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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善于发现快乐，是苏东坡一生最大的功力

大家-腾讯新闻 · 公众号 · 美文 · 2017-01-21 15:56

正文

文 | 祝勇

▍一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苏东坡在58岁上被罢礼部尚书，出知定州，临行前遣散家臣，把家中一位名叫高俅的小史（书僮）送给曾布，曾布未收，苏东坡又送给王诜。七年之后，公元1100年，王诜派高俅给自己的好友、时为端王的赵佶送篦刀，正巧赶上赵佶正在花园里蹴鞠，类似于今天的踢足球（这一点可以北京故宫藏《明宣宗行乐图》卷蹴鞠的场面中得到证明），不想那高俅原来球技很高，赵佶与他对踢，他毫不含糊，赵佶一喜之下，不仅收下了篦刀，连送篦刀的人也一起收下了，宋人王明清《挥尘后录》记载过此事。

▲ 明宣宗行乐图

几个月后，宋哲宗死，赵佶继位，史称宋徽宗，高俅由殿前都指挥使一路官拜太尉，从此贪功好名、恃宠营私，成了白话小说《水浒传》里的那个大反派。靠踢球当上国家领导人的，古今无二。很少有人知道，最初扶高俅上战马的人，正是苏东坡和他的挚友王诜。所谓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历史上恐难找出比这更经典的例证了吧，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还有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自从高俅退役，中国足球九百多年没缓过来。

第二年，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高太后去世的那一年，14岁的宋哲宗真正执掌朝政的那一年，这位青春叛逆的少年天子突然感到与朝廷上失意多年的新政派（王安石那一派）那么地情投意合——前者被太后压制、被元祐大臣们漠视了很多年，仿佛他是空气，在朝廷上根本不存在；后者则多年来一直被排斥在外，正等着机会报仇雪恨。北宋政治又面临着一场一百八十度的翻转，他的亲友，如弟弟苏辙，学生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也都受到牵连。李一冰说：“仇恨与政治权力一旦相结合，则其必将发展为种种非理性的恐怖行为，几乎可以认定为未来的必然。”

尽管苏东坡此时已贬至定州，天高皇帝远，但他在元祐年间得到重用，本身就是“罪过”，他必须为自己的“罪过”付出代价。

对苏东坡的各种投诉，又汇聚在皇帝身边。罪名，依旧是“讥斥先朝”，“以快怨愤之私”，没有一点创意。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治不讲理。

那就随他们加吧。

总之，哲宗王朝开张，第一个就要拿苏东坡开刀祭旗。

既然命运无可逃遁，那段时间，苏东坡索性与定州的同好不停地饮酒、做诗、听歌、言笑。他对之仪说：“自今以后，要如现在这样大家同在一起的日子，恐怕很难期望的了，不如与你们尽情游戏于文词翰墨之间，以寓其乐的好。”

浩大的宿命缓缓降临，他竟没有一丝怨愤与哀伤。

▍二

闰四月初三，苏东坡终于接到朝廷的诏告，撤销他的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两大职务，出知英州。

从河北的定州前往广东的英州，如此漫长的道路，没有飞机，没有高铁，必须徒步行走，中间要跨过无数的山脉与大河，对于一位六旬老人，能活着走过来就不容易，连苏东坡都认为自己必将死于道途。但这一路，苏东坡不仅走过来了，而且还玩得挺高兴，全当公款旅游了。

除了都会大城，那时的水陆交通，并不像今天这样繁忙。若非书生赶考、公务羁旅，或逢饥馑战争，古代的中国人更喜欢作“宅男宅女”，而不喜欢四处游荡。中国人家园的观念根深蒂固，他们像植物一样固定在大地上，而国土面积之巨大、古时交通之不便，更在客观上压缩了人们的生活区域，像许多平原地区，并没有高山大川相隔，但那里依旧是闭塞的，究其原因，不是地理上的，而是文化上的。除了像谢灵运这样既有闲钱又有闲情的人，才把“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视为一场美梦，一般的中国人，都会对长途行旅的困顿艰辛心存畏惧。

宋代不杀文官，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贬官文化。官场放逐，反而使许多文人官僚寄情山水，在文化上完全了自我。柳宗元写《永州八记》，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欧阳修写《醉翁亭记》，苏东坡写《前后赤壁赋》，都是在他们受贬之后。但很少有人比苏东坡走得更远。他的道路始于西部的眉州，向东到汴京，向北到定州，此次又要向南，折往英州，不久，他还要渡海，抵达更加荒远的琼州。大宋帝国的地图上，留下他无数的折返线。

这些线路，就像他在政治上的颠簸曲线一样，撕扯着他，也成全着他，让他的生命获得了别人所没有的空间感。这要拜朝廷上那班小人所赐，让苏东坡一次次地开始了“说走就走”的旅行。

▲ 金灭辽与北宋形势图，源自维基百科

那时的苏东坡不会想到，仅仅过了几十年，他经过的土地将会大面积地丧失，不要说北方的定州，纵然是都城汴京，都被金国的铁骑疯狂地踏过，然后一把火，把它从地图上抹掉了。

他带着家人从帝国北方的定州出发，钻入茫茫的太行山时，正逢梅雨时节，凄风苦雨打得他们睁不开眼。风雨晦暗，道路流离，他心里的家国忧患丝毫不比杜甫少，但他脸上，见不到杜甫的愁苦表情。到赵州时，雨突然住了，无数条光线从云层背后散射下来，苏东坡“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山川悠远，犹如摊开的古画，或者一曲轻歌，无限制地延长。他的心一下子变得无比的透澈与明净，写下一首《临城道中作》：

逐客何人著眼看，

太行千里送征鞍。

未应愚谷能留柳，

可独衡山解识韩。

前两句主要是自嘲，身为逐客，在路上连个正眼看的人都没有，唯有绵绵无尽的太行山，目送他远行。后两句主要是自慰——他自比为唐朝柳宗元，因为永贞革新失败，贬居永州，才有了山水忘情之乐；还有韩愈，因为被贬到连州阳山，后来遇到朝廷赦免，改任江陵法曹参军，才能在赴任的途中，一睹衡山的壮丽雄姿。

至滑州后，苏东坡得朝廷恩准，改走水路。到达当涂县慈湖夹时，已是溽热的六月，平地而起的大风阻断了苏东坡的去路。前路迢迢，生死未卜，苏东坡闷坐舟中，望着水浪翻卷，一脸的茫然。突然间，他听到叫卖炊饼的声音，起初还以为是错觉，仔细看时，却见一条小舟在水浪里颠簸而来。小舟为他送来的不只是充饥的炊饼，还有山前墟落人家的消息。空茫的旅途，百里不见一线炊烟，这小小的消息，竟让他感到来自人间的暖意。

只有被苦痛和动荡赐予过丰厚礼物的人，才能够懂得和留住只争朝夕的欢愉，才能够理解感情之中纯朴和深远的所在。

这一时刻，他内心里的细微感动，我们同样可以从他的诗里找到：

此生归路愈茫然，

无数青山水拍天。

犹有小船来卖饼，

喜闻墟落在山前。

苏东坡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也是一个善于发现快乐的人。当个人命运的悲剧浩大沉重地降临，他就用无数散碎而具体的快乐来把它化于无形。这是苏东坡一生最大的功力所在。他是天生的乐天派，相比之下，他推崇的唐代诗人白乐天（白居易）只能是浪得虚名，白白乐天了。

更不用说，他一路上见到了思念已久的亲人旧友，成为对他旅途劳顿的最大犒赏——在汝州，他见到了被贬到那里的弟弟苏辙；过雍邱，他见到了米芾和马梦得；至汴上，他与晁说之共饮；到扬州，他见到了“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张耒受官法限制，不能迎谒老师，于是派两名兵士随从老师南行，一路安顿照料。

那天晚上，在慈湖夹，苏东坡躺在船上，一直呆到月亮西落，突然间听见艄公喊道：“风转向了！”他们的船，才又悄悄起航，向帝国的深处行进。

▍三

苏东坡是在那一年的九月翻过大庾岭的。

从中原到南方，有一道道山脉遮天蔽日，截断去路，好在还有河流，自高山峡谷之的缝隙穿入，成为连接南北的交通线。那个年代，纵穿帝国南北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大运河入长江，再入赣江，翻南岭，过梅关，入珠江流域；还有一条道路是由长江入湘江，经灵渠，再进入珠江流域。无论哪一条，都凶险异常。

相比之下，由中原到岭南，走赣江距离更短，因而，有不同时代的名人从赣江经过，在这里“狭路相逢”，在宋代就有：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文天祥……我不曾想到过，这条荒蛮中的“道路”，竟然成了许多人的共同记忆，也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场。

它像一根绳子，把许多人的命运捆绑在了一起，不是捆绑在一个相同的时间中，而是捆绑在一个相同的空间中。苏东坡从这里经过的时候，想躲过前人是不可能的，就像后来者在这里躲不过苏东坡一样。

几年前，我曾沿着赣江流域进行考察，与许多历史名人擦肩而过。他们的脚印、意志和所有故事的细节，至今仍蚀刻在那里。连来自意大利马切拉塔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也是从这条路上走过的。舍此，他无路可走。只不过他是与苏东坡逆向而行，苏东坡是自北向南，自中原而沿海，利玛窦则是自南而北，自沿海而中原。假如当年写《纸天堂》这本书，还有《岩中花树》这部纪录片时，我能沿这条路走一遍，对于这个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的艰难就有更深的体味。

赣江上有十八滩，是公认的事故多发地段。这里落差大，礁石多。江水在暗礁中奔涌，势同奔马，让人望而生畏。我们都会背文天祥的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但很多年中，我都不知道这惶恐滩在赣江上，是赣江十八滩的最后一滩，也是最凶险的一滩。江水的急速流转中，只有当地的滩师能够洞悉江流的每一处变化，知道江水的纹路所暗示的风险，所以船行至这里，须交给此地的滩师掌舵，行人货物全部上岸，从旱路过了十八滩，再与滩师会师，重新回到船上。到20世纪50年代，赣江上还有滩师，只是换了一个具有时代感的名字：引水员。

再往前，一道山影横在眼前，是南岭。

岭南，因地处“五岭”（也叫“南岭”，即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之南而得名。即使到了宋代，也是遥远荒僻之地，用今天话说，叫欠发达地区，只有广州等少数港口城市相对繁荣。五岭磅礴，隔断了中原的滚滚红尘，周围只有望不到头的大山。而那些山，就是用来跋涉的。唐代的诗人宰相张九龄曾经主持开凿过大庾岭驿道，劈山炸石，以打通中原与岭南，算是一条“国道”了吧，但即使“国道”，也是异常艰险。

翻过去，就是岭南了。

苏东坡是被中国历史上被贬谪到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人。

那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

那关，是南岭第一关——梅关。它像一道闸门，分开赣粤两省。梅关隘口的古驿道，同样是张九龄主持开建的，而石壁上两个巨大的“梅关”题字，却是宋代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刻上去的。苏东坡来时，那两个字已赫然在目。

他写下《过大庾岭》：

一念失垢污，

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

惟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

身世永相忘。

仙人拊我顶，

结发授长生。

他的诗里，早已不再有绝望和抱怨，只有宽容和接受。他既乐天，又悯人。乐天，是乐自己；悯人，是悯百姓。李一冰说：“死生祸福，非人所为，人亦执着不得。苏东坡今日行于大庾岭上，孑然一身，宠辱两忘，决心要把自己过往的身世，一齐抛弃在岭北，要把59年身心所受的污染，于此一念之间，洗濯干净，然后以此清净之身，投到那个叫做惠州的陌生地方，去安身立命。”

他的生命里，不再有崎岖和坎坷，只有云起云落，月白风清。

▍四

这个梅关，还真是梅之关。梅关南北遍植梅树，每至寒冬，梅花盛开，香盈雪径。一过梅关，大面积的梅花就闯进了苏东坡的视线，盛开如云。

那时才是十月，苏东坡刚到广东惠州，松风亭下的梅花就开了。苏东坡的心底，情不自禁地涌起一阵感慨。他想起了黄州，在春风岭上见到细雨梅花，后来他在诗中记录了当年的憔悴：“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或许，他也想起了《寒食帖》，想起自己在宿醉之后醒来，看见庭院里的海棠花飘落满阶，零落成泥，内心曾被一种巨大的孤独感所包围。如今，那黄州已被他抛到万里云山之外，对梅花的冷艳幽独，他已心领神会，他笔下的梅花，也呈现出另外一副模样。

他抬笔，写了一首诗：

春风岭上淮南村，

昔年梅花曾断魂。

岂知流落复相见，

蛮风蜑雨愁黄昏。

长条半落荔支浦，

卧树独秀桄榔园。

岂惟幽光留夜色，

直恐冷艳排冬温。

松风亭下荆棘里，

两株玉蕊明朝暾。

海南仙云娇堕砌，

月下缟衣来扣门。

酒醒梦觉起绕树，

妙意有在终无言。

先生独饮勿叹息，

幸有落月窥清樽。

梅兰竹菊四君子，苏东坡专门画竹，不见他画梅，但他的诗里有梅。苏东坡这首《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是读诗者绕不过去的。因为这诗，把梅花的秀色孤姿描摹到了极致。南宋朱熹，最恨苏东坡，唯有这首诗，他曾不止一次地唱和。清代纪晓岚为此感叹：“天人姿泽，非此笔不称此花。”

苏东坡不画梅，杨无咎替他画了。杨无咎笔下的墨梅，不是近墨者黑，而是在黑白中营造出绚丽耀眼的光芒与色彩。阳性的枝干，挺拔粗砺，阴性的梅花，圆润娟秀，那渊静的黑，与纯净的白，彼此映衬和成就，各有风神与风骨。故宫博物院收着他的《四梅图》卷（图1）和《雪梅图》卷（图2），我几乎是过目不忘的。

▲ 图1：四梅图

▲ 图2：雪梅图

梅花没有变，是人变了。他的身体变老了，他内心却变得雄健了，就像眼前的梅花，不惧夜寒相侵。他早已看透人世沧桑，五毒不侵，死猪不怕开水烫。

就像今天人们常说的，半杯子水，他不看那失去的半杯，只看还剩下的半杯。

最经典的例子，当然是他羊脊骨吃的故事。

那时，惠州城小，物资匮乏。由于经常买不到羊肉，苏东坡就从屠户那里买没人要的羊脊骨。苏东坡发现这些羊脊骨之间有没法剔尽的羊肉，于是把它们煮熟，用热酒淋一下，再撒上盐花，放到火上烧烤，用竹签慢慢地挑着吃，就像吃螃蟹一样。这就是今天流行的羊羯子的吃法。它的祖师爷，依然可以追溯到苏东坡。后来苏东坡给苏辙写信，隆重推出他的羊脊骨私家制法，对自己的创造力沾沾自喜。还说，这样做，会让那些等着啃骨头的狗很不高兴。

苏东坡依旧自己酿酒，就像在黄州那样，给自酿的酒起了桂酒、真一、罗浮春这些名目。酿酒的材料是大米，苏东坡客多，饮酒量也大，有时酒没了，去取米酿酒，才发现米也没了，不禁站在那里发呆，心里步陶渊明《岁暮和张常侍》诗韵，暗自做了一首诗：

米尽初不知，

但怪饥鼠迁。

二子真我客，

不醉亦陶然。

对于苏东坡这样的吃货，遥远、荒僻的惠州并不吝啬，以槟榔、杨梅、荔枝这些风物土产犒劳苏东坡贪婪的味蕾，让苏东坡这个地道的蜀人乐不思蜀。语云：“饥者易为食。”对于一个吃不饱饭的人来说，任何食物都堪称美味。苏东坡与友人夜里聊天，肚子饿了，煮两枚芋头，都是美味。相比之下，朝廷中的高官们，锦衣玉食，还叹无处下箸，倒显得悲哀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