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允许我们在表达不在场的事物时超越时空限制,允许我们积累共享的知识体系,允许我们通过写作在个人脑海之外存贮知识。语言的这些作用带来了广泛的共同知识和实践,而这些知识和实践散布于创造了人类文明的诸多心智和人群之中。语言还让我们得以将注意力集中于我们的思想,并由此有意识地自上而下地发展出了富有创造性的科学、艺术、技术和制度设计。
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研究和进步只有深植于一种能力才是可能的,而这种能力很大程度上是自下而上通过自然选择实现的文化进化的结果。丹内特并没有贬低个人才能的贡献,他只是告诫我们,不要忘了这一切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有着必不可少的前置条件,不要忘了数千年来相互竞争的模因之间的“军备竞赛”——完全未经设计的进化以及语言的产生和消灭正是这方面的例证。
当然,人类大脑的生物学进化,以及大脑与文化在过去五千年的同步进化,让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然而,在当前这个时点,我们仍然只能猜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丹内特引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来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大脑的构造是神经元自下而上竞争和相互作用的产物——神经元的运作方式部分应合了模因的影响。但是,无论神经元运作的细节是什么,如果丹内特关于我们是物质实体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所有的理解能力、所有的价值观、所有的感知能力和思想观念都是真实的存在,这种存在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得以表征,既呈现给我们“显现影像”,又能让我们形成“科学影像”。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意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丹内特持有一种不同的而又明显矛盾的观点。我们关于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的显现影像不仅包括物理身体和中枢神经系统,还包括我们具有精妙特征的意识——感知、情绪和认知——也包括我们对他人和其他非人类生物的意识。为了与他的“显现影像”观点保持一致,丹内特坚持认为,意识不是现实的一部分,至少不是像大脑那样的现实,而是一种特别明显和有说服力的用户幻觉,这种幻觉是我们与他人互动以及约束和管理我们自身行为的必要条件。总之,意识就是幻觉。
你可能会问,既然每一个幻觉自身都是一种意识体验——与现实不相符的一种体验——意识又怎么可能是一种幻觉。因此,对于我来说,我不可能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具有意识:正如笛卡尔那个著名的观察,我自身意识的真实性是唯一一件我不会受到蒙骗的事情。丹内特回避了这一显而易见的矛盾,将我们带到了他的观点的核心之处:在意识和一般意义上的心智方面,他拒绝承认第一人称视角的权威性。
这一观点非常怪异,很难用语言表达,但它与上世纪中叶在心理学中流行的行为主义有某些共同之处。我们拥有主观内在生活——不能仅仅用物理术语去描绘——的有意识的生物,丹内特相信,这种想法是一种有用的虚构。这种虚构可以让我们预测有意识的生物是如何行动的,也可以让我们与那些生物进行互动。他发明了一个术语“heterophenomenology”来描述(这是完全错误的)一种现象:我们每个人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充满了颜色、形状、味道、声音、家具影像、风景等等——归咎于与他人的互动,而这种互动还包含了他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表征。
在丹内特看来,现实是一种表征,这种表征是人类行为的基础,而我们却对这种在神经结构中发现的表征所知甚少。同样,我们对于我们心智的概念也所知甚少。那种概念没有捕获到内在的心智现实,而是把心智当成了我们需要与他人就我们不同的能力和性情(有时,也是为了掩盖这些能力和性情)进行沟通的一种结果。这是一种粗糙而便于理解的看待心智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