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a Woolf）向自己承诺，如果她的小说《奥兰多》能挣到钱，她将为自己创造一间房间。《奥兰多》比她之前所有书的销量都要好，在出版后的半年内就卖出了八千多册。于是，1928年的冬天，她和建筑师乔治·肯尼迪（George Kennedy）在修士之屋（Monk’s House）的阁楼上设计起了她工作室的草图。
修士之屋坐落在英国萨塞克斯偏远的罗德梅尔村（Rodmell）。虽然距伦敦仅47英里，可即使在今天，抵达那里仍然得费一番功夫。从伦敦市中心的帕丁顿火车站出发，乘坐火车一路向南，一个半小时后，我在一片田野间下车了。沿着乡村小道跨过乌斯河，遥望着油菜花田和蒲苇，继续徒步20分钟才抵达罗德梅尔。一个世纪前，弗吉尼亚往返伦敦，走的也是这条路。
1919年，弗吉尼亚和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买下了修士之屋。在之前的九年里，弗吉尼亚已经在这片地区搬过几次家了。从年少起，她就时有精神崩溃的情况发生。1910年的一次崩溃发作后，她越来越被萨塞克斯的自然和宁静所吸引，想要在那里更长久地待下去。那时，她曾沮丧地给姐姐瓦妮莎·贝尔（Vanessa Bell）写信：“我没法写作，所有的魔鬼都来了——毛茸茸的黑色魔鬼。29岁了，还没有结婚——一个失败者——没有孩子——还神经失常，也没能成为一个作家。”
1912年，弗吉尼亚与伦纳德结婚。修士之屋一开始并没有被伍尔夫夫妇相中。这是一栋狭长的房子，房间都太小，也没有浴缸，或者热水，或者像样的厨房。但是后院的丘陵开满了鲜花，还有许许多多的果树，这让弗吉尼亚十分着迷。而且自从他们搬进这栋房子以后，或许是饱受战争和精神疾病的双重折磨，她觉得远离伦敦的生活不被打扰，更自在。也正是在这里，她全然投入到关于现代生活和女性主义的思考与写作中。
▲伍尔夫夫妇和瓦妮莎一家经常在后院玩滚球
几乎是走到村庄的尽头，便能遇到修士之屋那不起眼的矮栅栏。绕到房子的前院，走下台阶，来到客厅，这里就像弗吉尼亚的侄女安洁丽卡·格兰特（Angelica Grant）形容的那样，“一脚踏进了一艘船里似的。”在阴天的下午，低矮的客厅亮了一盏落地灯，光线昏沉。不过，墙壁的薄荷绿色显得空间有种明亮的流动性，使人仿佛置身水底。这是弗吉尼亚引以为傲的杰作，她几乎承包了屋里的粉刷活计。姐姐瓦妮莎和画家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则负责用画笔装扮房间。在一楼随处走动，会发现壁炉、各种椅子和罐子上都绘有丰富的颜色和活泼的线条。弗吉尼亚曾评价瓦妮莎的艺术有种“不可侵犯的沉静”（inviolable reticence），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了修士之屋的装饰上。客厅和餐厅走廊的墙上都挂着许多瓦妮莎的画作，其中一张是为弗吉尼亚画的肖像。画中的弗吉尼亚30岁，坐在一本摊开的书面前，神情看起来温柔而忧郁，整幅画的色彩也很柔和。总的来说，房屋里现代主义的基调使人很难一下子想起，其实弗吉尼亚出生于古典的维多利亚时代。
▲被刷成薄荷绿色的客厅
“我们这一代人与之前的几代人明显地断开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作家们从来没有像这样如此专注于描写将他们与过去割裂的变化，而非他们与过去的联系。”1927年，弗吉尼亚在散文《如何打动一个当代人》（How It Strike a Contemporary）里写道。这种理念也贯穿了她的日常和住所。
▲瓦妮莎为弗吉尼亚所作的画像，那一年弗吉尼亚30岁
在修士之屋度过的20年里，弗吉尼亚都对扩建和翻新住所有着持续的热情，这种热情也给了她很大的写作动力。1929年，她出版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书中谈论了她对女性独立和女性权利的看法。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是：“女人想要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得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钱呢，要年入五百磅，房间呢，还要能上锁。”
或许每个经历过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都会赞同，想要有钱并且有属于自己的房间，是一件多么困难甚至罕见的事。弗吉尼亚出生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尾声，作为中上阶层的女儿，她从小能够像男性一样接受全面教育，但上的是家教。成年后，她可以去工作，但职业选择一般只有家庭教师，收入微薄。
弗吉尼亚对拥有一间独立房间的渴望可以追溯到她出生时。22岁前，她一直住在伦敦海德公园门22号。尽管很多同代人回忆称，这栋联排别墅内有着和谐的深蓝色装修风格，但在弗吉尼亚和瓦妮莎的印象中，那里压抑又沉闷，堆满了陈旧的家具，最主要的是充满了各种繁琐的陈规旧俗。比如每天必须喝下午茶，晚餐需要正装出席。当然，在这间最多时容纳了八个孩子的建筑里，也没有可以独处的地方。弗吉尼亚曾明确表示，海德公园的一切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生活方式，这些阴郁的回忆也被她多次写进《到灯塔去》《岁月》等小说里。
▲弗吉尼亚的卧室
1904年，弗吉尼亚姐妹俩在双亲陆续去世后搬到了戈登广场46号。她们选择了同阶层家庭很少会考虑的布鲁姆斯伯里地区。不同于肯辛顿富人区，这里汇集了各阶层和人种的居民，也总是能第一时间体验到伦敦新鲜的事物。这是她们与过去完全决裂的开端。“没有人住在布鲁姆斯伯里，这是那里吸引人的原因之一。即使有可能很容易就认识的熟人，那也是我们的长辈。”1951年，瓦妮莎回忆道。她们可以选择喝咖啡而不是喝茶，可以吃饭时不用餐巾。当弗吉尼亚为《卫报》撰写文学评论时，她能坐在自己顶楼的卧室里。
这些生活细节上的解放使得弗吉尼亚欣喜不已。此外，在那段一战前的和平时期，英国的文学和艺术的现代运动也正在悄然兴起。投身现代绘画的瓦妮莎建立了“星期五俱乐部”，戈登广场46号的沙龙总是能吸引福斯特（E·M·福斯特）和罗杰·弗莱（Roger Fry）等作家、学者和艺术家。这些人不仅讨论文学和艺术，还有如何建立新的生活秩序。他们决心摆脱维多利亚社会的标准，用开放、自由的方式来关心室内生活和人际关系。有关这种波西米亚精神，弗吉尼亚之后写道，“毫无疑问，我们几乎将生活完全过成了另一个样。我们的父辈只会对这种生活不以为然……但我们其实掌握了生活的艺术，并且觉得它非常迷人。”
1924年，弗吉尼亚登上了《时尚》（Vogue）杂志的名人堂提名榜，并为此拍摄了一组照片。她身穿母亲茱莉亚的裙子，侧着脸，出神地望向远处。这件裙子是上个世纪流行的款式，领口镶有白色蕾丝边，裙摆堆起层层褶皱。弗吉尼亚仿佛透过自己的姿态在说，她远离了维多利亚时代，正兴致勃勃地面向未来。在关于她的介绍里，杂志提到，这是“一位有着散文风格的出版商”，“在有些知名批评家看来，她是年轻一代最有才华的小说家。她与丈夫一同经营着霍加斯出版社。”
此时，弗吉尼亚已经有两部自己的小说出版，她和伦纳德的出版事业也步入了正轨。他们曾为印刷的第一本书25磅都没挣到而苦恼，也曾在一战空袭时躲在霍加斯宅厨房的桌子下面。弗吉尼亚曾在抑郁和躁狂之间摇摆，经常不认识伦纳德，现在也康复了。一切总算好转起来。
伍尔夫夫妇有时待在伦敦城中心塔维斯托克广场52号，即霍加斯出版社的办公室。在那里，弗吉尼亚通常会坐在一把旧扶椅上修改她的书籍。当他们回到修士之屋时，她会早上写作，下午校对或散步，晚上阅读。有别于简·奥斯汀，甚至一些同辈女作家，她不写与父母辈有关的过去，更加坚定地仅专心书写眼前的这个时代。
接下来的这一年，修士之屋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弗吉尼亚在日记里写，她要挣到300磅，改善房屋状况。很快，《达维洛夫人》和《普通读者》带来的收入使得整个屋子通了热水，厨房后面也安装了一个小淋浴间。T·S·艾略特（T.S. Eliot）等作家因此得以在这里畅聊、过夜。弗吉尼亚开始在清晨沐浴时大声朗读她前天晚上想到的片段——如今，这片两平米的淋浴区仍被保留着。
更令人振奋的是，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出版后，弗吉尼亚最终拥有了两间自己的房间。一间是位于后院的工作室，一间是在主建筑旁边扩建的卧室。
“我在自己空气清新的房间里入睡。清晨，如果我没有拉上窗帘，那照在苹果树和芦笋上的阳光便会唤醒我。”她写道。她的卧室非常简单，只有一张单人床、一把扶椅、一张可以摆放茶杯和早饭的床头桌。早上，她会在床上写作一会儿，或者如果心情不好就一直待在屋内。
▲弗吉尼亚的工作室
从她的卧室可以直接走进花园。走过玉兰树、无花果树和茂盛的郁金香，便会来到紧挨着圣彼得教堂的工作室。房间的正中央是一张宽大的木桌，桌子后面摆着一台打字机。从她的书桌向窗外看去，外面是两棵高得醒目的榆树、伦纳德挖建的小鱼塘，还有绿茵茵的广袤丘陵。
工作之余，弗吉尼亚经常步行或者骑车六英里去拜访查尔斯顿（Charleston），也就是瓦妮莎的房子。查尔斯顿的每个角落都被瓦妮莎和邓肯涂满了不同颜色，室内也经常一片混乱，没有完成的艺术品到处乱扔，与修士之屋的肃静气氛截然不同。
深受姐姐和邓肯的影响，弗吉尼亚越来越被放松和自由吸引。也因伦敦不利于她的精神状况，四十多岁起，她开始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修士之屋。她喜欢围在壁炉边读书，要么外出做自然笔记。她喜欢上了动手创造，比如烹饪，甚至还给自己做了一张写字板。
▲弗吉尼亚的工作室外景
战争又来了。在伦敦，四处在挖壕沟，空袭非常频繁。1940年，塔维斯托克广场52号和瓦妮莎的画室都被彻底炸毁。伍尔夫夫妇将出版社的物品转移到了修士之屋，不再到伦敦去。
然而，修士之屋的日子也变得很不安宁。轰炸机总是从他们头顶低飞过去。有一天，炸弹落在了房屋附近，发出巨响。还有一次，乌斯河的河堤被炸毁了。弗吉尼亚记录道，“德国人已经侵占了我傍晚的散步。”
这是她第二次经历战争，她觉得自己还可以专注于个人生活的意义。她去参加村里的消防演习，并仍每天去工作室写小说《幕间》。同时，她还想写关于女性与和平的文章，以及仆人梅布尔和她在伦敦的地下生活。“拉上帘幕，我发现自己可以活在当下这一时刻，这很好，为什么要浪费一刻钟去懊悔、嫉妒或忧虑呢？”她在给作曲家埃塞尔·史密斯（Ethel Smyth）的信中写道。
但等待她的却是人生中最严重的抑郁低谷。1941年3月28日上午，她给伦纳德和瓦妮莎分别留下遗书，在外套口袋里装了一块大石头，然后走向了乌斯河。
当我离开修士之屋时，我决定沿着弗吉尼亚生前经常散步的路线重返车站。天空依旧阴沉，还下起了小雨。我遇到了罗德梅尔村出门遛狗的一对夫妇。脚下的路变得十分泥泞。我们在黄色的蒲苇之间穿行，远远地能望到牧场上还没去避雨的羊群。
“很多人都从伦敦过来看伍尔夫故居。在我们村，关于伍尔夫的议论一直纷争不断。有人说她是糟糕的女性，有人说她是伟大的女性，你觉得呢？”这对夫妇当中的老妇人问我。
我没有回答她，而是与她一同沿着蜿蜒的乌斯河继续往前走。
▲弗吉尼亚当年时常沿着乌斯河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