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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涨的融资需求和无法匹配的互联网效应，是中国P2P背道而驰的主要原因。
钛媒体作者｜七月的MiuMiu
2016年11月末的深秋初冬，多地天寒。历经了2016年一整年的起落孤寂后，P2P圈里的人不是忙着延续自家平台的寿命，就是抱着互联网大会上“普惠金融”的余热而取暖。
从2009年至今，由50家平台发展到3800多家再回落到不足2000家。“几”型曲线带来的显然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还有我们对于中国普世价值体系中何谓真正的互联网金融价值而展开的拉锯。
“中国目前没有真正的P2P平台”
11月19日，由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海市浙江商会主办，复星集团承办的"2016外滩国际金融峰会"在外滩金融中心举行。这次被誉为动用了郭广昌大半个朋友圈的盛会，不仅聚集了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还有超过300位知名企业家、工商界人士到场。
而原本一场围绕城市、金融和创新话题所展开的峰会也由于“马云爸爸”的一句狠话将视角又聚焦在了P2P这个风口浪尖上的行业。
“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P2P平台。”——这是在主持人的追问下，马云针对“新金融”概念和过去P2P大热的现象所给出的解答。
实际上，这不是我们第一次从“大咖”们口中听到否定的答案。早在4个月前，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在香港出席业绩发布会时，就发出了“现有P2P基本是骗局”的言论。
虽然这番言论招致了众多的反击与捶骂，但在某种角度上，揭示出了在P2P立于起跑线时起就存在的根源性问题。比如大数据、信用体系以及基于大数据所建立的风控模型。
在整个金融大圈子里，风险定价能力被认为是一个金融企业的建制核心。无论是大数据、产业经验，还是产业链上下端的资源，一旦离开了这种风险定价能力，就基本丧失了金融本身存在的意义。
而在中国，“风险”一词却偏偏产生了认知上的差异，这里不仅存有民间长期残留的“土意识”，还有落后于整体发展速度的监管抑制力。
中国式P2P高楼：先造房子，再搭架子
P2P借贷不是一件新鲜事，即便是传统的民间“借还钱”行为，实质上也属于P2P借贷的大范畴内。所以，并不是中国没有“P2P”的基因，只当这些行为被搬到互联网上时，却受到了其他“硬伤”的拖累。
互联网的出现为P2P借贷走出熟人圈子和区域限制带来了可能。但它在西方的发展却只基于两点，一是直接融资的模式，二是平台不刚兑的特点。所以，P2P借贷的发展起因和根源是在于既降低了金融交易行为的成本，又满足了金融两端双方的需求及立场。
普遍的价值观认为，直接融资模式和平台不刚兑又能迅速促进了平台的业务体量，使得P2P平台无须考虑资金的充足率，可以在自有资金极少的情况下大规模开展业务，并且凭低价的借款利息，产生更多的优质借款人。
这就是所谓的“自我造血”，但要满足这种功能的基础是良好的征信环境和自动化审贷技术。以美国老牌平台Lending Club为例，LC采用贷款评级制度对借款人进行信用评估，以此决定借款人有无资格申请贷款，并核算出借款人应付的利息和费用，以便更快地促成贷款。当然，自动化审贷并不意味着借款质量的降低。事实上，能够通过LC审核评级制度的借款人只占10%。
所以如果将此模式作为P2P的范本，可以看到中国走的却是一条截然不同的却富有“中国特色”的P2P之路，暴涨的融资需求和无法匹配的互联网效应是中国P2P背道而驰的主力原因。
与被银行“喂饱”的大型国企相比，中国的“次贷人群”显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能得到有效的服务。不仅是亟待成长的中小微企业，银行与身俱来的高门槛、不便捷也导致普通人缺乏平民化的投资渠道。这使得在国企、上市公司大额的资金流动下，次级市场却呈现“嗷嗷待哺”的状态。
国内P2P借贷市场的最大价值是打破了资金与资产之间的障碍，让次级市场通过网络匹配得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快速扩张，当然，从不太善良的角度来说，这也得益于监管的宽容。
虽然受制于征信体系的缺失，但向来“爱动脑筋”的中国人，也自然会用另一套办法弥补信用的缺口，来获取这块不可错失的“肥肉”。例如业务线、提供全额担保服务和延伸化的资产种类。这给中国的P2P带来了另一个突破口。
截止2015年底，P2P借贷在中国上升到了史无前例的3853家，年度增长率达到了60.74%。撮合贷款规模也由2014年的3000亿元增长到了2015年的9750亿元，年度增长率达到225%。
庞大的体量演变成了丰富多样的模式，这相较于西方多年来的纯信用贷款路线，显然异化出了N个层次。而换个角度来说，这或许只是一个通过互联网进行终端交易的适合中国当前国庆的金融撮合市场，它的本质已不再是我们所认识的“P2P”。
如果说征信体系的缺失是P2P的要害，那么全额担保服务就是中国P2P的膝盖。自发明了全额担保服务这一业务体系后，中国的P2P才从表面上美化了信用缺失的问题，进入了全速奔跑的阶段。
自2012年开始，中国大部分P2P平台开始提供担保，大致包含三种形式：借助外部机构提供担保；平台通过每笔贷款中提取的风险保障金进行“有限”担保；平台以自有资金提供担保。尤其到2013年，担保几乎成为了国内各P2P平台的“标配”。
第二个异化就是线下开展的业务线。由于我国互联网使用并不如西方国家发达，使得从互联网上获取借款的服务至今无法成为主流。曾有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仍有超过90%的P2P资产端来源于线下业务。而这些平台通常的业务流程是：由平台寻找或者接到借款申请，随后派信贷员进行实地考察或者远程人工尽调，在经历烦琐的步骤完成相关信息的获取后，平台再把借款申请在网站上发布，以此来吸引投资人出借，完成整个交易流程。
相比于西方而言，中国的P2P仅仅将互联网平台用于资金对接，而非P2P借贷的全程服务。曾有某平台负责人对此表示，中国的P2P仅仅是套了一个“互联网化”的外壳，里面的实质却仍是传统的民间借贷。
事实是，这个仅够支撑门面的互联网外壳，并不能承载互联网金融快速高效的撮合交易需求，却被急剧膨胀的市场逼迫着不断前行。这种“三明治”式的挤压正在形成其他的连锁效应，也成为了“几”字型的下降转折点。
伴随着猛增的市场成交量，问题的枝芽也在“茁壮成长”，比如期限错配、自融、资金挪用、信息不透明以及无限制的资金杠杆。
很多人在研究P2P“几”字型发展走势的时候都发现，对于“规则”的漠视是整个P2P行业乃至整个中国人身上最主要的通病。早期各类金融资产的疯狂嫁接、风控漏洞的无视和规模的盲目扩张，显然正在慢慢侵蚀回行业本身。
自2015年起，部分基础较好的P2P平台才开始加大技术投入，尝试完全线上化和去担保化运作。这就像造好了房子，才开始考虑搭架子。而如果不是这一波来势凶猛的衰退潮，对于P2P的挽救还将更后知后觉。
为何合规也要如此急功近利？
一面是不断下滑的盈利可能，另一面是监管措施的步步紧逼。这让中国P2P开始面对从“众人捧”到“众人弃”的境地。
数据显示，2016年9月下旬开始，一部分公司已开始撤资或退出P2P行业，像红星美凯龙、盛达矿业等鼎鼎有名的上市公司均在此列。而更有甚者直接以低于月募集资金60%的价格出售现有的P2P平台。一夜之间，P2P平台从炙热的“当前手”被迫走向“已转移”。
面对此次的衰退潮，P2P行业在合规整改中呈现出了这样三大特征：一部分无法完成整改的P2P公司选择退出；一部分有能力的平台则进行大额资金整改，同时纷纷转型热门且合规的小额资产业务；而另外一部分不愿意抛弃原有资源的平台，则正向第三方财富管理或交易所模式转型。
“转让”成为了一种最直接的退出方式。但这并不能让所有类型的平台都找到合适的买家。业内人士表示：“像艺术品平台这样能够快速转变应用场景的转让交易相对顺畅，而像一些做房产抵押类的P2P则较难转型，合规之下的接盘者并不好找。但鉴于现在这个时间点，P2P平台一般会选择折价出售。”
相比之下，退出平台的数量更是居高不下。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10月，正常运营平台的数量相比9月又下降了48家，停业及问题平台数量则达到了105家。
除了这些在战役中“落马”的平台，尚在存活的也不尽安稳。对于有能力达标的P2P平台来说，如何实现银行资金存管、大额借款、信息披露以及风控技术的整改，是另一个套在生存线上的“紧箍咒”。
自从颁布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后，P2P平台对银行存管采取了近乎“大跃进式”的拥趸，但争抢的效果却恰恰相反。截至2016年10月1日，国内与银行签约存管的P2P平台还不足300家，实际完成系统对接的仅有95家，其中部分还是颇受争议的银行与第三方支付“联合存管”模式。
某平台CEO告诉笔者，银行的不积极态度、对接上的技术问题以及每年百万的存管费用，是导致存管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从目前提供P2P存管服务的银行来看，城商行是绝对的主力，而大型股份制银行普遍较为不积极。这里不仅含有P2P贡献利润不高的原因，还有银行对于互联网金融安全性仍存疑点的心理。而即便是已签约银行存管的平台，仍要面对至少半年以上的技术对接期
“银行存管”这块热豆腐，吃得人心焦，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去平台的“饿”。在这点上，大额资产的整改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虽然从表面上只是将大额改为小额分散，但背后的连锁反应却够大部分平台“喝上好一壶”了。
显然，平台的困境不仅仅在于资产转型本身，如何在整改期内消化现有大额资产才是当务之急。某平台负责人告诉笔者，P2P平台现有两种应对方式：先是在监管过渡期内自然到期消化，而倘若不能自动消化的，则只能另寻接手人。
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部分平台的大额问题，但却把接下去该做什么资产业务的命题抛给了更多的从业者。为了遵循“小额分散”的原则，“聪明”的中国人又一次开始了集体化的“扎推作业”。知情人士透露，至少有50%寻求转型的平台在冲向消费金融和金交所的路上。
这种盲目而强势的“簇拥”现象并不鲜见，时间紧、任务重，让平台运营人不得不把“合规”作为一个仓促的“表面工程”来对待。
波士顿咨询预测，到2017年，消费金融类贷款余额将增长至30万到40万亿元。而这里，就有不少追逐消费资产的P2P平台。消费金融正在因为P2P平台的狂热介入，而变得急剧泡沫化。
“如何做好场景化铺设，增加产品纬度，同时又能达到快速自动化审核的风控标准，才是不让消费金融成为下一只‘毒虫’的关键之处。但据我所知，只有极少的P2P平台在技术上投入成本。”一名资深的消费金融从业者这样说。
事实是，由于争抢消费金融而引发的恶性竞争现象在整改后却越发严重。为了快速占领市场份额，风控技术这一重要战略点被极度忽略，正如当年P2P借贷的发展历史一样。取而代之的是高度同质化的产品、不断高企的坏账率，以及烧钱成性的获客路径。
游走在灰色边缘的不仅是消费金融，还有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这样的合作领域。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笔者，网贷平台之所以热衷于与金交所搭上关系，主要与后者尚且薄弱的监管不无关系。
为了躲避P2P日趋严厉的监管，资本逐利的本性再次彰现无遗。明里或暗里的，各大地方金融资产交易所都成为了P2P平台争抢合作的“香饽饽”。
据第三方数据统计，现阶段已有几十家P2P网贷平台以股东或会员身份，与金交所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仅大连京北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的合作方中，就包括了近10家P2P平台。
与金所交的合作是为了给非标债权交易提供一个合规的通道。而一旦成为会员，投资者就可以个人会员身份参与交易。但相对于此，投资者参与此类非标债权交易却存在着风险提示不足、客户适当性不匹配等风险预防的问题。而这也显然又成了P2P平台钻的又一个空子。
追求合规，好像变成了当年追求规模成交量一样急功近利的事。在这点上，很多平台运营者都有共识，却都无能为力。
曾经有位作家说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别就在于”聪明“。这个聪明不仅用来表达对于智商的赞扬，还有当面对”何可为，何不可为“时，中国人充满套路的各种表现。
而同样，无论是2012年的成交量爆发，还是2016年所谓的”面壁思过“，P2P平台的每一次蜕变都存在着相当的逐利性。抱团接银行存管、搞消费金融，或是扎堆成立金交所，IPO扩张上市，能够在短时间改变形象从而获得利益的改变，皆受到了明星般的拥簇。而像做信息披露，解决技术端的风控模型这样时间跨度长、资金投入大的问题要害，却常常遭受“打入冷宫”的待遇。
那么这样的整改，是否又是一次先造房子，再搭架子的过程？
中国P2P即将走到第十个年头。或许到了那时候，大部分P2P平台都已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完成了整改进程，摇身一变成为看似合规的平台。但就像当年“大跃进”式的成长方式一样，在追求合规的路上，众平台都在抛弃最根本的线上基因和风险定价能力，而空求一副表面合规的空壳子。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离见到“真正的P2P平台”也许还有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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