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高臻：你不可能是个例外——阿伦特笔下的一个犹太妇女

你不可能是个例外

——阿伦特笔下的一个犹太妇女

文 |  高臻

《拉赫尔 ·范哈根：一个犹太妇女的生活》（Rahel Varnhage: the Life of a Jewish Woman ,后简称为《拉赫尔》）是阿伦特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完成的第一部著作，也是她写作周期最长的一部。但相比于阿伦特其他著作，它并不广为人知。她会花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为一个一百多年前的犹太妇女作传，这本身就有些令人费解；此外，相较于她的其他作品，《拉赫尔》一书的笔调隐晦，贝德福特（Sybille Bedford）说：“这本传记其实是一本有点苛刻却又相当深奥的书，它缓慢、混乱、静态而又分外压抑。”在对拉赫尔的夹叙夹议中，阿伦特实际上进行了对自己过去生活的批判，它预示着一个新的开始。

汉娜·阿伦特：《拉赫尔 ·范哈根：一个犹太妇女的生活》（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

拉赫尔 ·范哈根（Rahel Varnhagen），一七七一年出生于柏林的一个富裕犹太家庭，原名拉赫尔 ·莱文（Rahel Levin），一八一四年嫁人改随夫姓范哈根。这个今天看来有些陌生的名字，在十八世纪末柏林的文化沙龙圈，可谓尽人皆知。她组织的文化沙龙不仅招待过普鲁士王子路易斯 ·费迪南（Louis Ferdinand）、黑格尔、歌德、海涅、洪堡兄弟，还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运动提供了主要活动场所：弗里德里希 ·施莱格、蒂克兄弟、施莱尔马赫等人经常聚集于此高谈阔论、激烈争锋。因此，这一沙龙及其女主人的名字拉赫尔，都是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重要元素。

与一般故事的女主角不同，阿伦特说她传记的女主角长相平平，由于其父的早逝，拉赫尔的富裕生活也没能维持很久。与当时柏林大部分文化沙龙的女主人们不同，拉赫尔沙龙的成功主要依赖她个人的交际能力，而非父亲或丈夫的经济支持和社会影响力。拉赫尔总能周到地照顾好所有的来宾，无论地位高低，和她谈话交流同样令人着迷，人们当时这么评价：“她来了，她交谈了，然后她胜利了。”私人领域的个人魅力也许对具体的人有效，但在时代面前却注定无效。

同化与例外：边缘者还是暴发户？

拉赫尔极度厌恶自己的犹太身份，从她留下的三千余封信件来看，她在世时经常毫无遮掩地表达这种态度：“一个人要不断自我论证合法性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啊，这就是为什么当犹太人那么令我恶心的原因。”她尝试过各种方式来抹去身上的犹太痕迹：改信天主教，改名为听上去不那么像犹太人的名字拉赫尔 ·罗伯特（Rahel Robert）等等。但都收效甚微。婚姻——这一留给妇女最好的改变社会地位的方法，自然也被拉赫尔视为摆脱犹太边缘地位的武器。远在英伦、只比拉赫尔小四岁的简 ·奥斯丁将婚姻形容为妇女们体面的退路和最可靠的储藏室，对犹太妇女来说，婚姻使得同化既更容易也更困难。一方面，只要婚姻成功，她们就能赢得一切，并且相对于男性，主流社会对同化了的犹太女性的认可度更高（弗雷德里希·根茨说，“在犹太人中，女人，百分之百要比男人好 ”）；但另一方面，婚姻也几乎是她们唯一的同化之路，没有好的婚姻，也就没了一切。

拉赫尔 ·范哈根画像

由于总体身处犹太富裕阶层，拉赫尔周围的女性大都嫁得如意郎君：如亨丽埃特 ·赫兹（Henriette Herz，物理学家马库斯 ·赫兹的太太，成功组织了当时的第一个犹太文化沙龙）、多萝西娅 ·施莱格尔（Dorothea Schlegel，浪漫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 ·施莱格尔太太，犹太思想家摩西 ·门德尔松的小女儿）、拉赫尔的妹妹萝丝 ·莱文等。拉赫尔曾经也对自己的同化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在她看来，虽然犹太人整体被社会所排斥，但她个人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可以战胜民族的一般性和边缘性。她相信自己的命运将是不同的、格外幸运的：换言之，她拒绝和其他犹太人共命运，她期待并且相信自己会是一个例外。

然而婚恋的多舛远超出了拉赫尔的预期。和芬肯施泰因（Finckenstein）伯爵的恋爱是她的最先也是最接近成功婚姻的一次恋爱。初识时拉赫尔二十四岁（一七九五），她自信而富有魅力，他们相爱并订婚，但伯爵最终由于家族压力等原因与拉赫尔分手。这段关系的终结给二十八岁的拉赫尔带来了几乎致命的打击：她全部的骄傲、自尊和希望，被打落一地。她在信中写道：“一个人，如果经历了最彻底的痛苦，就再也不会开心了。”之后的数十年里，她虽然又与各种男性有过恋爱或暧昧关系，如梅特涅的首席智囊根茨（Gentz）、西班牙驻柏林公使秘书乌尔吉乔（Urquijo），但这些男人要么根本没打算娶她，要么就过于平庸。

拉赫尔的梦想破灭了。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悲剧不是个人悲剧，而是犹太人的悲剧，一切受压迫群体的悲剧。饱受不公待遇的边缘人们，梦想着各自的逃离，越个别越好。他们没有意识到，个人的逃离，从短期来看，是艰辛而不彻底的；从长期来看，更是必然失败。如果犹太人只是把共同的历史看作各自的厄运，如果他们追求的同化只在私人领域展开而全无集体意识，那么他们各自的成功将会是转瞬即逝的，甚至是助纣为虐的。个人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选择：用阿伦特的话讲，就是要么当边缘人，要么当暴发户；在更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加缪所言的 “受害者还是刽子手 ”。个人的同化努力使得 “压迫—受压迫 ”体系不断自我强化，直到最后任何个人努力都不再可能，直到其通向纳粹之路：它绝不是一条解放之路，它只能是一条死路，通往大屠杀之路。

事实无意义与浪漫主义的“思”之逃避

不断的恋爱失败使得拉赫尔发现自己活成了别人眼中的笑话，她不再敢指望同化了，因为此时她的任何努力都显得拙劣得像个小丑。她只能避免发出任何动静、避免去爱、避免卷入这个世界。她没有任何实际的办法，她只能逃。她尝试逃到外国，虽然轻松很多，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她发现还有一处可逃，那就是思的领域：永久地摆脱犹太人身份，摆脱一切痛苦，如今只在此才有可能。浪漫主义自然为拉赫尔提供了一个精神桃花源。法国大革命、费希特哲学与歌德的《威廉 ·迈斯特》为十八世纪末德国的浪漫主义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弗·施莱格尔语）。尽管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最初以文学的形式发起（“狂飙突进运动 ”），但毋庸置疑，它更是一场哲学运动。浪漫主义强调舍弃世界而强调个人，尤其突出个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意义。在浪漫主义者看来，现实（reality）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由当下多数人的观点凝集而成，它并非长久不变的，即：一旦有人凭借勇气和能力打破和否认，现实就能改变。事实（fact）也同样不足挂齿，因为事实如果不能为理性所解释和接受，则其只是一种偶然。只有经个人理性检验而成的真理 (truth)才是有意义的。在浪漫主义 “思”的世界里，拉赫尔是不是犹太人的事实并不重要，她不够美貌、恋爱无果、同化失败这些事实也都没有意义。这些事实不过是暂时的社会价值和偶然性的结果。“浪漫主义无视过去和未来 ……它是迷醉的梦，是甜美的忧郁和苦涩的忧郁，是孤独，是放逐的苦痛，是被隔离的感觉，是漫游于遥远的地方。”

汉娜·阿伦特（1906-1975）

从某种意义上说，浪漫主义确实提供了一条解放之路：从客体中解放出来。客体并不重要，对于爱这件事来说，爱本身比被爱者重要得多。将主体从客体中解放出来，就像将爱者从被爱者中解放出来一样。不过这种解放只能在思的领域展开，它以忽视现实世界的一切作为代价，它是一种虚妄的解放，一种假解放。歌德说，它是一种疾病，是虚弱的、不健康的战斗口号。“只要人与人之间还有交流，共同价值就是必需的。只要存在共同价值，就不可能说一切必须由我来创造 ……因此浪漫主义必定以某种精神错乱而告终。”（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

现实与精神的关系，世界与自我的关系，甚至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关系、公域与私域的关系，都被阿伦特含糊地描述为 “日与夜的关系 ”：麻木笼罩白天，痛苦涌入黑夜，但只有在夜晚，她才真实，她才仍然认识自己，她还依然活着。阿伦特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拉赫尔的梦（实际上阿伦特后来也向别人叙述她自己当时的梦，以及自己如梦如醒的状态），阿伦特认为，梦代表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因为 “模糊性指出了唯一出路 ”。

社会与政治：拉赫尔的经验之歌

在思的领域，拉赫尔以一场斯多葛式的逃离来 “维护自己独立于外部世界的主权 ”（阿伦特：《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她注定失败：因为只要她还对这个世界有任何一点需求，这个世界就仍然凌驾于她，并拥有最终解释权。一八○九年，随着战争的爆发和母亲的去世，拉赫尔的经济状况再次恶化，她连嫁妆都没有了，只能靠弟弟们的救济度日。一八一四年，四十三岁的拉赫尔不得不嫁给了小自己十四岁的奥古斯特 ·范哈根。她并不爱他 —她已经难以真正爱上任何人。范哈根当时一无所有，甚至没法养活自己，拉赫尔嫁给他仅仅是因为他无条件爱她、崇拜她，将她看作一个完整的人。她原本将婚姻视为摆脱犹太身份的利器，现在，婚姻对她来说只是规避最差情形的方式了。况且，她受够了那种只开花不结果的精神吸引，她说 “那些都不够，爱我的男人必须和我生活在一起，陪着我 ”。而范哈根无疑是她最后的救命稻草。

意外的是，骤变的时局给拉赫尔的生活带来了变化。拿破仑入侵普鲁士，给德意志人民带来巨大的震动。面对战争，拉赫尔的生活挫折和犹太身份似乎都被淡忘了，她积极照顾伤员、募集物资，和一个普通的普鲁士妇女没什么两样。她的精神世界也被强烈的爱国情绪所笼罩，她的阅读对象从歌德的《威廉 ·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变成了费希特的《德意志民族的演讲》： “所有那些相信精神性现实的人，那些相信精神生活自由的人，那些相信通过自由手段获得精神的永恒进步的人，无论他们来自何方，无论他们说何种语言，他们与我们同属一个民族，构成我们人民的一部分，或者说他们迟早会加入我们的。而所有那些相信停滞、退化、无限循环的人，那些相信静止不变的自然导引着世界的人们，无论他们的国籍和语言是什么，他们都不是德意志人，对我们而言，他们就是陌生人。”费希特对 “我们人民 ”概念的重构使得拉赫尔血脉偾张，她似乎看到了新的希望：她可以属于 “我们 ”，属于主流。

此外，拉赫尔的丈夫范哈根也交了好运，他先是在军队中取得了一定的军衔，战后又得以在政府中任职。他不仅在经济上足以支持家庭，而且逐渐被主流社会所认可。最终，拉赫尔还是凭借丈夫的成功而实现了同化，虽然这来得有些迟，又有些意外。他们甚至又在柏林开起了文化沙龙，不过现在人们把它叫作范哈根沙龙，而不再是拉赫尔沙龙了。一八三四年，拉赫尔去世，她临终前在病床上感叹：“她一生想要努力摆脱的犹太身份，实际上是她不应错过的。”她最应引以为傲的不是拉赫尔 ·罗伯特，也不是拉赫尔 ·范哈根，而应该是她自己，永远的拉赫尔。

拉赫尔 ·范哈根的“范哈根沙龙”（© Bildarchiv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在这最终的觉悟中，拉赫尔的生命得到了升华，阿伦特著名的 “社会—政治 ”两分框架也初见雏形。同化的本质是抹去自己作为人的一部分本质，来迎合社会的需要和评价标准。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指出这是近代冉冉升起的 “社会 ”领域（the social）对人的扭曲。以顺从主义为主导的 “社会 ”模糊了公私的界限，极大地压缩公共领域（政治）的空间。而只有公共领域（政治的领域）才是个性能存活的领域，才是人们唯一能够显示他们真正是谁、不可替代的地方（阿伦特：《人的境况》），也是唯一可能通往真正解放之路。

在犹太人地位普遍边缘化的时代，任何私人化的努力难以带来真正的解放。改名、通婚，或喜或悲、或成功或失败，拉赫尔这样的女性，始终逃脱不了命运的摆布，难以成为自己的主人。只有通过“政治 ”行动，才可能成为自由和自主的人，否则就不得不陷于 “社会”的制约中，成为历史的牺牲品。不曾行动，也就不曾参与历史。在历史面前，人如果完全没有主体性，历史就会凌驾于他们的生活之上，成为个人的宿命。

说“人”创造着他自己的历史是误导性的，因为这样的人不存在： “人们，而不是人，生活在地球上和居住于世界。”个人同化无法迎来犹太的解放。犹太人的悲剧是全有或全无的。约翰 ·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是最早将犹太问题视为政治问题的犹太作家，他强调，不是犹太人作为个人相对于其他个人的平等，而是一种集体意义上的平等，即：拥有共同历史的犹太人集体。而这是拉赫尔直到生命的最终才理解的，也是长期沉浸在思考领域的年轻阿伦特曾一度忽视的。现在，她们都觉醒了。

故事的故事

如果人可以预知生活，是否就可以避免这种生活？一九二九年，刚刚取得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阿伦特由于 “想要自由 ”的原因，没有寻求一份传统的教职，而是决定全身心投入对拉赫尔这个犹太妇女和与其密切相关的德国浪漫主义的研究中。这本书的写作时间正是阿伦特的人生调整期：她与海德格尔彻底断了联系，搬到柏林和君特 ·斯特恩结婚，开始了新的生活。她开始反思自己一直以来所过的 “思的生活 ”：以往，她没有特别在意自己的犹太身份（阿伦特曾回忆 “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我曾经是那么的天真，我发现所谓的 ‘犹太人问题 ’简直是无聊 ”）。但德国日益增长的反犹形势让她不得不开始思考犹太民族作为整体，以及自己作为犹太人的命运。拉赫尔好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一度沉沦于爱中的自己、那个埋首于思中的自己、那个对犹太人整体命运无动于衷的自己。在对拉赫尔的批判中，阿伦特也完成了自我批判与思想转型。阿伦特在完成这本传记多年后说：“尽管拉赫尔 ·范哈根已经死去了一百多年，但是她才是我真正的知己。”

德国邮票上的拉赫尔 ·范哈根

鲁迅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我们故事的女主人们是没有哀的成分的，她们最终拒绝同情和顾影自怜。她们最终以公共意识来抵抗时间和虚无。公共意味着公开和显现，因为即使亲密生命的最大力量——心灵的激情、精神的思想、感性的愉悦——造成的也是不确定的、阴影般的存在，除非它们被转化成一种适合于公共显现的形式，也就是去私人化和去个人化。而这种转化最经常发生在讲故事和一般的对个人经验的艺术转换中（阿伦特：《人的境况》，32页）。拉赫尔将自己的三千余封信件保留下来并全部交给丈夫，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故事为人所知。年轻的阿伦特投入大量时间，写下这本书，记录别人的生活，也展现自己的心路和曾经的 “阴影 ”，是因为“所有的悲伤都可以忍受，只要你把它们放在一个故事里 ”（阿伦特很喜欢伊撒克 ·狄尼森的这句话）。她们讲述着这些故事，从而不再囚禁于自己单一经验的主观性中，这本身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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