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長編紀事本末》原名“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是研究北宋晚期歷史的基本文獻。廣雅書局本作爲該書唯一刊本，其編校情況十分值得重視。廣雅書局本底本爲國圖藏王灝本，編校中經過了繆荃孫、廖廷相等細緻校勘，《藝風堂老人日記》詳細記載了其校勘情況。校勘主要利用浙江書局本《長編》和《長編拾補》進行。《長編拾補》源自陸心源本《長編紀事本末》，陸心源本源自乾隆四十一年抄寫完成的王鳴韶本。而利用《長編》對《長編紀事本末》進行校勘補綴，則導致廣雅書局本距宋刊原貌頗遠。
關鍵詞
：《長編紀事本末》、廣雅書局本、王鳴韶本、王灝本
李燾（
1115-1184
）《續資治通鑑長編》（簡稱《長編》）是研究北宋歷史的基本文獻，歷來爲學者矚目。然通行本《長編》係四庫館臣輯自《永樂大典》，已非完帙；又經館臣大量改篡，亦非原貌。
[1]
在這種情況下，南宋時改編自《長編》的杨仲良《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簡稱《長編紀事本末》），對補《長編》闕失、恢復《長編》原貌有重要價值。
目前《長編紀事本末》通行版本有兩個：宛委別藏本和廣雅書局本。其中宛委別藏本經過了阮元系統删改，與民族關係相關的違礙字句均遭篡改，距離宋刊原貌甚遠。
[2]
相較之下，廣雅書局本以較早清鈔本爲底本，經過清人精校，文本質量頗高，又是迄今唯一刻本，梳理清其版本源流十分必要，而學界尚未給予足夠重視。徐規指出通行本《長編紀事本末》最佳版本爲廣雅書局本，其可補《長編》闕失者有數千條之多。
[3]
蔡涵墨（
Charles Hartman
）主要討論了《長編紀事本末》的版本、作者、歐陽守道（
1208-1272
）及姚勉（
1216-1262
）序文，指出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是當時改編《長編》系列著作的一部分，改編主要是爲了科舉和教育，與道學密切相關。
[4]
不過他們對版本問題均未深究，只有李靈鈞系統討論了《長編紀事本末》的版本。關於廣雅書局本，他正確指出了國家圖書館所藏王灝本（典藏號
15280
）係廣雅書局底本，並對該本印章和書前兩封書信作了初步考證。
[5]
不過他並未就廣雅書局本的編校過程進一步追索。因此，廣雅書局本的編校情況仍值得探討。在正式討論前，需要對《長編紀事本末》的書名作一辨析，以糾學界之誤。
一、《長編紀事本末》的書名
《長編紀事本末》初名不詳，由於其改編自《長編》，所載爲北宋九朝史實，故文獻有“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皇宋通鑑紀事本末”、“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皇朝通鑑紀事本末”、“皇朝紀事本末”、“宋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宋九朝紀事本末”、“九朝紀事本末”、“宋朝紀事本末”等名稱。趙鐵寒在影印廣雅書局本《長編紀事本末》題端，主張是書正式書名爲“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其理由有三：其一，該稱呼與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書名相合；其二，與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命名原意相合；其三，王應麟《玉海》卷四七“續資治通鑑長編”條下，續有“楊仲良爲《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之語，上下連接，應作“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6]
這一意見爲徐規以及
2003
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宛委別藏本《長編紀事本末》時採用。但細究趙鐵寒的三個理由，均爲推測，無一文獻依據，所論實難成立。
寶祐五年（
1257
）正月，姚勉途經隆興府，遇見眉山柳溪先生之子楊道傳，當時道傳“袖出書二帙，帙題曰‘本朝通鑑長編節要綱目’”，請姚勉作序。序言：
今此書之節要，辭翦其浮，即司馬《通鑑》之自節本也；此書之標題，事舉其要，即司馬《通鑑》之《舉要歷》也；類總其萃，年繫其時，袁氏之《本末》也；挈提以綱，紀載以目，即朱夫子之《綱目》也。一書而諸體備焉，用心亦勤矣。
[7]
據此，蔡涵墨認爲，柳溪先生即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原題爲“本朝通鑑長編節要綱目”，最初具有紀事本末體與綱目體兩種體裁之長。但今本《長編紀事本末》爲紀事本末體，與綱目體無涉，二者顯非一書。對此，蔡涵墨認爲這是由於歐陽守道在校訂《長編紀事本末》時，對楊仲良之書做了大幅改動。
[8]
但此僅屬推測，且與歐陽守道序文中主張保持文本原貌的原則不符。
[9]
因此，雖然楊道傳與楊仲良均爲眉山人，其父柳溪先生《本朝通鑑長編節要綱目》與楊仲良改編《長編》的工作類似，但並無證據證明柳溪先生就是楊仲良，《本朝通鑑長編節要綱目》與《長編紀事本末》亦非同一種書。
既然如此，那麼《長編紀事本末》本名是什麼呢？我們可依版本確定。清初季振宜（
1630-
？）、徐乾學（
1631-1694
）均藏有《長編紀事本末》。季振宜所藏列於“延令宋版書目”下，云“《長編紀事本末》百五十卷，四十本”
[10]
，記載甚簡；徐乾學所藏信息略多。國家圖書館所藏阮校本《長編紀事本末》（典藏號
03831
）卷末有黃丕烈（
1763-1825
）跋語：
近見《傳是樓書目》載此頗詳，云：“宋板《皇朝通鑑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廬陵歐陽守道校正，缺一百十四卷起，至一百十九卷止，四十册，五套。”則此書於宋刻可無疑義。
[11]
假若季滄葦、徐乾學、黃丕烈等所言無誤，季滄葦、徐乾學所藏是目前所知清人僅見之宋刊本。徐藏書名爲“皇朝通鑑紀事本末”，此爲簡稱，少“長編”二字，正式名稱應爲“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這也與清鈔諸本吻合。不計宛委別藏本，目前傳世清鈔本共
8
種，其中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3
種（典藏號
15280
、
03831
、
A00821
，本文分別簡稱王灝本、阮校本、阮校清樣本
[12]
），其他
5
種分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典藏號
SB/915.10917/4623
，簡稱北大本）、南京圖書館（典藏號
GJ/EB/112361
，簡稱南圖本）、浙江省圖書館（典藏號善
1107/
膠
429
，簡稱浙圖本）、臺北“國家圖書館”（典藏號
02004
，簡稱王鳴韶本
[13]
）、日本靜嘉堂文庫（簡稱陸心源本
[14]
）。
8
種鈔本大題均作“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15]
。可見，《長編紀事本末》正式書名確爲“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清嘉慶年間（
1796-1820
），阮元（
1764-1849
）在向朝廷進獻《長編紀事本末》時，改“皇朝”爲“皇宋”，宛委別藏本書名也就變成了“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二、廣雅書局本底本及校勘情況
《長編紀事本末》南宋末年刊刻後，元明未刊。或許是此書部頭較大、印數較少的緣故，流傳一向較稀。到了清初，除季滄葦、徐乾學所藏，學者們所見基本爲鈔本。目前傳世版本均闕卷
6-7
、卷
114-119
、卷
5
下半部分和卷
8
前數葉，說明其源頭一致，均來自一個有殘缺的版本。考慮到徐乾學所藏闕卷
114-119
，諸本可能來自徐藏。個別版本所闕略多，其中國圖王灝本另闕卷
47-70
、卷
99-113
，浙圖本卷
5
全闕。
8
種鈔本中，王灝本、陸心源本、王鳴韶本與廣雅書局本密切相關，因此下文的考察也將以這三種版本爲主。
廣雅書局本是《長編紀事本末》存世唯一刻本。該本每半葉
11
行
24
字，四周單邊，首卷首葉首行題“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單魚尾，版心有書名“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次、葉數。每卷末有校勘人姓名。該本刊於光緒十九年（
1893
），臺北文海出版社
1967
年影印出版，遂成爲學界常見版本。
廣雅書局本底本即國圖所藏王灝本，共計
33
册。每半葉
13
行
24
字，無邊欄，版心有卷次、葉數。該本原爲孔繼涵（
1739-1783
）所藏，有“孔繼涵印”、“葒谷”兩印。可見該本下限至少爲乾隆時期（
1736-1795
）。
該本收有胡景桂致王灝（
1823-1888
）、夏孫桐（
1857-1941
）致胡景桂的兩封書信，對於了解廣雅書局本有重要意義。今錄如下：
文泉老伯大人閣下，頃奉手書，欣悉起居佳勝，至以爲慰。小兒源清得有寸進，皆賴栽培之力也。子壽師才授蘇藩，借款可望歸趙矣。夏閏枝（前永年縣夏公子，原信並呈）孝簾來言，繆小珊（名荃孫）欲假尊處所藏《續通鑑長編》鈔刻，萬無污失，並以其所藏書善本爲質。可否？乞賜回音，以便轉達。肅此，敬請福安，不一。
昨晚繆小珊兄譚及南皮制軍來書，云粵局刻卷將竣，催覓應刻之書。小珊仍擬轉假王文老所藏《續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并云文老如不放心，願以所有秘本爲質。日來定州如有人來，祈與商之。倘荷首肯，在京付鈔，不過兩三月可歸趙也。《劉賓客集》亦可借校。昨懇法書名刺如已写就，乞掷交去手为荷。此上月舫仁兄有道左右。
以上所涉人物中，王文泉爲王灝，直隸定州人，《畿輔叢書》編者
[16]
。繆小珊即繆荃孫（
1844-1919
），南皮制軍即當時的兩廣總督張之洞（
1837-1909
）。夏閏枝即繆荃孫好友夏孫桐，江蘇江陰人，光緒十八年進士，民國時參修《清史稿》
[17]
。月舫即胡景桂，直隸永年人，光緒九年進士
[18]
。
結合上面的人物追索，我們可以梳理清事情原委。光緒十二年（
1886
），兩廣總督張之洞創辦廣雅書局，遙聘當時在京的繆荃孫爲書局採訪、總校，搜求應刻書籍，
[19]
故張之洞去信繆荃孫，“催覓應刻之書”。繆荃孫遂告知好友夏孫桐，希望借王灝所藏《長編紀事本末》，請其代爲聯絡。夏孫桐給胡景桂去信，備述其意，並言繆荃孫願以己藏善本書爲質。胡景桂給王灝去信轉述，王灝最終同意出借。據繆荃孫《藝風堂老人日記》，戊子年（
1888
）四月十八日，“定州王文泉送《宋通鑑本末》兩函來，假《中山集》鈔本二册去。”
[20]
可見，王灝並非一次全部出借，而是分次進行，且的確索取了繆荃孫善本書《劉賓客集》（即《中山集》）
[21]
爲質。由此，該書遂成《廣雅書局》之底本。
繆荃孫日記中詳細記載了其校勘《長編紀事本末》的情況。據日記，校勘在戊子、己丑（
1889
）兩年內進行。以下列表說明：
表
1.
繆荃孫校勘《長編紀事本末》日程表
[22]
根據《藝風堂老人日記》，我們可以了解繆荃孫校勘的大致情況。今存日記始於戊子年三月初一，該日繆荃孫言：“寫官索《宋通鑑紀事本末》首册去。”
[23]
首册爲歐陽守道序文、目錄、卷一。考慮到繆荃孫的工作速度，首册校勘最多花費兩日，故校勘工作當始於二月底。五月三日，繆荃孫“整理《皇宋紀事本末》卅五卷，訂十一本。還《皇宋紀事本末》第一、二函，交閏枝”
[24]
。繆荃孫請夏孫桐代借《長編紀事本末》，故亦由其代還。六七月份，繆荃孫集中精力，繼續《長編紀事本末》的校勘。至七月十六日，“校《通鑑紀事本末》百四十二、三、四、五、六、七。整理《通鑑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鈔校畢，付裝。”
[25]
十七日，“付老楊裝訂《宋紀事本末》。”
[26]
至此，《長編紀事本末》初校完成。
需要說明的是，初校工作並非繆荃孫獨自完成。《藝風堂老人日記》載，六月八日，繆荃孫“送《宋紀事本末》於熊餘波（亦奇），請校”，十二日，“熊餘波送《紀事本末》兩卷來”
[27]
。可見熊亦奇亦曾參與校勘，只是所校卷次不詳。
同年十一月廿一日，繆荃孫受張之洞之邀，“作粵東之遊”
[28]
，十二月九日至廣州，二十日起下榻廣雅書局東校書堂。二十三日，廣雅書局提調王秉恩（
1845-1928
）“送《通鑑長編》及《長編拾補》來，囑重校楊氏《長編紀事本末》”
[29]
。隨後繆荃孫開始重校。二十七日，“校楊氏《長編紀事本末》第一至第九卷，定每年提行、每月添墨圍、每日空格，擬通校以歸一律。”
[30]
可見重校時又確定了書寫體例。不過，次年正月初十，繆荃孫校訂卷三十後，日記中便不再有校勘《長編紀事本末》的記載，剩下的工作當由廣雅書局完成。
繆荃孫將清樣稿交付廣雅書局後，書局又組織人員進行了細緻校勘。該本每卷後記載了校勘人員，可知初校、覆校人員有益陽蔡芳、順德羅棻、江陰陳名慎、宿松羅忠濟、長壽李滋然、番禺黎永椿、順德李肇沅、黔縣黃士陵、北平史悠咸、陽湖吳翊寅十人，南漢廖廷相（
1842-1897
）負責三校及最后統稿。據廣雅書局本後廖廷相跋語，校勘工作於光緒十八年（
1892
）六月完成，次年正式出版。
由《長編紀事本末》的校勘過程，亦可推知底本情況。除了各版本均闕的卷
6-7
、卷
114-119
、卷
5
下半部分和卷
8
前數葉外，王灝本尚闕卷
47-70
、卷
99-113
。但《藝風堂老人日記》記載了校勘卷
47-70
、卷
99-113
的情況，而無卷
5-8
、卷
114-119
的校勘情況，這說明繆荃孫校勘時，王灝本闕卷與他本一致，原不闕卷
47-70
、卷
99-113
，今本所闕當是校勘後丟失。
三、廣雅書局校本
廣雅書局本以王灝本爲底本，經過了繆荃孫、廖廷相等細緻校勘，文本質量實在清鈔諸本之上。但其校勘，並非不同版本校，而是主要以《長編》和《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簡稱《長編拾補》）來校。關於此有諸多記載。如《藝風堂老人日記》載，戊子年（
1888
）十二月廿三日，繆荃孫在廣州時，王秉恩“送《通鑑長編》及《長編拾補》來，囑重校楊氏《長編紀事本末》”
[31]
。廖廷相跋語云：
以見存李氏《長編》校之，此書有而《長編》脫者一百四十餘條，日月互異者三百三十餘條，各注當事之下。其人名、地名顯然訛誤者，皆據《長編》改正；惟是非未定者，始兩存之；文字異同、無關宏旨者，不復出其間。
[32]
這表明，廣雅書局本使用《長編》和《長編拾補》進行過細緻校勘，二者均爲浙江書局本。那麼《長編拾補》情況如何？以《長編》來校勘會給《長編紀事本末》帶來怎樣的問題呢？先說《長編拾補》。
（一）浙江書局本《長編拾補》源流
光緒六年（
1880
），浙江巡撫譚鍾麟（
1822-1905
）命浙江書局刊刻李燾《長編》。因《長編》有闕，又命黃以周（
1828-1899
）等利用《長編紀事本末》編輯《長編拾補》。據書局提調秦緗業（
1813-1883
）序，當時他“向湖州陸觀察借得鈔本《紀事本末》，請於譚公，而屬在局襄校之黄教諭以周、王訓導詒壽、馮孝廉一梅分輯之。”
[33]
陸觀察即陸心源（
1838-1894
）。可見，浙江書局本《長編拾補》利用的是陸心源本《長編紀事本末》。
該本來源，陸心源亦有交代。陳徵芝（嘉慶七年進士，
1802
）帶經堂藏有“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殘本”
[34]
。後來陳氏藏書散出，陸心源去福建搜訪，
及至閩，遍訪陳氏後人，僅得張清子《周易纂注》、金仁山《尚書注》、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三書，餘皆不可得。
[35]
可見，陸心源所藏來自陳徵芝。《帶經堂書目》著錄有相關信息：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抄本，王鶴溪藏書。宋楊仲良撰，前有歐陽守道序。
[36]
可見，陳徵芝所藏爲王鳴韶（
1732-1788
，號鶴溪）舊藏，即王鳴韶本。但王鳴韶本今藏於臺北“國家圖書館”，而陸心源本今存靜嘉堂，二者顯非一本。那麼陸心源本究竟源於何處呢？這需從王鳴韶本談起。
圖
4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王鳴韶本《長編紀事本末》卷一首葉
王鳴韶本今藏臺北“國家圖書館”，共
24
册。不同卷次版式有別，卷
1-13
、
18-19
、
47-62
、
109-133
、
142-150
每半葉
11
行
24
字，卷
14-17
、
20-46
、
63-108
、
134-141
每半葉
11
行
22
字，無邊欄，版心無標記。該本卷四後有王鳴韶跋：
乾隆四十年九月，囑表弟朱象乾抄完首本，計八十八頁。俟抄成全書，當校其譌誤處，此時固無暇晷也。鶴谿王鳴韶書。
跋語後鈐有“王鳴韶印”、“王嗣學印”二方。嗣學爲鳴韶之子
[37]
。卷一五〇後亦有一跋：
跋語後鈐有“王鳴韶印”、“鶴谿”。二印爲王鳴韶常用藏書印，可見該本爲其託人所抄，時間爲乾隆四十年（
1775
）至四十一年，費時九個月。
王鳴韶本後爲周星詒（
1833-1904
）所得，該本鈐有其三印，即“周星詒印”、“詒印”、“祥符周氏瑞瓜堂圖書”。歐陽守道序前、目錄後、卷
150
後有周氏三跋。目錄後跋云：
此是譚仲儀爲購之陳氏帶經堂者。有鶴谿居士王鳴韶題記，卷首以朱描竹汀詹事名印，其本蓋出自錢氏，惟不知王君爲何人也……乙丑三月廿六日，星詒記。
據周星詒生卒年，知乙丑爲同治四年（
1865
）。據跋語，此書“是譚仲儀爲購之陳氏帶經堂者，有鶴谿居士王鳴韶題記”，正與《帶經堂書目》所載吻合。因此，《帶經堂書目》所載“王鶴溪藏書”的確落入周星詒之手，而非陸心源。可見，陸心源本雖來自陳徵芝，但絕非王鳴韶本，從情理揆度，應抄自王鳴韶本。
另外，該本有“錢大昕印”，故周星詒誤以爲出自錢氏。按，王鳴韶爲錢大昕（
1728-1804
）妻弟，二人關係密切。據錢大昕所撰《鶴谿子墓志銘》，王鳴韶“生平喜鈔書，所收多善本，每有新得，恒就予評泊”
[38]
。可見王鳴韶與錢大昕在藏書方面交流甚多，該本鈐有“錢大昕印”並不奇怪。
王鳴韶本乾隆四十一年抄寫完成，未經清人改竄，保留了較多宋刊原貌。抄自王鳴韶本的陸心源本，所存册數、卷次與其一致，板式亦基本相同，即每半葉
11
行，行約
24
字，避宋諱，語涉宋帝皆空格。
[39]
其文本面貌可通過浙江書局本《長編拾補》部分了解。今觀浙江書局本《長編拾補》，發現文本中的“虜”、“戎”等與民族關係相關者的違礙詞彙均未修改，說明陸心源本並未遭清人删改，是比較接近《長編紀事本末》原貌的本子，用來校勘頗爲合適。
另外，可以補充的是，王鳴韶本不僅是陸心源本祖本，也是阮校本祖本。這一點李靈鈞《宛委別藏本發覆》一文已經指出，茲不贅述。但需要說明的是，阮校本並非直接抄自王鳴韶本，這從阮校本末嘉慶十年（
1805
）黃丕烈跋語可以看出。跋語云：
聞長善浜程氏曾有之，朱家角席氏借抄其副，今不知尚在否。同邑袁子又塏曾借嘉定錢少詹家本抄過，其書已轉售他處。少詹作古，遺書扃而未獲借讀。今見此本，有王氏鶴谿印，并有錢印、大昕印，又有鶴谿跋，知其書爲伊家所抄。鶴谿爲少詹妻舅，爲禮堂之胞弟，想其好古與二人同，故所藏亦多秘書，卷中句讀校正亦時多可據，與尋常抄本不可一例視也。
據黃丕烈言，其所見《長編紀事本末》“有王氏鶴谿印，并有錢印、大昕印，又有鶴谿跋”，考慮到錢大昕與王鳴韶的密切關係，黃丕烈推斷其書爲錢大昕家所抄，所論當無誤。本文稱爲錢大昕本。不過筆者檢覈阮校本，並未發現王鳴韶印和錢大昕印，說明阮校本與錢大昕本並非一本。從筆跡上看，阮校本跋語與黃丕烈行書跋語字跡明顯不同
[40]
，可見阮校本跋語並非黃氏親筆，當係過錄自黃跋，阮校本亦應抄自錢大昕本。
阮校本後由阮元收藏，書上鈐有“揚州阮氏文選樓墨莊藏書印”。該本即宛委別藏本底本，阮元用朱筆進行了大量校改，改動痕跡一一具在。除了删改胡虜夷狄等民族違礙文字，阮元還删去了宋帝前空格，並對該本進行了校勘，改正了不少錯誤。相關情況李靈鈞《宛委別藏本發覆》一文已有詳論，茲不贅述。
需要說明的是，阮校本雖爲宛委別藏底本，但宛委別藏本並非直接承自阮校本。阮元校勘完畢後，又請書手過錄了一份清樣本，即今藏國圖的阮校清樣本（典藏號
A00821
）。通過比對，可以發現阮元校改之處，該本基本吸收；而阮元本未改、宛委別藏本改動者，該本亦未作修改。如該本大題與阮校本一致，仍作“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而宛委別藏本已改作“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又如阮校本卷一五《親征契丹》條，真宗言：“北狄自古爲患，儻思
半
平憤恚，盡議殱夷，則須日尋干戈，歲有勞費。”（葉
19a
）阮元只標出“半”字删去。該本删去“半”字，而宛委別藏本則作“
北方
自古爲患，儻思平憤恚，
盡識殱除
，則須日尋干戈，歲有勞費。”
[41]
除了去掉“半”字，“北狄”又改成了“北方”，“盡議殱夷”改成了“盡識殱除”。有趣的是此處“夷”字本與民族關係無涉，阮元後來進呈時亦作了改寫。另外，該本卷末有黃丕烈跋語，與正文筆跡一致。以上均表明該本抄自阮校本，而非無黃丕烈跋語的宛委別藏本。
圖
5
國圖藏阮校本卷一四二首葉、圖
6
國圖藏阮校清樣本卷一四二首葉。
案：對比可知，阮校本中阮元刪改記錄均為阮校清樣本吸納。
阮校清樣本亦有校勘記錄，校勘者亦當爲阮元。具體校改情況我們可以卷一五《親征契丹》進行觀察。
表
2.
阮校清樣本卷一五《親征契丹》校勘情況
從以上
31
條校勘情況來看，除了第
14
、
15
、
21
、
31
條外，其餘
27
條均爲阮校本不錯、清樣本過錄時產生的錯誤，且基本爲錯別字或漏字，因此阮元又據原本進行了校勘，最後再據該本抄寫一份，並删去了王鸣韶、黄丕烈跋语，進呈給嘉慶皇帝，即宛委別藏本。另外，第
11
條，阮校本“虜”變為清樣本“敵”，係阮元諱改；第
14
條，阮元在清樣本的校勘為宛委別藏本吸納，而第
15
、
21
、
31
條則否；第
4
條“自”字、第
24
條“當”字，清樣本校語並未校補出，宛委別藏本卻校補。這說明，宛委別藏本據清樣本抄寫時，又作了一些校勘或調整，二者並不完全一致。
綜上可知，乾隆四十一年王鳴韶本抄寫完成後，錢大昕過錄一本，即黃丕烈所見所跋者。後來有人據錢大昕本抄錄一本，同時過錄了黃丕烈跋，即阮校本。阮元獲得該本後，先對阮校本進行删改校勘，完工後過錄了一份清樣本，即阮校清樣本，並在清樣本基礎上過錄一本，進呈嘉慶皇帝，即宛委別藏本。至於王鳴韶本，先後爲王鳴韶子嗣學、陳徵芝收藏，陳氏又據該本過錄一份。陳氏圖書散出時，過錄之本爲陸心源購得，即陸心源本，《長編拾補》即據該本改編，該本清末流入日本靜嘉堂；王鳴韶本則爲周星詒所得。周星詒在福建任職，因虧欠公款無力償還，被流放，周氏藏書包括王鳴韶本遂賣給蔣鳳藻，故該本有蔣鳳藻“茂苑香生蔣鳳藻秦漢十印齋祕篋圖書”朱文方印。後來幾經輾轉，最終入藏臺北“國家圖書館”。
（二）浙江書局本《長編》
不過，《長編拾補》只有《長編》所闕的部分，篇幅較小，廖廷相等人更多地是利用浙江書局本《長編》進行校勘的。這種校勘，首先表現在文字校勘，其例最多，不煩枚舉，亦非筆者關注重點。筆者所關注的是利用《長編》校勘給《長編紀事本末》原貌帶來的變化。眾所周知，《長編紀事本末》是改寫《長編》而成，由於篇幅大幅減少，改寫中必然有處置失當之處，此諸本皆然。而廖廷相等人利用《長編》校勘時，對楊仲良改編不當之處，多有補綴，使廣雅書局本在某些地方呈現與其他清鈔本完全不同的面貌。爲避煩冗，僅以卷一爲例說明。
表
3.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廣雅書局本與清鈔諸本對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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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
廣雅書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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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鈔諸本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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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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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守信
開關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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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守信”三字諸本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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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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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必差
錯
，恐師璠初爲文表所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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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字諸本皆作“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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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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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
，上遣使諭周保權及將校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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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二字諸本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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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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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四月甲申，德音減潭、朗州死罪囚，流以下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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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字諸本皆無。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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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乙丑，以允林爲溪州刺史，洪贇爲萬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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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句諸本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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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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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
保融
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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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融”二字諸本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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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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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初
聞保融之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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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字諸本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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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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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釗爲湖南
道
行營都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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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字諸本皆無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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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辰，以荆南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高繼沖爲荆南節度使
|
此句諸本皆無
|
以上
9
條劃線字句，均爲廣雅書局本有、清鈔諸本皆無者，正是楊仲良删削不當、廖廷相等據《長編》補綴者。由上可知，廖廷相等人的校勘主要表現在改字（
2
）、補充字詞使句子完整（
1
、
6
、
7
、
8
）、補充句子使上下文連貫（
5
、
9
）、補充時間（
3
），並據《長編》義例在一、四、七、十月前補充春、夏、秋、冬四字（
4
）。這種校勘，使廣雅書局本成爲文字上距離《長編》最近、距離宋刊《長編紀事本末》頗遠的版本。我們在討論《長編紀事本末》價值時，如果利用廣雅書局本與《長編》比對，無異是不恰當的。
需要說明的是，儘管經過了繆荃孫、廖廷相等人精心校勘，廣雅書局本漏校之處亦頗多，甚至有不少底本不誤，校改錯誤或手民誤植之處。爲避煩冗，仍以卷一爲例說明。
表
4.
《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廣雅書局本有誤、底本不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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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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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雅書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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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本王灝本、其他清鈔本、《長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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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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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等無得輒加
陵
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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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等無得輒加
凌
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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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厚賞汝
|
當
厚賞汝
|
|
3
|
將
卒
衆備禦
|
將
率
衆備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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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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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等不知所
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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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等不知所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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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賜文武近臣禁軍大校襲衣犀玉帶
勒鞍馬
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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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文武近臣禁軍大校襲衣犀玉帶
鞍勒馬
有差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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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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