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批评的不是《大秦赋》，而是大秦

《大秦帝国》四部曲 自 面世以来，从来没有像第四部《大秦赋》这般「 批评如潮 」。

不用惊讶。

人们对《大秦赋》的批评，要害不在于演员不够好，也不在于剧情设计有多荒唐。

而是在于这部历史剧所传达的历史观念。

看过这系列剧的人都知道，它的主调是在赞颂秦国及秦朝。尤其最近这部《大秦赋》，对秦始皇的美化更是露骨。

这种历史翻案，与秦始皇暴君形象相背，过于违逆传统认知。

在理解秦国自西方崛起、直至秦朝武力统一上，传统历史认知一直很稳定。

所以，与其说批评者在批评《大秦赋》，不如说就是在批评大秦。

影视剧虽然可以戏说，但美化「 暴秦 」与「 暴政 」，也触达到人们内心深处最根本的一根弦。

遭致反弹，理所当然。

「强秦」还是「暴秦」

对于中国各个历史朝代，我们大都会有一个总体印象，并会找到一个与之相对的凝练词汇，比如「 雄汉 」「 盛唐 」。

但对于秦，我们常会听到两个词汇，一个是「 强秦 」，一个是「 暴秦 」。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

很显然，《大秦帝国》展现的是「 强秦 」。

可是，对于大秦的认识，历代都有共识，主流就是「 暴秦 」。

| 国漫剧《秦时明月》是一部以「暴秦」为历史逻辑的动漫，图中人物为淮阴侯韩信；与《大秦帝国》一样，二者均有大量粉丝观众。

图片来源：《秦时明月之沧海横流》

人们对「 暴秦 」的批评，最直接的就是「 徭役繁重 」。

「 强秦 」强调的是秦国国家力量强大的一面。它可以东扫六国，北击匈奴，南向面海，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奠定中国基本版图。

从表面事实来看，国家的「 强 」肯定优于「 弱 」，但「 强 」的表面事实下，往往隐藏着更多的其他事实。

据历史学家朱绍侯编著的《中国古代史》所述，秦朝人口约有2000万，全国军队数目约在100万以上，修建秦始皇陵约70万人，再加之修建长城、驰道，服役人口至少在200万以上。

如果一个社会每10人就有一人从事国家役力，这种社会状态可想而知。

这种役使人口的方式，是秦国走向「 富国强兵 」道路的基础。

这一方式也可以囊括在「 耕战主义 」的旗号下。

「 耕战 」一词出自商鞅及其后学汇著而成的《商君书》，《商君书·慎法》中便有这样一句：

「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

「 耕战 」是秦国人的首要任务。「 耕 」以保证基本温饱，「 战 」以维持国家力量，在「 耕战 」之后，人民方可「 得其所乐 」。

但在生产力低下、战事不绝的先秦时期，如何做到「 而后得其所乐 」？

不过幻想罢了。

因此在一些更为激烈的批评者看来，秦国所奉行的「 耕战主义 」，多多少少有些近代「 军国主义 」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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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涉及到对「 暴秦 」的第二个批评：「 军事至上 」。

对于秦人「 好战 」的批评，人们常常关注到的还有「 军功授爵制 」，即普通人可以通过军功获得一定的爵位。

军功爵制在春秋时期出现，战国各国都有存在，但秦国表现最甚。

据朱绍侯论著《军功爵制研究》统计，自秦孝公八年（ 公元前354年，即商鞅变法时期 ），到秦昭襄王五十一年（ 公元前256年，即秦灭周之年 ），在军功的激励下，秦国在99年间有记录的杀人数目就达到了1617000人。

也就是，平均每年要杀掉他国军民16000余人。

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

这正是秦国强大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秦国之所以为「 暴秦 」的原因之一。

「 强秦 」与「 暴秦 」，本就是同一件事物的两个面向。

这种屠杀式的攻伐，最后连秦国人自己都不愿接受。

据《吕氏春秋》载，吕不韦当政时期，曾提出「 克其国，不及其民 」 的「 义兵 」主张 （ 《吕氏春秋·怀宪》 ） 。故《大秦赋》中所演绎的「 吕不韦召令勿杀俘虏、平民 」，虽言过其实，但确有其源。

同样，对于剧中嬴政「 解天下庶民于倒悬 」（ 典出《孟子·公孙丑上》 ）的正义式宣言，《吕氏春秋》亦有同类说辞——尽管很可能是虚言。《大秦赋》挖掘出了这些细节，倒也能看到他们的用心。

所以，批评者不必对这些历史细节苛责与否定，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影视剧历史表达背后想要传达的对「 秦国模式 」的赞美之情。

| 《大秦赋》中，由段奕宏饰演的吕不韦在对秦国传统的军功爵制提出异议，这也是《大秦赋》饱受批评的桥段之一。

图片来源：《大秦赋》剧照

秦国模式

秦国正是依靠上述这种强大的军事扩张而崛起，从而寻找到一种促使国家崛起的「 秦国模式 」。

这种模式下，国家崛起速度之快、国家力量之庞大，在农业社会的确可以造就奇迹。

集中力量能办大事，表征之一 就是浩大的国家工程。

如今被人们视为奇迹的秦始皇陵与秦长城，当然是人类文明不可磨灭的遗产，但对于2200年前的秦朝劳力来说，可能并非如此。

除了「 徭役繁重 」和「 军事至上 」，谈秦国模式，还应该谈到「 思想控制 」与「 秦律严苛 」。

思想控制方面，最常谈的是焚书坑儒，这里不再多说。按照现代话语来说，就是打压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

秦律严苛方面，历代论述也有很多。一般认为，秦国严密法令的建构始自商鞅。

历史上不乏对商鞅、对秦法严厉批评之人，如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评价说：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杜甫在《述古三首》中也说：

「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要论最严厉的批评，还属宋代的苏东坡。

司马迁虽对商鞅所实施的法令很不满意，但也承认商鞅之法确使秦国富强——不管他使用了何种手段。

而苏轼直接否定了秦国崛起是商鞅之功的观点：

「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

——苏轼《商鞅论》

当然，苏轼之所以这样否定商鞅，是因为有「 王安石变法 」的历史背景存在。但不管从哪个角度说，「 秦律严苛 」已成一个不争的事实，批评秦之暴政，也是历代学者的一个共识。

尤其商鞅，作茧自缚，最终也死在自己定的法令上。

| 力主变法的王安石，曾写下诗句「今人未可非商鞅」，对世人批评商鞅变法的言辞表示异议。

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但是，《大秦帝国》原著作者，孙皓晖，却对法家、对商鞅极为推崇。

孙皓晖对法家的推崇，貌似还不仅仅来自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热情。

他曾任西北政法大学、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因此另有一层「 学术 」角度。他从法律制度的角度来回望商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它（秦朝）的败亡，是因为秦始皇没有把商鞅确立的战时法律制度，转型为和平时期法律制度。」

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重新演说历史，还带着这样的遗憾： 战时「 为天征伐 」的革命力量，没能及时转化为执政的根基。

| 《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新京报记者王叔坤 摄。

图片来源：新京报

听着是不是很耳熟？

似乎是陆贾对刘邦所言「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的翻版。

然而，把商鞅的法家只视为「 马上得天下 」的手段，视为「 战时法令 」，包括商鞅在内的历代法家，都会不服气。

另一方面，把法家视为可以转型为和平时期的法律制度，似乎法家还能变成今人眼里的「 法治 」。

那又成笑话了。

《大秦帝国》的真实意图

民国历史学家张荫麟在其著作《中国史纲》中对法家有过这样一段评述：

「别家讲政治总是站在人民的一边，替全天下打算。法家则专替君主打算，即使顾人民也是维护君主的利益。这是无足怪的，法家的职业本来是替君主做参谋。一个君主的利益没有大得过提高威权和富强本国，而且这些越快实现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