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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来看，人口是影响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非常关键的因素。最近几年在经济增速不断下台阶的背景下，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大家都在说我国的人口形势非常严峻，但具体严峻到什么程度，相关的细节测算和预测却很少。对于我国未来人口形势的判断更多是基于联合国的预测，但联合国的预测考虑的结构和细节问题较少，对预测结果的披露也比较有限。
在本专题中，我们采用经典的
Leslie-
年龄性别预测模型，对我国未来三十年的人口形势进行了预测。未来我国人口将呈现五大突出特征，这些变化必将对我国经济诸多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泰宏观每周思考第26期
摘要
1
、人口预测模型的简单介绍。
Leslie
模型主要做两大方面的预测，一是利用各年龄群体的死亡率来推算下一年的人口结构，二是利用女性生育率测算每年新出生的男性和女性婴儿数量。
在测算中，我们考虑了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教育程度女性的生育意愿的差异，也考虑了死亡率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测算使用的结构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201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2
、趋势一：
最快
10
年后，我国总人口将现负增长。
我国人口数量在全球的占比也将逐步下降，印度人口数量有望在
5
年后的
2024
年超过中国。
3
、趋势二：
中青年加速减少，高峰时每年超千万。
未来
5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每年减少
300
万以上，在
2028
年
-2039
年间，年均减少数量将超千万。
4
、趋势三：
二胎影响已过去，新生婴儿很快破
1300
万。
预计今年我国新出生人口数量将降至
1400
万左右，五年内大概率跌破
1300
万。
5
、趋势四：
2
年后进入深度老龄化，
2050
年或接近日本。
我国或在
2037
年达到日本现在的水平，到
2050
年或将与日本当时的老龄化水平相接近。
6
、趋势五：
结婚率继续下滑，“光棍儿”数量增多。
2015
年我国
15
岁以上的未婚男性比未婚女性多
4000
万人，出生性别比例失调最严重的一代还没有大批量进入婚姻市场，未来结婚率会进一步下降。
7
、挑战和机会并存，应对措施刻不容缓。
长期人口趋势的变化，会持续对我国经济增速构成压力，其可能带来的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亟需我们做出政策准备和反映。
但挑战背后，也会带来一些结构性的机会，例如老龄化对养老、医疗等相关行业的需求会增加，“光棍潮”会催生“单身经济”需求。
我们预测人口采用的是经典的
Leslie
模型，该模型是
1945
年时由澳大利亚学者
Leslie
首次提出，属于考虑生物种群年龄结构的离散模型，在人口预测中也被广泛运用。
总结
Leslie
模型，其实主要做两大方面的预测，第一方面是利用各年龄群体的死亡率来推算下一年的人口数量。
例如，假设今年
60
岁女性的数量为
800
万，死亡率为
0.4%
，那么下一年
61
岁女性的数量就是
800*
（
1-0.4%
）万。
所以只要知道不同年龄阶段的男性和女性的人数，以及对应的死亡率，就可以推断以后每一年各年龄的男性和女性数量。
图表：
2015
年我国不同年龄阶段男女性的死亡率（‰）
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Leslie
模
型预测的第二方面是测算每年新出生的男性和女性婴儿数量。
因为在第一方面的测算中，只能得到
0
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却无法得出每年
0
岁人口数量。
要测算每年新出生人口，首先需要计算每个年龄段女性的生育率，然后乘以每个年龄阶段的女性数量，加总后即可得出每年出生的婴儿数。对每年新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做出假定后，就可以得出每年新出生男性和女性人口的数量。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测算女性生育率时，考虑了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教育程度女性的生育意愿的差异。
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生育率存在差异很容易理解，但其实大量研究也表明，不同学历背景的女性的生育率差异也很大，学历越高的女性的生育率越低。（
在此一定要提前声明下，我们纯粹是出于研究目的考察这一问题，我们非常尊重女性，不存在性别歧视，也希望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
我们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进行了验证，发现统计上的结果非常显著，初中学历背景的女性生育率平均为
51
‰，而研究生学历女性生育率只有
48
‰，如果比较相同年龄、不同学历背景的女性生育率，差异更大。
高学历生育率低，一方面或因为受教育压缩了女性生育时间；另一方面，抚育成本的抬升和生育观念的变化或许也会有影响。对于未来女性的教育结构，我们根据女性入学率、升学率和未来教育规划进行测算，做了合理预测。
图
表：
2015
年我国不同学历背景女性平均生育率（‰）
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在汇报预测结果时，我们考虑了宽、窄两种口径的人口预测假定。
在宽口径人口预测中，我们假设未来各年龄阶段的死亡率会逐渐下降，递减速度参考了现有学术文献的测算。而窄口径则假定未来各年龄阶段死亡率不变。本文汇报以宽口径的测算结果为主。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测算中使用的微观结构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201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按照死亡率递减的乐观情形预测（宽口径），我国大陆总人口将在
2035
年达到
14.51
亿的历史高点后，出现趋势性的负增长。
但是如果按照死亡率不变的窄口径预测，达到历史最高点的时间将在
2027
年，人口或达到
14.31
亿。
所以综合起来判断，大概未来十年后，我国总人口将出现趋势性的负增长。
我们对于总人口的两种预测结果，介于联合国宽、窄两种预测口径中间，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预测结果的稳健性。
图
表：
2015-2050
年我国人口预测数（亿）
来源：
联合国，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随着我国总人口增速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印度将逐渐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印度有望在
5
年后的
2024
年超过中国。
我国人口数量在全球的占比也将逐步下降，从接近
20%
左右，逐渐降至本世纪末的
10%
以下。
当然这个预测还很遥远，几十年间还有很多政策会调整，真实结果可能和预测偏差很远，但我国人口占比下降的趋势已经开始。
图表：
联合国预测本世纪各国人口占比变化（
%
）
来源：
联合国，中泰证券研究所
在之前的专题中，我们讨论过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不仅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还会通过影响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所以很多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和经济增速在走势上都高度相关。我国
15-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3
年达到
10.06
亿的最高点后，已经连续
5
年出现负增长，平均每年减少近
200
万。
根据我们的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情况会更加严重
。
未来
5
年我
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平均每年减少
300
万
以上
，除了
2024-2026
年之间有所缓和外（
1959-1961
年自然灾害期间出生的人数骤减导致），之后会进一步恶化。
尤其在
2028
年
-2039
年的十年间，我国每年将减少劳动年龄人
口
1000
万以上。
劳动年龄人口持续负增长，将对我国经济增速构成很大拖累。
图表：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
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
：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
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趋势三：
二胎影响已过去，新生婴儿很快破
1300
万
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和上世
纪
90
年代以后我国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大幅减少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总共经历了两代“婴儿潮”
，第一代出现在
60-70
年代，尤其是
1962-1975
年平均每年出生
2700
万以上；
第二代“婴儿潮”出现在
80-90
年代，也就是第一代“婴儿潮”开始结婚生娃的时候，例如
1982-1997
年每年平均出生
2200
万以上。
但由于人口管理政策的实施、以及各种抚养成本的抬升等诸多原因，我国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从
90
年代以后开始大幅下滑，再没有出现新的“婴儿潮”，即
理应由第二代“婴儿潮”结婚生娃产生的新的婴儿出生高峰并没有如期到来
。
这样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近几年我国每年补充的
15
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越来越少，而逐渐进入到
65
岁以上的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多，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
图表：
我国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和预测
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我们模型的预测结果显示，未来我国新出生人口数量会进一步减少，预计今年将降至
1400
万左右，五年内大概率会跌破
1300
万，很快回归到
1100
万的低位。
新生婴儿数量的减少和育龄妇女数量锐减有很大关系
，根据我们的测算，
2018
年我国
15-49
岁的育龄妇女数量可能减少了
700
万以上（这一结果与统计局公布结果一致），预计
2019-2021
年也将每年减少
600
万左右，尤其是
20-35
岁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减少速度会更快。
此外，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生育意愿的下降等其他因素也对新出生人口构成拖累。
图表
：
我国育龄妇女数量预测（亿人）
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而
2015
年
10
月全面放开的二胎政策，对生育的带动期或已过去。
由于我们的模型中并未考虑突然的政策放松对生育率造成的影响，所以测算出的
2016-2018
年的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分别为
1617
万、
1576
万和
1529
万，而这三年的实际出生人口数量为
1786
万、
1723
万和
1523
万。
也就是说
2016
年和
2017
年实际值高出预测值的部分，可以被看做是计划生育政策放松对新出生人口的推动所致，但
2018
年二者已基本无差异，说明二胎政策放开的影响已经消失。
要提高新出生人口数量，必须尽快出台更多鼓励生育政策才行。
图表：
2015-2018
年
实际出生人口与预测出生人口（万人）
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趋势四：
2
年后进入深度老龄化，
2050
年或接近日本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老龄化的加剧，且未来
30
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会更加严峻，将很快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7%
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
达到
14%
，为深度老龄化；
超过
21%
，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在我们宽、窄两个口径模型的测算下，
我国老年人口占比均在
2021
年超过
14%
，即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2031
年超过
21%
，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图表：
我国老年人口数量预测
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老年人口的增加，不仅意味着我国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和经济总需求的下降，还意味着养老负担的加重。
根据我们的测算，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与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之比）将从去年的
0.17
继续上行，到
2030
年将突破
0.3
，
2042
年突破
0.5
，到
2050
年接近
0.6
。
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将从当前的
0.41
，上升到
2030
年的
0.51
，
2040
年的
0.68
和
2050
年接近
0.8
。
图表：
2015
、
2050
年我国人口结构对比（
%
）
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大家对这些数字可能并没有太大感觉，但这确实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妨再解释下。
我国的养老金体制还是以现收现付制（
Pay-as-you-go
）为主导，也就是说，现在存活的老人养老的钱主要来自于现在存活的年轻人交的社保或者税。
通俗来说，
现在我们每个年轻人除了负担自己的开支外，平均还要负担
0.41
个老人或小孩的开支；
但到
2030
年的时候，平均每个年轻人将负担
0.5
个老人或小孩的开支，到
2050
年时将负担
0.8
个，负担加重一倍。
从国际比较来看，最具代表的老龄化国家是日本，当前日本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
27%
，属于超老龄化社会。
按照我国当前的速度，我们或在
2037
年达到日本现在的水平，到
2050
年的时候，中国或将与日本当时的老龄化水平相接近。
图表：
我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
%
）
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