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四日 我在读 | 女性的力量

阿琳•克莱默•理查兹是当代精神分析学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位女性，其研究尤其关注女性议题。基于在心理咨询室中的实践，阿琳在《女性的力量》中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关于女性发展、创造力的深层精神分析世界。它呈现了不同女性生命经验如何造就女性发展的多样性，同时也在赋予女性更多的可能性。

阿琳的写作富有挑战性。正如编者南希•古德曼所说，她在精神分析领域寻找关于女性正统的“不”和拓展思路和实践的“是”。她同时挑战着传统精神分析思考的极限与关于女性是与非的定义。尽管问题严肃，但其写作因生动案例（除了病人，还有普鲁斯特的小说和电影《本能》等）并不晦涩。母亲节即将来临，无论是否身为人母，《女性的力量》都值得一读。 （本期推荐人/孔雪）

弗洛伊德发明了精神分析，作为一门倾听的艺术和科学。他是一位倾听者，设法去听和努力理解他所听到的，而且他所听的是在当时被很少关注的声音——女性的声音。他不像他的许多教授，他倾听他的病人，尤其是女性的声音，使他与当时的男性更加分道扬镳。

我将我的思考和对这个主题的全部兴趣都归功于我自己的分析，在那里我学到的最根本的东西是我作为女性的地位并不一定会限制我的野心或成就。很多年后，当阅读了杜利特尔的《献给弗洛伊德》（1975），我找到了自己体验的共鸣。希尔达·杜利特尔在分析中得到了鼓励，得到了一种目标感和对她自己创造能力的信念。她被给予了什么？我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完成草稿后，我把它给几个女权主义同行看。令我很沮丧的是，她们中的一些人提出反对，认为我忽略了弗洛伊德的其他方面：女权主义评论家们指控他的厌女症（misogyny）。我可以明白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性欲发展的理论侮辱了女性，但令我很困惑的是，一些女权主义者的精神分析效果和弗洛伊德理论中后来导致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家们谴责他关于女性性欲发展的观点之间的矛盾。仔细思考后，我的结论是，最好先去检验弗洛伊德对女性之态度的证据，然后再来考虑他的理论中导致女权主义评论家们相信他诋毁女性，同时暗示精神分析是在诋毁女性的那些重要方式。

我的论点是，弗洛伊德是一个提倡平等的女权主义者。他挑战时代，证明女性值得被教育，可以参与正在崛起的现代科学世界，可以挣钱，并值得获取对她们参与的社会价值的重视。他的一部分成就在于展示了女性在工作和智力能力上是与男性平等的。我希望能够证明他现在遭受质疑的关于“男孩女孩的发展相同，直到他们命运性地发现了阴茎这一时刻为止”的报告，不是为了要展示女性低于男性因为她们没有阴茎，而是说明女性在其他方面与男性有相同的装备。但是，假如弗洛伊德是一个要求平等机会的女权主义者，他又如何会创造出一个冒犯了那么多女性和女权主义者的理论呢?

在这个语境中，很有用的是，想到女权主义现在是也曾经是有着三重职责的运动。女权主义者们在三方面有所努力：（1）投票、教育和机会的平等性；（2）对两性差异的尊重；（3）对母亲身份的支持，包括幼儿的照管和教育。这三方面的女权职责不总是相互兼容的，有时会产生冲突。安东尼（Susan B. Anthony）在1857年写给斯坦通（Elizabeth Cody Stanton）的信中说道：“我的灵魂在燃烧，这种观点（女性是情绪性的，而男性是理性的）不过是旧世界观的翻新而已，跟一开始就把女人划分到情感范畴，要去服从男性智慧的教条一模一样。”

斯坦通是一个平等女权主义者。她提出女性能够而且应该自我支持，她相信性吸引存在于“两性差异的知识”中。她认为这一知识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生物性的，而且它可以被衣着和修饰及社会传统的性别标志所改变。她相信，在更深层的意义上，男人和女人是一样的。用现代术语来说，她是一个社会建构主义者。她的女权主义视角是弗洛伊德了解且遵从的。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吉利根（Carol Gilligan，1982）就是一个差异女权主义者（difference feminist）的例子。她赞成尊重女性在人际连通性上（connectedness）的价值体系，而不是因为女性跟男性不一样，更倾向于重视个人多于原则，就假设她们有一个缺陷的超我。那些希望获得政府支持选择留在家里做母亲的女权主义者们，或者赞成女性需要致力于家庭和子女，因此必须允许丈夫照顾她们的女权主义者们，是第三批女权主义者。所有都是女权主义者，但是不同群体之间信奉的价值和政策之间会有碰撞。(摘自《女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