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7名警员涉嫌在
2014
年“占中”清场期间殴打非法集会示威者曾健超，香港区域法院于2月14日裁定
7
人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名成立。
2
月
17
日，该法院作出裁决，七名警察全部被判入狱两年，不可缓刑。此外，被告陈少丹另被裁定普通袭击罪，被判
1
个月，同期执行。辩方律师表示会上诉。这一判决引发了持续的争议。
我在微博微信上，看到很多大陆的法律界人士称赞香港的司法独立，称赞香港的法治，觉得有点儿讽刺。脱离复杂的政治背景谈警员行为，在本案中完全不可能。当你发现很多“占中”分子、“港独”分子弹冠相庆，就该冷静地想想这判决背后的博弈，远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总不是什么好事儿。
讨论之前必须要说的是，1997年之后的香港，除了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两个首席法官必须“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外，但其他的法官既不必是香港人，更不必是中国人。只要在英美法系地区有过一定的业务经验，通晓英文，再经过一个以现任法官为主的独立委员会推荐，就可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官或检察官。
这就意味着，
香港的司法，可能名义上在中国人手里，但实际上还在英国人手里。
香港终审法院有常任大法官和非常任大法官。非常任法官机制是1997年由时任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李国能大法官引入，此公的名言是“何谓爱国，并无举世公认的定义，同一个人可以被某些人视为爱国，被另一些人视为不爱国。”他在会见英国上议院大法官艾伟仪勋爵时表示，香港特区仍沿用普通法，今后会继续邀请普通法国家的人士出任非常任法官。艾伟仪勋爵后被任命为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
香港基本法第81条规定，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除因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而产生变化外，予以保留。第
82
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终审权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终审法院可根据需要邀请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官参加审判。第
92
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应根据其本人的司法和专业才能选用，并可从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聘用。第
93
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在香港任职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均可留用，其年资予以保留，薪金、津贴、福利待遇和服务条件不低于原来的标准。
法官资格不限于香港本土人士，只要符合香港、英国或其他英联邦国家最高法院承认的大律师，或者是曾出任英国殖民地法律服务的成员，或者曾出任英女皇海外服务司法部的成员，都有资格成为香港司法体系中的法官。因此，大量英联邦国家的法官（包括英国、澳洲、新西兰等地最高法院的法官）在香港的司法部门工作，这些人员继续保留在香港司法体系中。实际上，
上一届非常任法官共计18人，仅陈兆恺一人是纯中国籍，绝大多数为英联邦国籍。本届
17
人常任和非常任中，仅有
2
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双重国籍或他国国籍。
判决七名警员有罪的法官，叫杜大卫。1957年生于英国，
1979
年在英国诺丁汉理工学院取得文学士（法学）学位，
1994
年在香港大学取得法学硕士学位。
1982
年在英国及香港取得事务律师资格，
1994
年在香港获大律师资格，并于
1982
年起私人执业，
1994
年获委任为常任裁判官。我并不是说英国人就支持占中，但英国政府对“占中”者的支持，司法昭之心，路人皆知。这种情绪是否会影响到法官的心证，谁都无法绝对排除。
香港有着很复杂的背景，它在1841年至
1997
年期间作为英国殖民地存在，当时的官方名称虽然是香港，但又称英属香港、英国香港。这段历史有一个多世纪之久。而回归之后，才短短的二十年而已。但是，短短的二十年，大陆经济发展迅猛，香港的优越感不但不在，而且越来越在裂变中沉沦。年轻的一代把香港经济的萎靡不振归咎于管制，成为反体制的先锋，甚至陷入“殖民怀旧”中。
香港的结构性失业是客观存在的。金融业与高端服务业的繁荣并不能带来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回归以后，香港的人才优势也逐渐丧失，原本中产阶级的一些工作机会也被内地优才占据。香港的年青一代群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似乎被抛入到社会底层，反而成了经济一体会化的受害者。
“港独”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它既是针对国家统一大势所的一次政治反扑，也是在抵抗边缘化过程中的一次政治动员。它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殖民时代的英联邦统治者心理，理所当然地会受到来自英联邦旧势力的支持和同情。
港英时期警察暴力执法是常态
在香港殖民时代，警察暴力行为绝对比当下严重。英人统治香港一百年，最大的示威行动莫过于20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省港大罢工。那场罢工的根由也是英国警察开枪杀人，制造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为了表示对“五卅惨案”的抗议，才有省港工人罢工。结果英国警察再次杀人，又制造了“沙基惨案”，而且比“五卅惨案”杀得还多，前者杀了十几个，后者杀了三四十个。
1952年
3
月
1
日，港英政府不准广东的“粤穗慰问团”慰问东头村大火灾民的代表入境，制造了“三．一”事件，警察开枪打死一名工人，多人受伤，百多人被捕，十八人被判有罪，十二人被递解出境。紧接着事件发生后，港英当局以“载煽动性文字”罪名控告《大公报》所有督印人费彝民等人，并判《大公报》停刊六个月。
1956年，国民党曾在九龙策动了一场暴动。九龙半岛的社会秩序失控长达
6
天，大部分地区有
5
个晚上实行宵禁，在最紧张的日子里甚至实施持续两天三夜的戒严，市面上一片死寂。最后港英政府统计死亡
60
人，其中
45
人是被警方枪杀的，有
15
人是暴徒直接间接造成的。
1957
年港英政府拘捕了
1527
人，其中
119
人被递解出境，
785
人投狱，其余被关入漆咸道的集中营。
1967年
5
月初，香港华资拥有的新蒲岗人造塑料料花厂发生了劳资纠纷，工人为了要求提高工资举行罢工。警察出动，在冲突中打伤了许多工人，并逮捕了二十一名罢工的工人。随着事件扩大，港英军警不停地出动，不断镇压罢工人。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