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91年秋就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后获其经济学博士学位。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本文来自2015年华夏基石十月管理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如何来理解这个“高位下行”。如果你不理解“高位下行”就不能很好地对付它，那样就会更难受。
“高位”是怎么来的？这样一个大国，经济增长10%以上、11%以上、12%以上，反正战后没有看到这样的数。
这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呢？首先当然是这一点，包括在座的各位。然而，这也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努力。
中国人一直很努力，包括在改革开放前，有了劳动积极性，却没有充分发挥。但是，为什么过去没有这么好的经济成长的成绩呢？
这种“高位增长”有一个很大的坑，这是一个巨大的、全球化的势能的释放。所以，这不完全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努力，而是中国人努力放在全球舞台上的评价所带来的。
我们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不做这种评价，关门、封闭、冷战，关门、底子薄，就导致了长期贫困。
我们现在才理解，开放对于中国多么的重要。
一个农民收入低，一个工人的收入也低，实际上就是成本低。关起门来却成本低，白白低了一回，关门就只是中国公司自己之间的竞争。
而开放后，就成了全球评价，中国人、中国产品、中国工人、中国的工程师、中国的管理者、中国的企业，都在全球舞台上评价，这一评价释放了一个巨大的势能。
这是为什么呢？冷战以后，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海平面。
战后以工业化最发达的7个国家为代表，他们都不关门，互相投资、互相贸易。
所以，在中国加入全球化之前，国际贸易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国际投资主要也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他们打成一片。
紧接着，战后的技术革命、和平环境，让这些国家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而我们关起门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都没错，错的是搞阶级斗争。人家没有搞这一套的，就上去了，其参照性就变了。
什么叫工人、蓝领？他们一年收入应该是多少？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我们的工人，多少年来都一个月50块人民币。虽然全世界的工人、蓝领在名义上都是相同的，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开门我们才发现，同样是蓝领工人，同样是干活的，有人竟收入这么高。
我们看过很多发达国家的公司，人家就生在发达国家，就是念完书以后到公司上班、买房买车，他们生产一个产品就是这个价格，这个价格里就含着工人收入，含着资本的回报。
这完全是两个海平面，冷战造成的这两个海平面相差多少？
拿中国的参数来看，他们人均收入是我们的100倍。1980年我们说要在2000年翻两翻，达到人均800美元，没翻之前是200美元，一翻400美元，两翻就800美元。
在我们人均200美元的时候，美国是多少呢？美国是人均13500美元，这样算虽然不到一百倍，但是别忘了还有收入分配。
我们是穷国，要搞知识积累，所以我们落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口袋里的钱，要比美国收入分配落到个人口袋里的钱要少很多。我们要挤出钱来勒紧裤腰带搞国家积累、搞两弹一星。
所以，在个人收入方面，不要说农民对于农民，就是制造业工人对于工人跟人家都差80倍到100倍。
1979年修建广州白天鹅宾馆，是由于改革开放引外资进来，不能请对方住招待所，一定要有标准的hotel。
宾馆里所有的硬件，甚至连水龙头都是进口的，厨师也是从香港请的。一个香港厨师来工作，工资相当于100多位中国员工薪水的总和。
相差一百倍的工资也得付，人家不来，我们就只能继续穷下去。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秩序。
邓小平的开放起了什么作用？
他把两个海平面之间打了一个通道，当海平面不一样中间不通，势能就不能释放出来，而一打通通道，实现对流，资本技术哗哗地就到中国来了。
为什么资本会进来呢？这是边际生产力率的变化。同样的资本，跟美国年薪几万美元的工人结合，或是到中国来，报酬哪一个高？这就是外资逐渐地进入中国的一个基本经济道理。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环境要改善，观念要改变，法律要修正，“批资本主义”要去掉。
当时，我们这个地方只想来一点外资，跟我们劳动力结合；来一点技术，改变我们的落后，让中国发展快一点。谁也没有想到，中国会有这么大的产出可以出口。
1980年，中国这么一个出口额99亿美元的出口大国，出口产品主要以资源性产品为主，包括大庆油田开发的石油，当时石油在国内没有什么需求，像是抓一个大龙虾出口，中国人舍不得自己吃，而是用外汇来买设备。这个是当年中国跟国际的来往方式。
外资、技术、商业模式、想法等一进来，再跟中国的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一结合，是会有这么多的东西的。
上海洋山港现在是第一大港，我曾去访问过，那个老总九十年代到鹿特丹学习的时候，简直就是吴下阿蒙，什么都看不懂。
看到国外这么发达的港机，他跟我讲，他当时就在想什么时候中国的上海港也能有一台；现在你去洋山港看看，一两百台排成一条线，单位速度第一，总量世界第一，超过新加坡港。
那用来运什么东西呢？“Made in China”。
为什么中国会变成了世界的工厂？
我在人大上学的时候天天听的就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这就是中国国情。把农业变成制造业，变成多少亿产业工人，这个是开放的结果。
一开放，有现成的市场；一开放，有大量的资本进来；一开放，我们可以学到过去难以学到的东西，这是高位增长最重要的一条。
其标志事件是：1999年，中国签WTO，5年预备期，2002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
随后，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就在这个档口爆发。
我们从多少年来的可怜流量的贸易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生产国家，在危机冲击之前，我们贸易顺差相当于GDP11.7%，达到了最高。
而创造外向主导模式的，当年是日本，日本最高的时候顺差占其GDP5%。
所以，高位增长是有一个由来的，是有中国人努力的原因，但这个努力是放到了全球评价、高海平面评价上才带来的高位增长。
同样一个东西，美国工人做，是个什么价？这个其实我们自己算过，20年、30年我们的增长速度很高，但没有把父辈的积累算进去，其实我们前一辈穷了很多年。
50块、60块拿了很多年，我们都没有算过。把这些一起算上，其实没有那个奇迹。
三种力量促使中国经济高位下行
冷战、封闭让改革开放发生的很晚，到1980年才开放，而一开放就把战后形成的这个全球化的势能释放出来，这就是高位增长的主要原因。
那为什么又下行了呢？
首先，高度依赖全球市场。
这能不受全球需求的影响吗？我们好多的时候进出口相当于GDP66%、67%，而大国没有这个数。这样，美国经济一旦出事，我们怎能不受影响？
2006、2007年，出口影响20%、30%，到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一来，下跌20%，里外里50个百分点，这个是当年为什么4万亿放到经济里面去，却没有见效。
因为美国进口一萎缩，我们的出口就萎缩，沿海、农民工、GDP、财政、稳定，全部都会有问题。再拖一拖，4万亿加上9万亿的信贷，一下就爬上去了。
但是，我们经济毕竟主要是靠对外的，而国际经济就根本没有好转。虽然，美国政府的救市让美国没有陷入1929年、1933年那种大危机，因此我们就以为还“有戏”，但其实是欧债出了问题。
出什么问题？政府出了问题。这个对于全球信心打击非常大。市场出问题政府救，那政府出问题了谁救呢？只能熬，但这一熬就没有头了。所以，欧债危机对于全球的投资经济发展的信心冲击比美国金融危机还大。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全球化能够得到好处，但全球化受挫的时候也会首当其冲。这是把经济拉下来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大量行政手段进入经济体。
由于经济连年的高速增长，我们就得调控。上一届政府忙了10年，基本上都是忙调控：房价，地价等。
为什么呢？这有个宏观环境。美元进来了、顺差进来了、外国投资进来了。美元在中国不能花，花人民币要跟谁兑换？当然是跟商业银行换。
商业银行都是变成了美元在投，这怎么在中国做生意？这就要在外汇市场，把美元投换成人民币。
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高度依赖出口的国家就是产生了一个政策目标——要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
人民币在中国都是成本：雇工人、交税，买电，都是用人民币，做出来的产品出口，要美元起价，人民币对于美元升一分钱，出口企业成本压力就是上来了。
2010年，我跟任正非在达沃斯论坛聊过一次。他说对于他的企业已经有很大的收入来自于国际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是不得了的。
由于华为的设备在全球的生产基地还是中国，成本是人民币做的，产品是美元计价。
人民币对美元一升，那么中国政府、央行就要维持人民币对于美元汇率的问题。
维持这种稳定就有代价，什么代价？进来1美元，你说我汇率稳定，7块对不对？那7块人民币就出去，你要变成6块出去就是升了。可是进来不是一块美元，一天进来好几十个亿美元，每天这样进。
所以，我们大量的基础货币，跟商业银行去换汇，就变成了国家外汇储备。国家外汇储备一条线地往上升，看起来很好。
朱镕基到北京的时候，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80亿美元，来了以后搞了汇率并轨一年增加320亿美元，这就是500亿，后来很快就是5000亿、1万亿、2万亿、3万亿、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这个机制是什么机制？主要都卖给央行。央行拿什么买？拿基础货币买。这样，基础货币就进入了市场，中国就进入不差钱的时代。
货币太少了是不行的，太多了也是要出问题的。货币供应超过了商品资本服务的增长，物价就是涨。这个热那个热，这个涨那个涨，这样就要调控。
不调控好多中国人就过不去，因为他们工资没有涨，消费没有增长怎么受的了。
而调控，在我们这个转型的体制，说是以法律和经济手段为主，实际上做不到，一定要用大量的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这个东西，中国是个政府非常强势的经济体。你说好就是好，你说问题他就是问题。一调控，行政部门一起上，一个部委发文件不管用，五个部委联合发。
增长太快出问题，就要勒制，要控制房价、控制地价等。我们这个行政控制就是进入经济体，这个东西是有很强的滞后性。
为什么呢？因为为了宏观稳定要加强调控，到了下面的部门、处，这些都是有权力的，就需要各种审批，不要小看审批这个事情，这是会上瘾的。
这是我们国家高速增长当中的一个代价：大量行政手段进入经济体。高速增长没关系，可一下行就发现，到处装着刹车、吸铁石，到处都在消磨企业家精神。
由于过去穷，不办企业不可以；而现在都生活过得去，办企业太麻烦，企业家的斗志就下来了，企业家精神就被衰减了。这是把经济拉下来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中国是债权经济而非股权经济。
特别像中国这种经济，如今改革改了30年我们还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为主。而银行就是一个债权，这个债权为主的经济就是上去下来都是会放大。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债务是一个杠杆。经济热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未来看好的，借贷需求非常的旺，因为物价都是在涨，物价减掉以后真实利率是负的，谁借钱谁合算。
借了钱买房，房价涨的都会超过利息，很多家庭都懂得这个道理。借钱买资产，资产涨得快，是很合算的。
这个杠杆作用在好的时候会放大，而坏的时候，物价指数一下来，名义利率哪怕不变，真实利率就迅速转正。这是现在很多企业和地方困难的根本原因。
股权为主的经济体没有这个问题，股权这个东西放进去不能退，好就是分红，不好就是一起赔，这是股权为主经济的特征。
但我们是债权为主，好的时候会比好还要好，而差的时候呢？最近很多的行业财务成本上升，所谓财务成本大部分就是还债。
很多人为什么跳楼了，就是想不通自己怎么借这么多的钱。他们忘记了好的时候借钱是很划算的，但市场一翻脸就发现借了很多的钱。因为曾经利率是负的，而现在利率转正了，很多的行业、企业都被顶的很难受。
我所讲的就是以上这三个力量把中国经济拉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