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猫》是许多“八〇后”自小熟知的日本漫画作品，然而，在藤子·F. 不二雄构建的这个充满想象与童趣的世界中，竟然埋藏着一个大象被人类处死，具有诡异和严酷意味的故事。第五卷的短篇《大象和叔叔》，讲述野比的叔叔到家里做客。叔叔聊起了自己的一段往事，他童年生活在东京，非常喜欢动物园里的大象。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升 级，东京遭到空袭，他只好同家人疏散到乡下。在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动物园，却发现大象已不见踪影，只有一些山羊和猪。一问饲养员才得知，大象竟然已经被杀了。机器猫和野比十分惊讶，于是乘坐时光机回到“二战”期间去一探究竟，结果他们真的发现了饿得瘦骨嶙峋、奄奄一息的大象，他们也遭遇了投掷炸弹的美军轰炸机。
这个故事的原型发生在“二战”期间的东京上野动物园，三头著名的大象 John、Wanri、Tonky，都被园方以停止喂食的方式“处决”。上野动物园成立于明治维新时期，位于东京市中心，曾经是天皇的私产，后来赠送给东京市政机关，寓意走向市民大众。为什么在这座俨然日本国家级的动物园，前一天还家喻户晓的明星动物，竟然会遭到如此厄运？我们没有机器猫的神奇道具，但是尚可以通过历史这架“时光机”去溯源。
《机器猫》从一九六三年开始连载，这个大象短篇的内容，要追溯到另一个流行的文本，即日本作家土家由岐雄创作的《可怜的大象》。《可怜的大象》初次发表于一九五一年，收录在面向二年级小学生的童话故事集（《爱の学校2年生》，塚原健二郎等编，东洋书馆一九五一年版），这是一个只有大约十页篇幅的小故事。上野动物园樱花盛开，一座墓碑讲述了关于大象的悲伤过往。“二战”期间，东京遭到空袭，动物园面临笼舍被炸毁、动物出逃伤人的威胁。动物园于是准备“处决”三头大象，在喂毒、注射毒药等方式失败后，只好采取饿死的手段。最终，大象死了，临死前还摆出“万岁”的姿势。在轰炸机的轰鸣声中，人们抱着大象的尸体，喊着：“别打仗了！”
初次发表的《可怜的大象》，载《爱の学校2年生》（塚原健二郎等编，东洋书馆，1951年）
《可怜的大象》取材于真实的历史，由于担心盟军空袭会造成动物出逃，日本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下达了处决“危险动物”的命令。这个文本以悲怆的基调讲述了上野的大象之死，刻画了大象作为受害者的形象，无疑能激发起读者的强烈共鸣。根据美国学者伊恩·米勒的研究，这个故事在战后日本大受欢迎，其单行本在一九七〇到一九九八年 之间就热卖了一百多万册，截至二〇〇七年，有超过一百五十五种重印版本，还有许多改编版本，比如《机器猫》。
不过，土家由岐雄这个文本简化了历史，甚至有违背历史的地方。首先，三头大象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是在东京遭受空袭后才被杀死。实际上，上野动物园杀死这三头大象是在一九四三年八至九月，此时空袭并没有发生，美军对东京的轰炸要到一九四四年才开始。其次，三头大象之死并非全因为“处决”的命令，其中最先被杀的大象是 John，它是因为顶伤了饲养员，被认定为有害。上野动物园于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三日开始停止给 John 喂食——三天后“处决”命令才下达，John 死于八月二十九日。另外两头大象是在命令下达后开始被停止喂食，分别死于九月十一日和九月二十四日。换言之，《可怜的大象》玩了一个混淆前因后果的小把戏——这何尝不是我们回溯历史时经常遇到的。
死亡的大象 John（东京动物园协会，引自《沉默的受害者：二战时期日本的动物园屠杀》）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在土家的故事中，杀死大象的决策者被隐藏起来了，出场的人类只有饲养员。这个故事只注重哀悼，没有去追究责任在谁。伊恩·米勒就批评《可怜的大象》忘却帝国、哀悼战争的做法，日本的下一代被鼓励去同情动物受害者，哀悼战争留下的创伤，但是并不去考虑其历史教训。
相比之下，《机器猫》的改编要比原著的层次更丰富一些。在短短的篇幅内，藤子·F. 不二雄刻画了三个典型的人物形象。一个是饲养员，尽管他极其不忍，但被迫执行用土豆毒杀大象的命令。一个是动物园的园长，他在杀死大象的命令和保护大象的意愿之间左右为难。最后一个则是身着军装、手拿指挥刀的长官，他是下令屠杀大象的元凶。藤子·F. 不二雄甚至给这名长官配上了一段重要的台词：“现在日本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动物的命还能算什么？就是动物，为了国家也应该心甘情愿地死去。”藤子·F. 不二雄俨然道出了大象之死的真相：日本的战时政策。
《大象与叔叔》片段（《机器猫》第5卷，吉林美术出版社，2014年）
限于漫画的形式，《机器猫》对这个故事的描绘也只能点到为止。而要进一步了解，有两本历史著作可以参考：一是伊恩·米勒的《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The Nature of The Beasts: Empire and Exhibition At The Tokyo Imperial Zoo）。二是日本学者伊藤真由美的《沉默的受害者：二战时期日本的动物园屠杀》（Japanese Wartime Zoo Policy: The Silent Victims of World War 2）。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大象之死。
伊恩·米勒的重点在上野动物园本身，他还原了“处决”从谋划到执行的来龙去脉。他指出，杀死大象并非临时决定，而是早就定下的政策。早在一九四一年八月，上野动物园就制定了在特殊情况下“处决”动物的预备方案，该方案按照危险程度，将园内动物划分为四个等级——此时“珍珠港事件”尚未发生，战时日本竟然已想好了未来“处决”动物的程序。这是一场波及整个动物园的系统性屠杀，被杀死的远不止三头大象，总共至少有二十九只动物，包括埃塞俄比亚皇帝赠送的狮子、东条英机捐赠的马来熊、日军入侵中国时捕获的豹子、日本亲王从中国带回的东北熊等。总之，越是著名的动物，越是容易被杀。米勒提到了事件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如东京都知事大达茂雄，是他直接下达了屠杀命令，上野动物园园长福田三郎及其前任古贺忠道，他们一方面试图拯救园内的动物，另一方面又是屠杀的直接规划者和执行者。
上野动物园屠杀动物后举行的祭祀仪式（东京动物园协会，引自《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
米勒还重点揭露了让日本讳莫如深的一场祭祀仪式。一九四三年九月四日，就在动物“处决”命令下达后不久，东京举行了一场悼念“殉难猛兽”的仪式，浅草寺的僧人为死亡动物诵经超度，参与者包括以大达茂雄为代表的市政官员、精英官僚，以及被精心挑选出的市民代表。尤其诡谲的是，两头大象 Wanri 和 Tonky 在祭祀当天还没有饿死，它们就在祭祀现场的附近，目睹了自己被纪念的场景。米勒认为，这场“献祭表演”把动物“处决”的真相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先“处决”后纪念的方式，人们将动物之死拔高成为国家献身的典范，以此动员本土民众，为战争的下一阶段做好准备。
伊藤真由美则把目光放大到整个日本。上野的大象之死，只是席卷全日本的动物屠杀的一部分而已。伊藤提到了一个关键的组织，即一九四三年一月成立的日本动物园协会，其成员包括日本本土的十五座动物园和占领地的三座动物园。该协会的成员动物园都在“处决”动物，官方记载的数据是总共一百七十只动物被杀，但实际至少有两百只，此 外马戏团还杀死了一百三十三只动物。这些只是在本土，日本在占领地设立的三座动物园的数据还不包含在内。
上野动物园中的其他动物被屠杀，比如图中的河马 Kyoko 和 Maru （东京动物园协会，引自《沉默的受害者：二战时期日本的动物园屠杀》）
在声讨屠杀的原因时，伊藤将矛头指向了日本的战时体制。其实，在“二战”期间，欧洲的动物园也在杀死动物，其直接原因也是担心空袭。但是，日本与欧洲相比有显著的不同。欧洲的“处决”是在空袭迫在眉睫时发生的，且多半是动物园的自发行为，或来自动物园协会、地方当局、军方的命令；而日本的动物“处决”是在空袭尚未发生时发生的，最关键的是，“处决”命令是作为一项国家政策来实施的，“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全国性地、系统性地处决动物”。
在《机器猫》里，东京都知事大达茂雄被塑造成身着军装的长官，似乎杀死动物这个“锅”可以被甩给已经倒台的军方。但伊藤指出，“处决”命令不是来自军方，而是来自内务省，大达代表的是日本国家的决策。大达于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二年担任内务省的二把手，在短暂地担任日据新加坡的长官后，于一九四三年就任东京都知事，一九四四年七月就任内务大臣。他在执掌东京期间下达了“处决”动物的命令，可以说在上野开了先河，自此开始，全日本的动物园都纷纷“处决”动物，大多数发生在一九四四年。在国内事务方面，内务省拥有绝对的权力，在战时状态下，地方没法违抗内务省的任何指令，包括“处决”动物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