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繁荣社会的必需条件
“金融”一词使人想起一些浮华意象，例如高耸的摩天大楼、拥挤的交易大厅、复杂的数学模型、快如闪电的计算机服务器，以及身穿西装的银行家或焦躁的操盘手。但是，金融不是现代社会独有的事物。远自古代的苏美尔（Sumer）、希腊、罗马和中华帝国，金融就一直是社会发展的推手。简而言之，金融就是一种社会契约，在各方之间建立信任并调动经济资源，以促进生产和消费。
考古学家在古苏美尔城市乌鲁克（Uruk）挖出一些密封的陶器，里面有形状像羔羊、牛、狗、面包、油罐、蜂蜜和衣服的代币。学者认为这些代币可能是一种原始的期货合约，代表有人承诺在未来某个时候以固定的价格交付特定商品。金融历史学家戈兹曼（William Goetzmann）则推论，金融诞生于世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并非偶然：随着乌鲁克社会分工愈渐复杂，许多居民得和其他行业的人进行频繁的交易，而个人协议不再可行。为了促进经济合作，正式的合约逐渐取代握手成交（或古代其他类似做法）。
许多在古文明发展出来的金融活动对现代社会仍有影响。早期伊斯兰教徒的金融技术源自先前中东古文明使用的数学工具。中央银行、有限责任投资和商业公司诞生于罗马帝国，而商业贷款、房地产开发和主权债务则出现于古代中国。后来随着洲际贸易盛行，印度-阿拉伯数字系统使商人得以邮寄本票（suftaja）和付款委托书（ruq’a），促进了西班牙到印度以至中国的贸易。金融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既可以就地取材，也可以源自历史上一系列的人类互动和文化交流。
金融可被视为繁荣社会的必需条件。经济学家金（Robert King）与莱文（Ross Levine）曾指出，1960—1989年，80个国家当中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的速度，与金融中介机构的规模、信贷的分散配置和私营企业可利用的信贷规模有关。在美国，类似的证据显示，1980年代放宽州级的银行分行设立限制，与经济增长加速有关。
经济学家凯（John Kay）指出，金融在现代社会大致有四项重要功能。第一，金融借由信用卡、电汇和直接存款等支付系统，为经济交易提供便利，这是最基本的。第二，金融撮合了有剩余资本的投资人、企业家、组织和消费者，使闲置资源得以有效运用。第三，金融让人们得以通过储蓄和借贷管理个人资源，满足人生不同阶段和跨世代的需求。第四，金融提供风险管控工具如保险产品和衍生工具，帮助家庭和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由此观之，我们可能会注意到，没有金融的社会不仅不方便，人与人之间也少了许多互动，资源常常无法妥善利用，而且我们也很难做长期的财务规划。
美国金融化的过程
既然金融对人类社会如此重要，而且无所不在，金融化又是什么意思？我们将金融化界定为金融的社会角色广泛逆转，从支持性质的次要经济活动变成驾驭经济的主要动力。金融不再为经济服务，而是将它自己的逻辑、偏好和行事原则强加于整个经济体和社会的其他部分。在协助交易的同时，金融业者从消费者、生产者和商家身上榨取许多收入。许多金融业者不再引导资本投入有益的用途，而是利用复杂的操作来剥夺资源和劫贫济富，丝毫不考虑长期后果。此外，金融业原本理应帮助缓和经济波动并降低不确定性，但如今许多金融活动反而破坏社会信赖，并且使美国人的生活变得更不稳定。
我们认为美国的金融化展现在三个相互依存的过程中，而它们全都在1970年代末之后加速。第一个过程是金融业逐渐支配了美国社会的资源分配。图1-1显示金融业盈利占美国企业总盈利的百分比。趋势很明确：1980年之前，金融业盈利平均占美国企业总盈利15%左右。这个比例在1980年代中期稳步提高，1990年代初升至占企业总盈利逾三分之一，然后在1990年代的经济繁荣期内下降。2002年，这个比例升至37%的历史高位。2008年的金融危机令金融业盈利短暂受挫，占企业总盈利的比例急跌，但金融业迅速复苏。金融机构盈利增长意味着金融从业人员薪酬大增，他们平均比其他行业的劳工多赚70%。
除了债务，金融化也重整了家庭财富。只靠存款致富已经过时，甚至可能被视为傻子的做法。人们每天都被轰炸要投资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包括股票、债券、共同基金和指数股票型基金（ETF）。我们被教导说，最好是学会如何利用被动收入的力量—至少要懂得怎么投资养房。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过程（金融业日益主导美国经济，非金融企业参与金融市场的程度日增，以及美国家庭的金融产品消费持续增加）彼此互补，相互强化。金融业和非金融业都因为向家庭积极推销金融产品，而从家庭债务和财富的增长中受益。共同基金和退休储蓄账户的流行，将家庭储蓄导向金融机构，金融机构进而要求美国企业为股票投资提供更高的报酬。这种紧张关系鼓励企业重组，例如合并、收购和分拆业务，以及采用削减成本的技术和雇佣方式，而这一切皆意味着金融业获得巨大的利益，但劳工的机会却愈来愈少。
金融化的根源
美国金融化是戏剧性的复杂转变，很难为此指出单一起源。一如其他许多巨变，金融化是各种历史事件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些事件时而相互呼应，时而互有抵触。社会学家普拉萨德（Monica Prasad）研究发现美国信用扩张的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农业生产过剩的情况。为了维护农民生计，政府开始利用担保与租税奖励促进消费和刺激增长。普拉萨德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政府利用金融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在美国已经有长远的历史，我们在此则聚焦于二战之后的发展，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诞生和消亡、197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及随后美国政府与企业的意识形态转向。我们同意普拉萨德的看法，也就是早期的发展使美国政府开始用信贷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但是，如果不考虑二战之后出现的全球货币体系，就无法充分理解金融如何在过去数十年大幅崛起。
布雷顿森林体系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为当今的全球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础。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步入尾声，44个国家的730名代表齐聚于新罕布什尔州偏远小镇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的华盛顿山饭店，共商战后的国际货币和金融秩序。此次会议一方面是为了解决战后重建的融资问题和消除国际贸易壁垒，另一方面是希望避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货币混乱和经济冲突重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子里，保护主义抬头，大萧条发生，金本位崩溃。这段历史不能重演。
布雷顿森林会议出现了两大对立阵营。一方面，英国首席代表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议建立一个国际清算联盟，作为所有国家央行的国际央行。这家银行将发行称为bancor的超国家货币，以调节货币兑换，并借由抑制贸易失衡来保护债务国的利益。另一方面，美国的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代表当时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债权国，坚持维护美元的主导地位和美国巨大黄金储备的价值；当时美国持有的黄金相当于全球所有央行黄金储备的四分之三。
《布雷顿森林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新旧强权的冲突中诞生。《布雷顿森林协定》并未创建一种独立的超国家储备货币，而是由成员国同意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维持固定汇率。美国则是将美元与黄金挂钩，重新确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金本位制度。美元因此成为支持其他所有货币的全球储备货币。
IMF形式上反映了凯恩斯成立超国家机构的提议，但实质上响应了怀特维护美国利益的要求。IMF的主要任务是充当国家间的终极贷款单位：IMF按约定的比例向成员国取得黄金和各国货币，而在必要时为成员国提供应急资金。但是，IMF并不像凯恩斯提议的那样调节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状况。此外，IMF不采用一国一票的治理模式，而是根据各国政府对IMF的贡献规模分配投票权。这种安排使得美国有否决IMF任何决定的实权。
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对保守的路线，事后证实不能满足二战之后重建工作的货币需求。维护货币秩序和防止社会动荡的责任最后落在美国肩上，因为美国在当时是唯一有足够经济资源承担此重任的国家。美国双管齐下援助其他国家：除了大量进口外国商品，还提供长期贷款和赠款，例如马歇尔计划就为欧洲国家重建社区和产业提供了超过120亿美元。美国先后援助欧洲国家和日本，并非完全无私。二战一结束，美国就迅速采取行动，致力对抗苏联对其国际主导地位的威胁，并设法阻止共产主义在欧洲和亚洲的蔓延。经济援助被视为美国维持自己领导地位的关键手段。
美元自此成为美国最大宗的输出品。至今，美元在全球仍比其他任何美国产品更受欢迎。美元借由美国的国际援助和贸易逆差大量外流，加上美国的军事主导地位，使美国成为其他国家的理想贸易伙伴。毕竟对美元的信徒来说，美元具有“真实的价值”，而怀疑美元价值的人也因为美元能够可靠地兑换黄金而买进。
控制国际储备货币显然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正如经济学家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指出：“美国印钞局印制一张百元美钞的费用不过是数美分，但其他国家却必须拿出价值100美元的真实商品，才可以换得一张百元美钞。”能够以本国货币购物和举债，使美国政府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外国商品，而美国消费者某种程度上也享有这种好处。美国政府也可以印制更多美钞但固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借此对其他国家“课税”。
支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基础，是美联储承诺以35美元/盎司的价格维持金本位，以及美国的盟友相信美国能保持其战后经济霸权。但是，随着联邦德国和日本在1950年代经济逐渐恢复，美国开始丧失它的制造业在全球市场的垄断地位。卷入代价高昂的越战，以及蓄意维持对欧洲国家和日本的贸易逆差以报答它们的忠诚，也加剧了美国经济的衰落。这些变化全都削弱了全球对美元的信心。1960年，伦敦黄金市场价格升至40美元/盎司；这意味着交易商可以用较低的价格向美国财政部买进黄金，然后在其他国家转售获利。此时欧洲国家和日本面临一个将来其他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也将面临的难题：它们的经济增长仰赖美国的赤字，但在外流通的美元愈多，美元在公开市场的价值就愈低。为了对冲风险，有些国家开始增加黄金储备，并在接下来十年里减少美元依赖。
1964年的国际卖座巨片以戏剧方式呈现了美国黄金储备的危机：名为金手指（Auric Goldfinger）的黄金交易商试图炸毁位于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美国金库以减少黄金供给而抬高黄金价格，但英国特工邦德（James Bond）破坏了这项阴谋（因此受邀到白宫与美国总统共进午餐）。不过，在现实世界里，美国的黄金储备持续减少。因为担心美元将会大幅贬值，瑞士和法国等国家开始拿它们的美元储备向美国兑换黄金。光是1965年这一年，法国海军就被派到大西洋彼岸收购价值1.5亿美元的黄金。到了1966年，美国以外的央行共持有价值140亿美元的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备则缩减至132亿美元。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率变得像好莱坞电影那么不真实。
因此在1971年，尼克松总统在未取得其他国家的同意之下取消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设定的35美元/盎司的黄金与美元固定兑换比率。此时美国政府被迫应对前所未有的多重威胁，包括全球美元挤兑、通胀高企和失业严重。在单方面决定正式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元相对于黄金的价值大跌，通胀率快速上升。但美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最终还是得以延续，这是因为尼克松政府说服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中东产油国出口石油的时候以美元计价，并利用它们的盈余购买美国债券。作为交换，美国政府将借由财务和军事援助保护这些中东国家。因为多数工业国的石油产出远低于消费量，美国与中东产油国的协议稳住了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使美元的价值免于崩跌。换句话说，“油元”（petrodollars）体系以石油取代了黄金—前者是所有工业经济体的必需品，后者虽有普遍的货币价值但却鲜少有实际用途。对石油的需求促使亚洲和欧洲国家进一步制定以美国作为主要出口市场的经济和货币政策。美国政府也因此获得未来数十年赤字支出的新资金来源。就在美元即将失去储备货币地位之际，美国通过军事力量与维持贸易赤字维持了美元的地位。
美国输出美元也为以美元计价的金融产品创造了一个全球市场，这些产品包括美国国债，美国的机构债、市政债和公司债，以及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购买这些金融产品将外国资本导向美国经济的每一个角落，并显著扩大了信贷供给的资金来源。不过，美国得到这些好处也是有代价的。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人为地压低了进口商品在美国的价格，造成美国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工业竞争力均显著受损。此外，油元体系只是延后了美元危机，并未解决问题。随着美国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美国政府必须利用其他机制来刺激对美元的需求，又或者接受美元大幅贬值；美元贬值虽然可以增加美国的出口，但会损害美国民众的经济福祉。
197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
学术界普遍认为美国金融化始于1970年代，当时美国工业生产衰退，金融活动却扩增。不过，学者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解释。社会学家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将金融扩张描述为资本主义经济一个反复出现的阶段。在他看来，1970年代的美国资本主义，就像过往的热那亚、荷兰和英国经济那样，来到一个成熟的阶段，此时投资于生产已无法产生足够的报酬，资本家因此转为利用金融活动来维持和扩大利润。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克罗蒂（James Crotty）和爱泼斯坦（Gerald Epstein）则聚焦于“食利者”（rentiers）阶层与经济其他部分出现的冲突；食利者阶层由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的主人构成。站在这个角度，金融化代表资源从实际创造经济价值的企业家和劳工那里转移到食利者阶层手上。因此，金融活动扩增不是工业衰退的结果，而是工业衰退的导因。据我们所见，这两种说法都有证据支持。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60年代走向终结，一系列的局势发展开始挑战资本主义的正当性，尤其伤害到商业精英的既得利益。工会和消费者权益的觉醒促成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国会陆续通过《国家环境政策法》《职业安全卫生法》《消费品安全法》，这些新设的法规与相应联邦机构大大限制了企业该如何经营与赚取多少利润。
传统资本主义也面临外部威胁。除了美元贬值和制造业方面出现竞争对手，美国的国际贸易收支在1960年代末开始失控。1971年，美国面临1893年经济萧条以来首见的商品贸易赤字。阿拉伯国家1973年针对发达经济体实施石油禁运，油价随后急速上涨，大幅推高了制造和运输成本，这意味着美国企业的国内利润缩减，国际市场萎缩（虽然稍后的油元协议某种程度上化解了这种威胁）。
在1970年代的“滞胀”（stagflation）期间，经济衰退与通胀高企同时发生，社会危机感加深。1980年代初，在美联储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领导下，美联储借由提高联邦资金利率迅速收紧货币供给，致力对抗通胀。美国通胀率从1979年的11.27%降至1983年的3.21%，但紧缩政策也导致美国经济大幅衰退以及美国就业环境恶化（美国失业率在同一时期从5.6%升至10.8%）。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国的经济体也连带遭殃，经济长期不景气。
这些挑战促使美国企业界迅速总动员以商讨对策。后来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鲍威尔（Lewis Powell）在写给美国商会的一份机密备忘录中断言：“有思想的人绝不会质疑美国经济体系目前正被围攻。”他认为这种攻击不仅来自左翼极端分子，也来自“社会中相当受尊重的圈子，包括大学校园、讲坛、媒体、知识和文学期刊、艺术界和科学界，以及政界”。鲍威尔敦促商界精英严格重视这些挑战，并寻机大肆反击。例如就大学校园而言，鲍威尔建议美国商会建立“一个由支持既存体制的高素质社会科学学者组成的团队”和“一个由能力顶尖的演讲者组成的团队”。美国商会应鼓励这些学者在学术期刊、通俗和知识杂志发表文章，因为“自由主义和左派大学教师成功的诀窍之一，是他们对‘发表文章’和‘演讲’极有热情”。
美国企业也动员起来直接影响公共政策。政治学家哈克（Jacob Hacker）和皮尔森（Paul Pierson）注意到，在这段时期，与企业有关的公共事务主管、说客和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数量激增。例如在华盛顿由说客注册的公司就从1971年的175家增至1982年的2445家。企业资助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则从1976年的不足300个增至1980年的逾1200个。库尔斯啤酒公司（Coors Brewing）的库尔斯（Joseph Coors）和科氏工业集团（Koch Industries）的科赫（Charles Koch）分别资助成立了具影响力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凯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这些组织致力推倒1970年代初的所有改革，并为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共识的出现奠定基础。
1970年代的另一项重要发展，是美国退休金制度的变革将一大部分家庭储蓄引入金融市场。在此之前，美国劳工普遍靠企业的定额给付计划获得养老收入，而养老收入是否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雇主的财务状况。在赢利能力逐渐式微的情况下，这些退休福利带给了小企业巨大的财务压力，许多被迫放弃退休金计划或宣布破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退休金制度改革旨在分散风险，从而导致养老资金经由投资公司流入金融市场。
总而言之，1970年代的经济动荡标志着美国战后繁荣的终结，并激起各种集体行动。从企业动员起来反对规范管制，到美联储重视抑制通胀甚于促进就业，以至退休金制度的改革，全都为美国经济金融化奠定了基础。
政治转向
1970年代末的企业动员在1980年代带给企业丰硕的成果，美国的政治舆论转为支持企业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这种意识形态转向由里根带头。身为一位魅力超凡的演说家，里根大力倡导“自由企业”制度。里根担任总统期间，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放宽国家对企业经营活动的限制。里根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就扬弃了战后的凯恩斯经济模式（1970年代的滞胀削弱了这个模式的正当性）：“政府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其实正是问题所在。”里根的治国原则来自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市场（和其他社会领域）在政府尽可能减少干预的情况下运作得最好，甚至可以自我调节。
一别于前总统卡特倡导节俭，里根以赤字财政解决了经济增长缓慢的问题。里根在任八年间，外国资本涌入使美国国债激增168.2%；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和日本为美国贡献的资本特别多，它们也为美国家庭和企业提供消费与投资所需要的信贷。但是，外国资本必须持续流入，仰赖债务支撑的繁荣才可以持续下去；维持美国金融机构在国际资本市场的“竞争力”于是成为美国的优先要务。
“自由企业”信念崛起、维持美元地位的战略要务，以及美国经济变得仰赖债务支持，共同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机会，使执政当局能名正言顺松绑新政时代设置的所有金融管制。解除金融管制在1980年代展开，并在随后数十年里加速。它先是模糊了商业银行与储贷协会之间的界限，然后是模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的界限，最后是拆掉银行业务与其他金融活动之间的防火墙。随着英国成立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以尽可能减少管制和协助伦敦重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美国政府似乎只能跟随这种做法，将愈来愈强大的金融活动整合到少数几家企业的控制之下。这些政策全都受自由市场信念（认为市场是有效率并且是会自我调节的）的影响，也立基于一个未言明的共识：美国经济的增长和稳定需要能够吸引足够的国际资本并发挥全球影响力的金融业。
解除金融管制并非没有遇到阻力。实际上，解除管制的步调比里根所期望的慢许多，而1987年的《银行业公平竞争法》（Competitive Equality Banking Act）反而更明确地规定商业银行不得销售保险、房地产，以及从事证券承销。不过，里根当初的计划最终都在克林顿执政时一一实现：1998年花旗银行（Citibank）与保险业者旅行者集团（Travelers）合并。这项交易实际上是违法的，但媒体却赞颂这是革新过时金融体系的一大“壮举”。美国国会迅速在事后豁免新成立的花旗集团（Citigroup），并在不到一年之内通过1999年的《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余下的所有管制。
许多人想将美国经济金融化和相关政策变革归咎于金融企业联手策划的政治操作，但如果不强调其他的重要发展，我们便无法了解转变的全貌。例如社会学家克里普纳（Greta Krippner）就指出，市场导向的转变不应视为只是商业利益影响政治的结果，因为这种转变也与政府官员的意图契合—他们希望通过市场机制掩饰政策在动荡时期影响信贷分配的关键地位以避免政治风暴。此外，解除利率管制也受中产阶级消费者欢迎，因为他们希望保护自己的储蓄能多升息而不受通胀蚕食。以市场为基础的长年退休金计划改革也助长了金融业的发展。在1978年的《岁入法》（Revenue Act）正式容许以薪资扣款作为确定提拨型退休金计划的金源之后，这种新型计划开始取代传统确定给付型退休金计划，成为美国大企业最流行的退休金方案（确定提拨型计划要求雇主与雇员提拨退休金到退休储蓄账户，确定给付型计划则保证员工退休之后可以获得某水平的养老金）。这一发展也将大量储蓄送到金融服务业者手中。
在众多发展中，企业界的变动与美国经济金融化最相关。美国企业界在反击进步政治运动之际，自身也正经历一连串的内部转变。企业赢利能力在1970年代显著降低，加上经济变得十分不确定，企业以管理层为中心的传统治理模式因此受到冲击。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兴起，将美国企业的失败归咎于管理层与股东利益相悖。根据这种理论，企业错误地奖励管理层扩大企业规模，管理层因此亟欲追求扩张而非提高效率。企业赢利能力因此降低，股价随之受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