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组织领导者改变信念,承认让组织运行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平凡的而非伟大的,并且承认不管领导对于组织来说是多么重要,单个领导者对组织来说都不是很重要,那会怎样?如果领导者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还有什么阻止它们放弃自怜自艾、愤世嫉俗和遁世离俗呢?如果我们不让领导者期望伟大的结果,那么领导者如何坚持那些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的伟大行动?一个怀疑自己重要性的高级管理者如何评判行动和投入的正当性?
人之渺小,奈何以堪?既然这事一个经典问题,那么最好在经典的文学作品而非现代的组织研究领域中寻找答案。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世界:让组织运行的东西是平淡的东西,人民很难发现自己所做的事情有多大的意义。我们能给现代的领导者提供一些什么建议呢?首先,我们建议他们读《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把时间花在研究库图佐夫将军在波罗底诺战役中的沉思上也许比花在研究战略规划上更有用。一个怀疑将才有效性的人如何做将军?托尔斯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表明他对领导模糊性的认识胜过大多数现代组织研究者。
或者读读易卜生的《野鸭》(The Wild Duck)。在《野鸭》中,易卜生借瑞灵医生之口警告我们,如果剥夺掉一个平凡人的幻想权力,我们也同时剥夺了他的幸福权利。无独有偶,其他文学家也发出过类似的警告,尤其是奥尼尔和皮兰德娄。他们的警告非常睿智。在我们忙于怀疑结果主义行为逻辑的时候,我们应该也不要忽略一点:领导力要求对伟大行动怀有承诺而幻想伟大的结果,可以起到坚守承诺的作用。
然而,我还想跟你们提一提另一个经典的答案。看看堂吉诃德向唐·迭戈·德·米兰达解释自己的时候怎么说的:“你一定认为我很疯或者很傻,其实我既不疯也不傻……所有的骑士都有其使命……既然我有幸成为一名游侠骑士,我就要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完成这些使命。”
堂吉诃德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他信奉另外一种人生观和行动观,这种人生观和行动观将伟大的承诺与对伟大结果的希望分开了。他说的是义务而非期望,说的是有待度过和享受的人生,说的是有待赞美的责任。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不是因为他不知道风车是什么,而是因为他对生命怀有热忱,因为他明白自己的身份要求。
如果说塞万提斯的作品给了现代的平凡组织什么启示的话,我认为那就是:好的领导要求结合对平淡人生的热忱与平凡责任的承诺;领导既是艺术的又是技术,既是美又是真理,既欣赏复杂性又欣赏简单性,既追求矛盾又追求统一,既实现优雅又实现控制。对于一个愤世嫉俗大行其道的年代来说,这套陈词似乎太过浪漫,然而,最近的组织观察表明,这样的领导观或许比我们想的要普遍。
如果领导者本着堂吉诃德精神行动,那么他们会丰富我们的生活,改进我们的组织。他们会管理让组织正常运行的平凡事物,会产生可以被读作、解释为诗歌的决策、行动和生活。这样的领导涉及保证厕所能够正常使用,还涉及书写管理诗歌(文件、通知、报告和命令),激发新的、有趣的解释和实施。最理想的情况也许是,领导者能够像T.S.艾略特一样。很多人(包括与艾略特同时代的人)赏析过艾略特的诗作,艾略特曾经在文章中表达了他对这些赏析对态度:“……赏析的目的是弄清诗是什么意思,不管解读出来的意思是不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我都深表感谢;如果能够解读出我没有明确表达活着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意思,我尤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