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问你，什么是女人？你会怎么回答呢？她们是人类的母亲，也是人类的妻子和女儿？是的，她们的确是，而且一直是。
然而，你知道吗，“女性”这个概念却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在此之前，女人只是一种“相对的存在”。古人说，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也就是说，离开了男人这种参照物，也就无所谓“女人”了。
这是女性几千年来曾实实在在经历的。悲哀吗？是的，然而，比悲哀更令人伤怀的是“不知道自己是悲哀的”。
正如三毛所说：“
一个不欣赏自己的人，是很难快乐的。
”
结婚，对人生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改变，对女人尤其如此。因而，很多女性都在婚后遇到了很大困扰。
Susan是一位去年刚刚结婚的年轻女性，夫妻俩老家都在外地。今年他们正在准备怀孕。她找到我，是因为陷入了巨大了困惑，“好像突然之间就不知道该如何生活才对了”。
她说，自从准备怀孕，丈夫就开始张罗让老家的父母过来了，说法自然是照顾孕妇和看孩子。而Susan难过的是，好像他并没有跟自己商量，就理所当然觉得应该是他父母过来。但她自然更希望自己的父母过来。无论如何都更方便些。沟通后，丈夫反馈说，你父母要来当然也是可以的，但自己已经跟父母说好了，老家也都安顿完了，老两口盼孙子盼得眼巴巴的，是肯定要过来的。
而就是这句话，让Susan陷入了巨大的困惑，为此两人已经冷战一段时间了。她说，我想不通，什么叫做“我父母要来当然也是可以的”，好像得他批准，还是他给了我们多大的面子甚至恩典似的，可这也是我的家呀！难道我自己没有做主的权利吗？
而且我父母还劝我说，那毕竟是人家的孙子孙女，先过去也好。我就更难受了。我想问问你，从家庭治疗的角度来说，女人结了婚，到底该把什么放在前面，真的是他的父母更重要吗？
从家庭治疗的角度来说，当然并非如此。
首先，夫妻双方都是独立的人，在权利上并无差别。然后，这两个人自愿各自脱离原生家庭，然后组成了一个新的核心家庭。
所以对于一个成家了的人来说，第一位关系理所当然是夫妻关系，因为这是核心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离开这个关系是无所谓新家庭的。
而在此基础上，如果有孩子，才是夫妻双方与孩子的关系，显然这是因为有夫妻才有子女。而夫妻俩各自与自己父母的关系，就只能排在第三位了。因为，这已经在新的核心家庭之外了。而再延伸到其他关系，比如妻子与公婆的关系，和丈夫与岳父母的关系，自然都只能再靠后排序了。按理说，这不难理解，也是符合自然人伦的事情。
然而，是什么造成了Susan自己也会有这样的困惑呢？这就与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传统分不开了。
比如，前些天，微博还在热议的一个问题是
“结了婚的女儿，该不该在自己原来的家里拥有保有一张床的权利”。
也许看到这个话题，你会忍不住看看日历，今年到底是2017年，还是1017年，然而这就是社会现实。
当我们作为女人，连结了婚再回家还能否被允许有一张床都不能确定的时候，无疑在社会文化传统默认的体系里，我们拥有的权利是少得可怜的。
正如女性主义作家艾丽斯.沃克所说，
放弃手中的权利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以为自己没有权利。
当我们自己都很怀疑自己是否应该拥有，还需要在微博里探讨一下争论一番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已经部分地被传统洗脑放弃自己应有的权利了。
然而，这却不仅是女人自己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波伏娃在《第二性》里说，
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里或者闺房内，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叹她不会飞翔。但愿人们给她开放未来，她再也不会被迫待在目前。
但愿。
日剧《东京女子图鉴》
女人，就这样被一条看不见的绳索捆绑着。
如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一样，那捆绑已经深入到了集体意识深处，流淌在一代又一代女性的血液中。最后即便看似绳索松开了，我们却可能自己回去，就如同脖子上的那条链子还在一样，哪怕在这个我们已经号称自己解放了的时代。
简·方达无疑是位出色的女性，甚至有专业影评人将其称为自1910年以来，美国最好的两位女演员之一。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成就杰出的女性，却从小都生活在男人的阴影下，从小是父亲和弟弟。之后成年的她，四次结婚，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在结婚离婚之间疲于奔命。每一次，她都拼尽全力，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女孩也同样常见。
在人们看来，似乎她们放荡不羁，感情淡漠，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几乎无法容忍空窗期。然而，对她们来说，人生却常常并非如此。她们常常也是被男性集权主义裹挟的。
在她们的内心，跟简·方达一样，她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她们的潜意识深处，离开了男人，她们不知道如何定位自己。
因而，只要有男人伸出橄榄枝，表示愿意给她们一个“家”，哪怕是暂时的，哪怕理智上明知道那个男人那段关系很糟糕，她们也会趋之若鹜。
因为，从属于某个男人或者说某段关系，会让她们感觉安全。否则，那感觉就像是在裸奔一样，让她们无所适从。
简·方达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在自传《我目前的生活》中写到：我一向在意男人怎么看待我......一旦我需要谁的爱与关注，那么他让我变成什么样，我就变成什么样，直到无懈可击。
这是一种痛定思痛后的“自我手术”，64岁的她终于走出来缠绕自己一辈子的男人的眼光，她说，
再也不想讨好男人了，我的人生要重新开始。
而重新开始，是永不嫌晚的，不是吗？
电影《傲慢与偏见》
所以，流浪的女人啊，也许真的是时候安定下来了。
父母给了我们最初的家，我们又跟男人一起建立了一个属于“我们”的家。
然而，我们作为女人，我们自己的心里的那个家在哪里呢？
被称为美国女权主义的阿凡达的斯坦尼姆曾在《内部革命》一书中专门探讨，
人该怎样发现自己的问题，答案是，
并非要通过别人的眼睛，而是通过肯定自己，赋权给自己。
对女性来说，这点尤为重要。因为在我们千年压抑的女性集体意识里，对“重要性”的外在认可索求，几乎已经成了我们的“遗传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