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凌岚

父亲去世以后，我这个家中的独生子女必须做到的事就是清明节回国扫墓。最初安葬时墓碑没有建好，新坟从下葬到墓碑树立，在南京大概需要半年多时间。2016年，墓碑建好后第一个清明，我带孩子专门坐飞机回去祭拜。

在北京到南京的高铁上，跟邻座几个人聊起来，发现清明前回到南京，除了看望亲人，无非就是扫墓。家族中在南京的是父母、姨、舅舅，还有过世的外祖父母那边几家人。2015年父亲去世，家族现在在南京的墓已经有五座，我大舅拿着手机记录具体方位，某园几排几号，就跟住宅小区一样，所谓阴宅是也。

随着南京地价飞涨，阴宅价格也水涨船高。从下车到走进墓地的那一公里路，姨跟我妈在议论窃窃私语，同样的岱山墓穴在我爸安葬后贵了四成，到2017年的清明应该涨得更多。“早死好，还有利息可拿”，是老妈对阴宅涨价的总结，幸存者坐看墓地价格飞涨，心里着急吗？我想起曼德尔斯塔姆的诗：

你不是独自一人，你还没有死

你静立的那一刻，乞讨的女人喋喋不休

站在你的身边，

享受着眼前这浩荡大地

长风悲切，雪花飞舞

丰富的潦倒，有力的赤贫

金丝雀甜蜜的歌喉日夜不息

无罪的歌，纯洁地飞

岱山没有乌克兰基辅平原上的金丝雀，但可以听到早春的布谷鸟，那叫声没有凄哀，只有春天到来的温润空气里一点惊喜，好像往生的亲人地下有知。万物皆有灵，这是中国节气里最美好的灵感。时季与思念，农业社会春天发芽的种子和对先人的思念一起萌生。

墓地密密匝匝的墓碑，多到几乎让我觉得自家的悲痛微不足道，这里永远有比你更凄惨的人生，更短暂的一生，但逝者不搞排行榜。

墓地里的讨钱办法，一个是墓碑刻字描红费用，就是拿红漆和金色漆将墓碑上刻的名字生辰重新描画一遍，修补一年来因为风吹雨打褪色的部分，达到修葺一新的效果。每描一块墓碑，收费大概80—100元，这项工作一般由墓地工作人员来做，是清明上坟时给墓地管理处的非正式福利。

还有一种营利办法，是跟在扫墓人家后面乞讨，混在一家哭哭啼啼的亲友里面充司仪，念一些吉祥口彩。我们扫墓时，这位“讨饭司仪”说的无非是妻贤子孝，官运亨通，说完要拿点小费，10—20块随意。在我们静立默哀的一刻，这人就喋喋不休地说着，远方是布谷鸟高一声低一声的叫，“无罪的歌，纯洁地飞”。最后有长辈忍无可忍地喝止，司仪们作鸟兽散，墓地安静。

早春斜射的阳光，泛青的柳枝翠丝，路边随处可见的紫色的二月兰，扫墓几乎感觉像郊游，如果没有近旁偶尔传出的一两声长嚎，和清明前下葬所放的鞭炮，白日焰火，听着看着都不那么惊乍，真正带游园感的，是临近中午时，墓地管理处的高音喇叭突然放起流行歌曲，张学友唱的《吻别》，意思是轰扫墓的快走，拜拜了您呐，看几分钟就可以了，清明季是多繁忙的日子啊！后面一波人就要来了。

▲ 二月兰

在那么多动静，嘈杂，寻找，口彩，呵斥里，在密密麻麻的大小一样的墓碑里，找到先父墓碑的那一刻，居然有种久别重逢的轻松：“哦！你还在这里！你并没有离开！”这就是扫墓的意义吧，你还在这里，就在这土下面，即便化成无机元素也是我们的元素，我们来过，我们看到，我们还活着。

岱山墓地是新开辟的南京公墓。其中最老的一批旧墓，是2004年开始从南京雨花台南的黄金山公墓集体迁来的，迁墓的目的是为了兴建高铁“南京南站”。如今高铁在南京的最重要上下站，就是建在原来黄金山原址上。

在这些黄金山迁来的墓中，有我曾祖母郑淮英的坟。过去家里老少都叫她“老太太”，“老太太”于1973年病故于南京珠江路的红庙，下葬于黄金山公墓。2004年在市政府通知迁墓后，为了找到她的墓颇费了周折。因为在1997年之前，多年来每年操心给老太太上坟的，是外公外婆。1997年这二位病故，给“老太太”上坟的传统就中断。2004年南京市政府宣布黄金山为高铁征地项目，老太太在那里的墓址，居然在家中失传，无从找起。

国内清明扫墓的传统，真正每年操办扫墓的，不超过上下两代人。比如童年时我随外祖父母，舅舅姨妈等去黄金山给“老太太”扫墓，除了看到至爱长辈在墓碑前摆上香烛点心菜肴嚎哭，并无太多记忆和触动。我一心向往的，是扫墓后在野地里采摘艾叶、荠菜，回家可以蒸青团、包馄炖。

1997年以后，我妈妈他们兄弟姐妹四个清明节去祭扫的，主要是自己父母的墓。隔一代“老太太”的旧坟，其确切地点家中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找了几年都徒然。一直到迁墓截止前的最后期限，2008年，大舅最后再去黄金山遍山寻找才偶然找到。他说原来的墓木已拱，形成一片小树林，围绕遮盖着老坟十几座，久无人凭吊，这些荒坟已经变成离地面高不过一尺的土包，除了墓前薄薄的青石墓碑勉强辨认，几与土地无辨。

现在我们一群三代人又来扫墓，最后一站是老太太的坟。那片墓地在岱山属于“拆迁户用地”，跟阳间的拆迁房一个性质，属于整个园区无甚风景的一处。旧坟的墓碑，即便是拆迁后新制，也属于政府掏钱的福利产品，材质大小和市场出售的都不能比，一望过去明显矮别人一截。

我站在老太太的墓前，看到的是我四五岁时来扫墓时绝对不会注意到的墓碑铭刻：“郑淮英，1889年—1973年”，觉得又陌生又神秘。大舅说“淮英”这个名字，是我的外公在1956年第一次报户口时给他这位丈母起的。当时一家人寄居徐州，名字中的“淮”字由此而来。其实曾祖母是地道的绍兴人氏，一口绍兴官话。

她的童年记忆，包括1907年7月的深夜起来去古轩亭口去看“杀头”，被斩头的是秋瑾；她管天平天国军叫洪匪，太平天国数次围剿杭州城激战的恐怖历史，离她出生不过四五十年。

依照中国旧家庭的传统，她叫郑氏，并无名字。从她出生的1889年到报户口的1956年这67年里，她一生的四分之三时间是没有名字的存在。我的没有名字祖先还有多少？他们见证历史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生在田地里的麦子，那么许多的麦子，海量的无名。

我看着她墓碑上的年份，1889年—1973年，再看看周围那些从黄金山迁来的旧墓，他们经历过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动乱、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代。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如果可能，我真想问问这些逝者，这些曾经没有名字的存在，历经那么多次外族侵略、内族战争的普通人，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老太太原来在黄金山的墓地，下葬时一共交了四十块钱都不到，连墓碑、碑刻都包括了，当时还嫌贵呢。现在迁到岱山，这块地多少钱？ 起码要两万以上吧。值！”姨的话打断了我这个书呆子的思路。是啊是啊，岁月缅怀，哪能抵得上地价飞涨呢？

我清清楚楚记得一个上海闺蜜对我说的话，是她老爸的临终遗言：“我那块墓地以后会很赚钱，你们都孝顺，但地涨价嘛也是事实。往生后你们祭拜几年，扫扫墓尽到心意就可以啦！然后，然后墓地可以脱手哎！”她边抹眼泪边赞叹老爸的投资眼光，那还是2004年呢！

我们中国人的韧性，对好日子的热爱，是超越一切死亡和苦难的强心针，这就是活下来的动力吧。

本文原标题《坐看墓地价格飞涨，心里着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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