着意培养孩子的进取心。他曾说：“如果孩子有能力，我不必留钱给他们，因为他们有能力自己挣；如果孩子没有能力，留钱给他又有什么用呢？”
采访的最后，记者问厉以宁，在经历了战争动乱，也经历了功成名就之后，有什么人生体会能留给年轻人。
他说：“我的一生分三个阶段：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逃难、轰炸；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各种运动，特别是在‘文革’时劳动改造了很多年；1979年以后仍然有些波动，但没有太大影响了。一个人受些磨难是有意义的，能锻炼人。回首过去，无论什么境遇下，我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可以不说话，但不要说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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