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40年纪念。改革开放的40年相比过去30年、20年有哪些特殊的意义，有哪些成功的基本经验，毫无疑问值得深入总结。其基本目的，是对改革本身的规律进行探索，是为了推进接下来的改革。这是历次改革开放纪念活动的共性，也是政治学学者肩负的重要责任。
40年改革开放纪念的特殊性还在于，中国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国际事务上，传统的主导国际事务的大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后撤。与此同时，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治国理政和经济发展模式方面的基本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初现端倪，过去40年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应该说已经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基本成型。因此，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特殊意义就是，要认真总结哪些是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哪些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而加以完善。
这一工作具有非常现实的国际意义。在国际社会，有很多人指责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中国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越来越远、中国是国际贸易不公平的参与者，甚至是盗窃者。因此，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必须认真地梳理过去40年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有哪些基本的经验值得总结，并将其上升到经济学理念的层面，讲清楚这些理念在哪些方面比传统的理念更为合理，更值得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如非洲国家借鉴学习。
德日美发展对经济学创新贡献有限，
总结中国经验意义深远
德国、日本等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没有得到客观总结，美国经济学思想主要传承欧洲，思想层面的创新不多，因此，总结中国经验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经济学学理意义。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和基本的经验中，应该说没有很大争议的，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不断地理顺、创新。高度概括地讲，中国的基本经验就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一直在帮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二者在同向使力。政府努力的方向，总体上讲与市场一致；市场的发展，总体上讲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和培育。
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并不完全属于首创。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意大利、日本这些赶超型经济体在发展最快的时期，都有政府帮助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德国统一后的俾斯麦政府还创立了一系列创新性经济制度，包括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在国际贸易领域，德国、日本等国都采取了相当程度的贸易保护措施，目的是培育本国的产业。很不幸的是，由于这些国家都走向了军国主义道路，以致其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得到客观的总结。
伴随德国经济起飞的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曾极力主张政府帮助市场发展，搞关税保护，但随着德国一战的失败，这一学派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影响力也让位于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所整合推出的新古典学派，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完全占了上风。
而美国的经济起飞历程相当特殊。美国直到一战前夕，仍然是一个极其封闭、靠高关税壁垒保护的经济体。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位国父级别的大思想家，他极力主张美国应该走政府强力干预和扶持新兴工业的道路，美国也应该推行强力的贸易保护。不过，汉密尔顿在政治上最终输给了托马斯·杰斐逊，其宏伟的治国理政愿景最终没有得以实现。但是，汉密尔顿留给美国的最大经济遗产就是他以美国的高关税作后盾，建立了统一的联邦国债市场，为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人至今必须感谢汉密尔顿的远见卓识。
很可惜的是，由于美国早年缺乏经济思想家，再加上美国国内政治主谱系是强调民众自由，尽量减少政府干预，因此，美国早年非常成功的经济实践并没有被上升为经济学思想。至今为止，可以称得上美国本土原生的经济学思想家，无非是凡勃伦以及康芒斯。凡勃伦的贡献是批判，他批判的是美国新兴富贵阶层的炫耀式奢侈消费，而康芒斯则强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但是其理论比较分散，以至于很快被战后科斯、诺斯、威廉姆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所淹没。
总体上说，美国经济的伟大崛起没有给经济学思想领域带来应有的烙印。战后美国的经济学思潮，主要传承的是维也纳学派和英国凯恩斯学派的思想。维也纳学派影响的是芝加哥学派，其代表人物当属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凯恩斯经济学思想传到美国，影响的则是东西两岸的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的阿尔文·汉森教授摇旗呐喊，尔后带出了一大批具有深厚数学功底的经济学家，其代表人物有保罗·萨缪尔森等。总体上讲，美国经济学尽管在战后成为了世界经济学界的主流，但是其思想主要是传承欧洲包括英国的，思想层面的创新其实并不多。
在这个大背景下，今天我们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经验，对于推动世界范围内经济思想的进步具有深远的经济学学理上的意义。那么，过去40年，中国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主要做对了哪些事情呢？我想，在三件大事上，中国的实践是有探索、有心得，非常值得总结的。
第一件大事，就是通过政府的积极运作，快速推动了一大批企业进入市场。
政府扶持企业，
推动新企业入市
过去40年，中国发展的经验之一是政府助力市场，通过积极运作，快速推动企业进入市场。政府此举的动力在于，经济发展不能只靠老企业扩张，而要靠新企业进入，在制度安排上，由于GDP考核的约束，更由于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是企业税，政府必须扶持新企业进入市场，从而打造未来税源，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中国做对的一件大事，政府推动新企业入市，避免苏东式难题
经济发展最基本的经验就是不能靠老企业的扩张，而更多的要靠新企业的进入。回想一下，当年如果没有福特等企业的创立，美国的汽车行业不可能有今天，美国的经济也不可能有今天。上个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两个教授试图研究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发展，并写了一本非常接地气的书，名字就叫《从零开始》（Start All Over），基本观点就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必须鼓励新企业的进入，因为改革旧的企业是极其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的。回头来看，中国的发展恰恰走的就是这一条道路。今天中国发展最活跃的地区，比如深圳，过去是渔村，没有任何的产业；而今天发展相对困难的地区，包括东北，是老企业林立的地方，几轮的改革下来还没有完全成功。再比如，江苏、浙江一带新企业踊跃创立，才带来了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那么，中国是怎样鼓励一大批企业迅速地进入市场，从而避免了苏联、东欧式困难呢？有人讲是完全放开市场，由企业家寻找资源，自我发展。从理论上讲，这个说法非常有吸引力，那就是一切放开，一切自由，企业就会蓬勃地发展。但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并非如此。
中国企业进入市场，绝大部分是企业家自己开球，踢出第一脚，而不是政府搞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但很多企业都得到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某种方式的帮助扶持。当然，政府的许多条条框框也限制了企业的进入，这些条条框框是改革的对象。几乎所有成功的企业都是寻找到了政府的直接支持，甚至是资金的支持，打破条条框框，最后成功的。
看看几个具体的例子。百度、搜狐等互联网企业在创办初期，当然是困难重重，各种各样的政府限制都有，但是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也给了它们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包括税收减免、办公用地补贴、人才引进等等。这类情况在传统的制造企业身上可能更加明显。
上世纪90年代初，江苏江阴有一个小型的农机修理厂，总经理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上海大众汽车需要配套零部件，他当机立断，登门拜访。上海大众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要求他必须用进口的注塑机和模具生产。当地政府竭力支持，动用了政府的外汇额度，帮助这家企业进口了相关设备，令其得以迅速投产，获得了极高的早期投资回报率。如今这家企业已经成为给宝马、奔驰等主机厂配套生产零部件的知名上市公司。
再举个例子，某沿海城市近年来推出了院士创业港项目，拿出十几亿元财政资金吸引院士来该地创业。我问他们为什么愿意拿出真金白银，当地的政府人士告诉我，这项开支很值，因为他们所吸引的都是精心挑选过、具有一定产业潜质的院士，众多创新企业中只要成功一两个，其未来所创造的税收就一定能够远远超过政府给予的补贴。
地方扶持企业，动力在于税源来自企业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政府机构，尤其是地方政府，会有意识地帮助企业家克服各种障碍，成功创业呢？这当然有政治上的因素，因为各个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中都有GDP。唯GDP论英雄肯定是有偏差的，但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也是有必要的。去年笔者参加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经济论坛时，应邀参加了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召开的座谈会，我对他的建议是，要尽快编制和公布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指标，包括GDP，通过经济指标的竞赛，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
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积极扶持企业进入创业和市场领域的另一个动力是财政税收。许多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很会算经济账。他们的财政税收主要来自于企业，而不是消费者和居民。也就是说，房产税、个人所得税不是各地区的主要税收来源，其主要税收来自企业，所以，扶持新企业进入，是创造未来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方式。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经验总结。
具体说来，对企业征税，比对个人征税更能够让地方政府与经济发展的主体紧密地结合。如果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是企业税，它一定会扶持未来的成功者，前提是地方官员有一定的长远眼光而非贪图眼前的物质利益。他们甚至会在短期内出台一些补贴政策，打造未来税源。而如果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是个人所得税、消费税或者房产税的话，那么，地方政府主要的动力就是希望本地有更多的纳税人居住、帮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提升本地房价。而影响本地居民人口、居民收入水平、房价水平的因素太多太多，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就像上面所分析的，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最直接的动力就是新企业的进入，地方经济要发展，必须有大量新企业快速进入，地方政府必须要对此予以支持。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地方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必须是企业，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具体经验。
政府强力出手宏观调控，
加快市场出清
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过去40年间，面对多轮经济波动，中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进行干预。除了4万亿为代表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最值得总结的调控办法是主动管理，通过行政手段消灭过剩产能，限制新进投资，加快产能出清，缩短调整周期，从而避免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由于行政干预比较生硬，可以采取政府与企业及早协商、订立企业“生前遗嘱”的方式，议定产能过剩时政府将以何种形式干预退出，这可以列入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总结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需要把握一个关键的地方，那就是既要指出过去40年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机制问题，分析仍然需要改革的地方；也要客观分析过去40年中国在努力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与许多发达经济体有所不同，属于中国自己的实践心得，应该总结提高到理论层面。如果说积极帮助企业进入市场，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经验，那么改革开放40年第二个经济学方面可以总结的经验，就是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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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宏观调控，应对经济波动
只要是市场经济，就会有经济波动，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那段时期，市场波动的幅度和频率非常惊人。最近我梳理历史资料发现，当时平均每7到8年就有一次周期性的阵痛。特别有意思的是，几乎每一次宏观经济的巨幅波动都是金融危机带来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写作了《资本论》，得出了早期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持续的基本结论。也是因为这种巨大的经济波动，才催生了凯恩斯的《通论》，让他得出了政府必须干预经济的结论。而他认为，政府干预的主要手段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他看来，货币政策上，政府通过扩大货币发行，最终将使得利率走低为零，而且零利率是利率的下线，但即便是零利率，企业家也不愿意借钱投资，这其实预言了日本在很长时期内所处的困境。
当然，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没能看到今天中国经济的实践，中国过去40年以自己的方式交上了如何应对市场经济波动的答卷。中国经济过去40年以来，也经历了好几轮重大的波动。在经济波动过程中，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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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一：积极财政政策，稳定军心，4万亿总体值得肯定
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非中国原创，其他的国家也实行过，但中国与其他国家略有不同的是政府控制项目审批和立项的权力。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底到2011年所实行的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对于4万亿，学术界的观点比较分歧，大部分的学者认为4万亿不太合时宜，带来了一系列的副作用。我始终认为，4万亿计划总体上讲是对的，因为要把这一决策放到当时的情形下来评判才合理。
在2008年底的大形势下，没有人能够完全判断清楚国际金融危机将以什么形式、以多大的破坏力影响中国经济。4万亿计划分两年实行，每年的财政扩张力度约为GDP的7.5%，与金融危机前外贸顺差基本相当，初衷是应对国际贸易全军覆没的最坏可能，客观上讲起到了稳定军心，包括国际市场军心的作用。那几年，我参加了许多国际会议，包括达沃斯论坛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尔街等方面组织的会议，国际社会的反应非常积极，许多企业家、学者叹息自己的国家也应该如此但是做不到。如果说存在缺憾的话，那就是4万亿退出的时机晚了一点，到2009年末，国内外经济已经出现了V型反弹，这时候4万亿的政策就应该及时退出了，更不应该通过银行扩大化了。
我一直认为，与4万亿的推出是否合理相比，更大的缺憾是当时决策者过于保守，没有利用好国际金融危机的大好时机，在国际金融界进行一些有前瞻性的长远战略布局，如果那个时候中国能够入股一些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那么今天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态势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也会更加积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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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二：主动干预，消灭过剩产能，控制产能扩张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宏观调控最主要的任务是应对产能过快扩张、投资的过快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恶果。在这方面，中国的经济实践是最独特的，也最值得总结。当投资、产能扩张过快的时候，一般来讲，市场会出现产能过剩，产品价格会下降，通货紧缩会出现，失业率会上升。这种情况下，传统市场经济国家要不然会采取财政扩张的措施，人为地扩大内需来稳定市场；要不然袖手旁观，等待那些前期过多过早投资的机构或个人寻求破产保护，完成市场出清。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许多国家决策和执行财政刺激政策往往太慢，等经济周期过了以后，它才发力，另外，财政扩张政策用多了以后，往往会挤出一些私人的投资。而袖手旁观，等待市场出清，过程又来得太慢，导致市场陷入长期的非常痛苦的低靡。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特别值得总结。
从上个世纪末到2003年，以及最近几年，每一轮产能过剩的时候，中央政府采取的措施都是主动求变，强力要求相关产业消灭过剩产能。上个世纪末，主管经济工作的朱镕基总理直接下达命令，要求纺织、机电等行业消灭产能，最有名的是纺织行业的压锭限产。
2003年，当基础产业扩张过快的时候，政府明令不许新的企业投资，因此导致了铁本事件这样令人惋惜的案例，那就是政府直接出手，不允许私人投资者进入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尽管私人投资者反复声称责任自负。而最近一轮的去产能中，政府更是直接要求钢铁、煤炭、电解铝等行业强制性地退出产能。这些政策客观上加快了产能的调整，缩短了经济调整的周期。
为什么这些调控政策比自由市场经济的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呢？其原因正如马克思和凯恩斯所分析的，投资者并非完全理性，有凯恩斯所称的动物精神。即便是理性的投资者，出于理性考虑，也愿意拖延，等待最后的结果。当产能过剩出现的时候，投资者往往会守株待兔，保守地等待，他们相信市场未来会好转，有时也过分乐观地认为自己的企业比别人的企业效率更高，愿意死扛。而这种单个企业愿意死扛的行为，叠加起来，在宏观上具有放大效应，这就导致了市场最后出清时间的拖延，拉长了宏观经济周期，从而造成宏观经济层面的低效率。
从另一个角度来总结这个经验就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政府在积极地干预宏观经济，尤其是当宏观经济出现过分扩张、产能过剩的时候，政府会直接采取行政手段，消灭过剩产能。这种政策在很多人看来是违反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市场经济本身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经验，不仅适用于发展中的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然，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办法也是可以改进的。具体说来，可以在企业进入一些产业的时候，就设定一些前置条件，好比设立“生前遗嘱”，政府和企业通过协商讲清楚，如果出现了产能过剩，政府将以什么形式干预退出。这种事前预嘱的方式，既可以适当地减少企业过分进入的问题，也能够减少事后处置产能过剩的痛苦，更可以让企业拿出一定的投资资金作为保证金，用于安置企业退出之后失业的工人，这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有管理的开放
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开放不等于毫无管理的完全开放，市场经济也不等于完全开放，美国、德国、日本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都实行了严格的贸易保护措施。中国也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有管理、渐进式的对外开放之路，通过对跨境资本流动、关税、重点行业的控制权和股权实施渐进式放松，使得各行各业在开放中学习，一步步具备了国际竞争力。当前，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要求自己进一步打开贸易和投资大门，但这必须在国际上通过多边协商来解决，美国采取单边措施对中国的国际贸易施加惩罚性关税，在学理上站不住脚，也违反国际经济治理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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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遍数全球实现了经济起飞或者是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没有一个是在封闭的条件下取得成功的。经济要发展，开放是必由之路。这其中的原因，其实非常之简单。那就是，对外开放强迫一个经济体中的各类主体不断地通过学习改进效率，同时，相关的政府部门也必须赶上国际标准，提高服务质量。开放本身就是一个被迫学习的过程。一个经济体对谁开放，就相当于要向跟谁学习，好比一个想提高学习成绩的学生，必须和好同学在一起上课、做作业、考试，互相讨论，共同切磋，共同提高。
这也好比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必须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国际比赛。中国毫无疑问是经济开放的受益者。大量的企业从开放中学到了先进的技术，提高了管理的水平，几乎所有重要的商业模式也是在开放中学到的。比如说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办法，股市的交易规则，绝大多数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都是如此。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还必须继续开放，这一点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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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管理的开放蕴含着巨大的风险
如果说开放是一个逼迫中国经济的主体参与国际竞争、与优秀选手竞争的过程，那么，参加什么样的比赛，和什么样的选手比赛，这一点需要精心管理。没有管理的、简单的、一步到位式的开放，蕴含着重大的风险。这至少表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个重大风险就是在实体经济和金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这往往会导致颠覆性的风险。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这样形容资本账户过早开放的风险：跨境资本流动对一个脆弱的经济体是重大考验，该经济体的弱点都会在资金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被放大，即使一点点宏观经济的弱点，也将受到国际资本市场狂暴的惩罚（draconian punishment）。在这一点上，他说得非常准，设想一下,假如中国的资本账户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完全放开，那么每一轮唱空中国经济的国际大合唱，都一定会带来汹涌的做空中国股市、债市、银行的波涛，一定会带来狂暴的资金外流，一定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远远放大了实体经济的问题，世界上很少有新兴经济体能够经得起这种狂暴的惩罚。简单开放的另一大风险在于实体经济丧失了逐步学习提高的机会。
假如改革伊始，我们对实体经济没有任何的保护，一夜之间完全放开关税、外资股比等等限制，国外的产品可以自由进入中国，国外的企业可以在中国畅通无阻地设立子公司，那后果是什么呢？这就好比，让我们的少年篮球队和国际上最高水平的职业篮球运动员同场比赛。比赛的结果没有任何的悬念，国内的球员在这种被碾压横扫的比赛中，是不可能提高运动技能，也不可能学到比赛经验的。对于企业而言，也完全是同样的结果。
事实上，很多经济体，比如中东欧国家，由于完全开放，制造业基本上被总部设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控制。在这个问题上，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在这一点上，他是少数派）曾经有不少论述。他说，一个新兴经济体，过早地参与完全的国际竞争是对自己非常不利的，甚至于是自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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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管理的开放：来自中国的经验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走出了一条有管理的、渐进式的对外开放之路。这种有管理的开放，重点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于跨境资本流动，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实施逐步、渐进式的放松。跨境资本流动，对于初始非常弱小的中国金融界和脆弱的宏观经济，能带来毁灭性打击，对这一点，中国经济的决策者始终头脑非常清醒。已故的斯坦福大学教授、经济学家麦金农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精彩的论述。他的观点是，由于中国实行了跨境资本的有效管制，同时，中国政府对于金融行业逐步放开准入，因此在很长时间之内，中国金融业呈现出微弱的金融压抑，这就是说，储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率差，是政府刻意保持的，通过这种方式，政府从金融行业赢得了大量利润，从而弥补了由于政府放开企业进入所带来的国有企业利润和税收的下降，补贴了政府公共财政的不足，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最大的秘密。
第二个办法就是在关税问题上渐进式的放松。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的关税比例是比较高的，很多产品的关税往往达到50%以上。这种比较高的关税，短期内保护了相关的本土企业。但是，在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关税是逐步下降的，时至今日，中国的加权平均关税已经降到了个位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逐步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在开放中一步步摸索和学习，逐步提高竞争力。
第三，在一些重点行业，中国政府逐步地放开控制权和股权的限制。比如说证券行业，到最近为止，仍然有外资50%最高股权的限制，商业银行是20%的股权限制；再比如说汽车制造业，是50%的股比限制。通过这种限制，国内的投资者能够在和国外投资者共同经营的过程中，学习到管理的经验和生产的技术。时至今日，中国金融机构的管理能力与十几年前相比大幅度提升，国外独资的金融机构已经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了。而部分中国汽车行业的投资者已经逐步掌握了核心技术和管理能力，包括吉利、广汽、长城等汽车厂商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学习，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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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进开放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下一步的任务
中国的各行各业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尤其是加入WTO之后15年以来的不断考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国际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的开放是促进这些企业继续提升竞争力、提升效率，促进它们对标国际上最优秀企业的唯一途径。当然，这也是中国对外的承诺。
所以，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逐步在实体经济领域完全对外放开，资本账户也应该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容量的变大和监管能力的加强以及金融机构稳定程度的上升，而进一步地放宽。这一个过程，不仅是国际上对中国的期望，更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既不能用今天需要进一步的开放，否定过去有管理开放的合理性，也不能用过去有管理的开放的实践，来证明今天不开放的合理，而应该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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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的实践上升为理论
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在国际贸易、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是不公平的。他们看来，中国政府对自己的企业保护过多，关税过高，股比限制过多，构成了不公平竞争。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依据301调查结果所签署的针对中国国际贸易的备忘录，背后的理论就是中国政府的做法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原则。
对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在国际上给出明确的经济学学理层面的回答，要论证，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了，但市场经济不等于要完全地开放。事实上，美国、德国、日本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都实行了非常严格的贸易保护措施。美国直到一战前都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德国的经济发展也建立在对本国企业和市场严格保护之上，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迅猛发展阶段也是如此。即使是今天的美国企业，也受到政府不断的保护和补贴。
金融危机爆发之时，通用汽车直接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注资，华尔街大量的金融机构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注资，而美联储更是通过货币政策的操纵，人为地压低了利率和汇率，这些都是美国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更不用说，人数高达近十万人的美国农业部，不断地通过各种各样的免费服务，如天气预报，给美国的农业和农民提供补贴。
中国这种有管理的、渐进式开放之路，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中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争端，必须在WTO的多边框架下解决。中国也一定会进一步打开自己的贸易大门和投资大门，但必须通过多边协商来解决，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应该采取单边的措施对中国的国际贸易施加惩罚性的关税。这在学理上站不住脚，也违反当前国际经济治理的基本原则。
总之，有管理的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伟大实践的一个重要经验，必须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在国际上推广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