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保马推送随笔集《我用中文做了场梦》(详见今日保马“每日一书”）作者亚历的自序。亚历是一位来中国学习电影的意大利青年，他用六年时间漫游中国，用中文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亚历的中文写作风趣幽默，而他从主观视角出发记录下的经验与文字也展示了在加速脱钩的世界中重新建立联系的可能。
本文出自《我用中文做了场梦》前言，以“这也许是
你今年读到的最有意思的中文
”为题首发于“新经典”微信公众号，感谢对保马的支持。
《我用中文做了场梦》自序
文 | [意]
亚历(Alessandro Ceschi)
写这本书是为了讲我的故事。或者说，为了搞懂我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当第一次有媒体约稿让我写在中国生活这六年的经历时，我的脑壳简直像是被卡住了。我先想到的是那些已经对别人说过无数遍，甚至说烂了的宏观信息：我来自意大利（老家是帕多瓦，威尼斯附近的一座城市），本科在意大利读传媒，毕业后来了北京，学了一年中文，教了一年意大利语，去学了电影，去剧组工作，又搬到上海拍了一些广告。但是，对我个人而言，这些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表面相关的经历怎么连接起来呢？这个故事怎么写？
好在我自己对这样的处境非常熟悉。从差不多十岁的年纪，写作就是我最靠谱的朋友。写作能解答我的疑惑，挖掘我的感受，带来新的结论。它在我的生活中是一个很低调的存在：有时候，它会放你走，让你该忙忙、该玩玩，不会限制你的活动。它不急，因为知道你迟早不得不坐下来面对那张空纸慢慢说事。我试过忘记自己有这样的精神义务，却次次都回到了电脑前，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所吸引。这是我的命运，和它较劲完全无效，我只能常年接受写作的召唤。
像考古一样，我追踪了这六年中自己留下的痕迹，收集了任何可用的线索。朋友圈、聊天记录、豆瓣帖子，我通通找来。在整理杂乱的生活碎片时，我渐渐看出一些结构——用翻译软件和王泳交流、看《欢乐颂》学中文的时期；深入探索中国电影、和利诺一起录播客的夏天；走出舒适的北京、独自在各地旅行的阶段；孤单、无力、渴望归属感的疫情期间。经过微观的处理后，那些碎片汇成一条相当清晰的时间线，一个对这些年的交代，关于我个人的来华往事。
做了新闻，做了电影，我不再抱有对客观叙事的执念。在尽量确认事实准确度的同时，我写了一本带有自己的情感、理想和希望的书。我试图呈现自己和中国这片土地的复杂相处。
一本将作者的主观角度放到最大的回忆录。这不是政治学论文，也不是社会学调查，写的仅仅是我的生活。从开始写的那天我就知道，这会是一本极为个人的书。你愿意抽出时间来读一读，我很感动，还有点不好意思，毕竟写了很多自己的破事。你能读进去，甚至读完，读完还不觉得亏钱，我就很满足了，书也算是完成了它简单而宝贵的使命。
比起深思熟虑的计划，我来中国是迷茫的结果，一个二十三岁的人的决定：冲动、天真、乐观。青春专属的紧迫感足够让人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一个充满不确定性、远远不完整的方案。那是2016年的夏天——我拿了毕业证，有幸成为每五个意大利年轻人中失业的那一个。
在那之前，我其实已经工作过。急着实现经济独立，我还没进大学就开始做体育记者，报道射击运动的国际赛事。做了两年半，有些厌倦了，我决定辞职，找体育领域之外的记者工作，但面前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无薪实习。我那会儿正好开始玩电影，就成了穷艺术家，边和同学写剧本拍片，边骑着自行车穿越罗马的大街小巷上门教英语。“你未来准备怎么办？”我当时的女朋友乐乐严肃地对我说，“你总不能一直教英语。”我觉得还行，教小朋友也挺好玩的。可惜毕了业，似乎得做点什么正经事了。我去罗马一家牙医诊所上班。诊所是一间复式阁楼，牙医安排我到楼上，为诊所设计营销战略。寂静隐蔽的阁楼上，周围无人监督，我一个月只写了自己的剧本。再次下楼，我和牙医握手告别。
闷热的罗马夏天，我坐在出租屋的沙发上，有一种在游戏中遭遇瓶颈的感觉。工作倒是可以找，但都谈不上喜欢。那份射击运动记者的工作有个好处，是会让你去很多地方出差。2014年，我被派到南京去报道第二届青奥会。短暂的七天，我认识了几个热心的青奥志愿者。我很羡慕他们的上进心，有此前在同龄人身上少见的力量。但是回到罗马，我慢慢忘了那些事，去忙了别的。从南京到毕业这两年，中国是一个模糊的梦境，和我当下的现实似乎是一个平行的时空。直到它重新出现在我面前。
对着电脑，翻着网页打发时间时，我偶遇了一篇《经济学人》的报道：
中国的电影市场正在飞速发展。从2003年到2010年，中国内地的票房收入年均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四十。2012年，中国电影的票房收入超过了当时的第二大市场日本。到2017年，中国的票房收入预计将达到每年一百亿美元，届时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
迷茫的时候，一点念头都算一个希望。那段时间，我拍了部讲罗马的涂鸦艺术家的纪录片；学校的老师找我把他写的短篇小说拍成短片；我去罗马的一个露天电影节做志愿者，整整两个月，每晚在座无虚席的小广场扫地、收拾椅子，望着大银幕上的电影，幻想自己的未来。看完《经济学人》的那篇报道，我隐约地感觉到中国和我有了关联。要不就，去中国做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