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李力行
编者按：2019年6月12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
“双轨制与渐进式改革暨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论文发表35周年”
闭门论坛。本文根据
李力行
教授的发言整理。
张维迎老师1984年发表的这篇文章，首先谈到农村改革的核心是放活市场，点出了城市改革的落后在于不够活，指出了价格能发挥信号作用并引导资源配置，并提出在行政体制内调整价格是很难奏效的，这里体现了哈耶克关于计划经济局限性的思想。文章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双轨制的渐进改革思路以及八个具体的改革步骤，讨论了与之相关的财政、通胀等问题，最后论及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可以看出，这篇写于1984年的文章，不但吸收了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和哈耶克的思想，且反映了熊彼特企业家精神的思想，包含了深刻的经济学道理。
下面，我谈几点感受。
第一，关于理论研究中的中国特殊论与中国一般论。
张维迎的文章提出双轨制的创新，本质上是基于经典经济学的理论。从分析可以看出，双轨制的思路是很主流的经济学思想，在市场需求与既得利益约束两者并存的前提下，计划轨和市场轨的分设，满足了不同的需要，让改革能够推进，实现帕累托改进。这一点在后来得到过详细的理论论证。其实，渐进式改革并不是非主流的实践，渐进式改革与主流经济学是吻合的；渐进而不是激进，是多任务下的需要。至于具体的改革路径，也就是究竟是一步到位彻底地放开价格，还是双轨并行过渡一下再向单轨推进，这需要根据现实中的各种制度约束来具体决定，是一个应用问题，这种应用问题需要结合实践来具体讨论。例如莫干山会议上关于“调”、“放”的争论，考虑的是当时的各种政治、社会多方面的具体情况或者说约束的作用，只有把这些约束考虑进去，才能讨论具体的改革路径问题。
双轨制的一大特点是保护既得利益，从而让改革能够开始。在有些情况下，双轨制事实上使得政府官僚的境遇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因为现在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和更有效的方式去获取经济上的利益。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转为支持这种改革。张维迎的这一总结，体现了对政治家、官员的约束和激励做具体分析，是非常主流的经济学思路。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再看中国特殊论和中国一般论就会有新的启发。所谓中国一般论，是说经济理论具有普遍的一般意义，中国的经济现象并不例外。所谓中国特殊论，则认为由于文化等各种原因的长期积淀和演进，使中国与众不同，因此应该有特殊的理论来阐释中国的经济现象。我倾向于中国一般论，认为中国的“与众不同”实际上体现了具体的各种约束条件的不同，而不是背后的经济规律和适用的经济理论的不同。中国复杂的现实情况和不断的改革演进，非常有助于应用、检验和修正现有的理论，促进理论的发展。
第二，关于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关系。张维迎这篇文章，体现了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紧密结合。或者说，在当时，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其实是不分的。现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之所以会让很多人觉得有脱节的倾向，我认为这是经济学这个行当经过长期发展和细致分工所带来的结果。一方面，理论研究已经发展到很精细的程度，假设很严格，和现实的距离往往已经比较远，在同行匿名评审制度下，创新往往都是一小步一小步的、比较严谨的。言下之意是，研究的问题往往比较小，结论常常是常识，因此对现实政策的指导意义不强。
相比之下，政策研究需要基于多变、复杂的现实，前提假设很复杂，也就决定了无法进行严谨的推导、并得到像学术研究一样的刻画完美的解。同时，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满足现实中的巨大需要，需要在结论和建议方面大胆一点，多给出一些结果来，因此其实用性和开放性高于严谨性。换句话说，在研究现实政策问题时，想要“基于证据”且同时满足现实需求，往往做不到。从现实角度来说，基于统计证据，可能还不如基于经验、案例更有意义。
第三，在1984年双轨制那篇论文的最后，张维迎特别提到了企业家，近年来更是特别强调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张维迎一方面论述了企业家需要具有各种特征，尤其是冒险精神，而且要主动去改变约束条件，一方面也指出现有的公司治理理论还有其他一些研究的重心不对。这些想法很重要，在我看来也是与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融合的，因为涉及的是经济学核心的人力资本问题。实际上，主流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概念也在扩大其内涵，社会资本、政治资本、企业家精神等都被吸纳进来，并且可以是内生的。张维迎关于企业家的论述，是对主流经济学的修正和创新，但同时又与主流经济学的框架高度融合，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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