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 | 传播帝国:英帝国的世界想象及其崩塌

“帝国” (empire) ，可以理解为一种秩序观、一种对世界的整体性叙事(narrative)， “世界想象”(worldview)可以理解为一种可以被传播的叙事。围绕这两个关键词，我们有了以下几个问题：如何在这样一种作为叙事的“帝国”与“世界想象”的逻辑之下理解帝国史？如何在全球背景之下阐释帝国史？理解帝国对于理解今天的世界有什么帮助？

罗大佑的《皇后大道东》讲述了一个“皇后大道从东到西人潮汹涌，人们皆为买房而愁苦”的故事，这首歌反映了普通人在帝国崩塌之前的感受与体验——而这正是此次课程最重要的主题。

帝国可以从两种角度去看，分别是作为“制度”的帝国和作为“历史叙事”的帝国。作为“制度”的帝国通常讨论帝国的组成、机制与精英。以精英为例，1923年大英帝国设立了“公关推销委员会”，委员会由帝国的将军、法官、学者、商人、教士组成，这群精英扮演着“祭司”(priest)的角色，讲述并传播他们对世界的理解。

“祭司”在叙述帝国与世界时，有两条思想史的脉络：“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的脉络与“历史叙事”的脉络。其中，“历史叙事”脉络的叙事成果是一种“精神”：假设思想者是独立的、理性的、自成一体的、不受限制的，那么人们对世界的审视与讨论，只需要根据思想者聪慧的脑子里所构建出来的对帝国、对世界的理解便可以了。而这群“聪慧的头脑”所构建出来的帝国秩序是一个以帝国精英为主体的秩序。形成于冷战之后的“全球治理”理论(Global Governance)其实就是这一种秩序的体现，其背后潜藏着一套形式主义(formalism)的治理逻辑。这种精巧的设计与管理模式向来是学界研究的核心。

但这节课着重讨论的，是作为“历史叙事”的帝国。一切帝国叙事不仅包括“祭司”群体对帝国历史本身的写作，还包括帝国制度实践，从而可以将帝国“历史化”，对帝国史的形成脉络进行梳理与探究。

在研究作为一种“叙事”的帝国史的时候，必须处理“神圣性”(sacredness)的问题。帝国史的文本与叙事所回应的核心问题，是“神圣性”在帝国实践过程当中如何被传递，以及传递“神圣性”的意义。“神圣性”是一个整体性的、关于国家的或者关于秩序的重大问题，如果要“自下而上”地从个体的角度研究帝国，就需要思考帝国的神圣宏大叙事是怎样在每一个普通人心中体现的。而在处理“神圣性”问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transcendency的概念：在处于同时代的群体当中，这种transcendency 创建了一种社会关系，个体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这种transcendency 还包括跨时代的、对过去以及对未来的追述。它对于帝国史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帝国史叙事只有在帝国鼎盛时期才成为可能。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帝国史形成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一时期的英国处于鼎盛的维多利亚时期(Victorian Era)，开始形成全球网络以及地缘政治叙事。帝国史正是在此时开始作为一个成体系的学科进入到重要的大学之中。历史学家约翰·罗伯特·西莱(John Robert Seeley, 1834-1895)于1881年在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开设系列讲座，随后结集成著作《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被史学界界定为“帝国史的开端”。Seely提出的核心问题是“英格兰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中心”，其实还隐含了一种“历史终结”的解释。他将英帝国史研究看做是对世界未来做出的“启示”，呈现了线性的人类发展史观。在线性的发展模式之中，历史学家的使命在于梳理之前积累下来的理性经验，并为人类的未来指点方向。这里的帝国史解释的不仅是英国，而且包括整个世界，体现了典型的科学观与文明论。必须注意到的是，帝国史的叙述是一个“追溯”的过程。

《蛋头先生》(Humpty Dumpty)是一首经典的英国儿歌。它讲的是蛋头先生从墙上摔下并摔碎的故事，其中有一句重要的歌词“哪怕所有的国王的骑士和马匹都调动起来，也无法将摔碎一地的蛋头先生拼接起来”(All the king’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s men, couldn’t put Humpty together again)。1981年剑桥大学讲席教授戴维·菲尔德豪斯(David Fieldhouse, 1925- )曾发表“蛋头先生能否被拼到一块去”的演讲。这次演讲的背景是，伴随1982年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Malvinas War)的爆发，英帝国已然崩塌。当帝国面临衰落，帝国不再是“历史的终结”，帝国史应当何去何从？菲尔德豪斯引用了这首英国这首家喻户晓的儿歌，引出了这一代帝国史研究者们的深刻忧思。

由于帝国已经衰落，帝国史研究也不得不开始重新寻找其意义。菲尔德豪斯认为，他这个时代帝国史的任务是对历史“中介物”(intermediate)的讨论。“中介物”蕴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地缘层面的。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帝国通常是具有“边疆”(frontier)的，但“边疆”永远出现在帝国衰退之时，而作为“历史的终结”的帝国没有“边疆”；第二层含义是历史观层面的，即当帝国不再作为“历史的终结”，它便成为人类历史长河当中的一环。围绕帝国史的“神圣性”，菲尔德豪斯表达了两个核心字眼：除了上文提及的“中介物”，另外一个字眼是“忠诚”(loyalty)。“忠诚”回应了“当作为政治实体的帝国不再存在，帝国史研究者的‘忠诚’何处安放”的问题。

第三位需要了解的帝国史学者是剑桥大学讲席教授克里斯托弗·艾伦·贝利(Christopher Alan Bayly, 1945-2015)，贝利的研究领域为印度史。一位印度史学者成为帝国史的讲席教授，标志着帝国史研究的重要转向：帝国史开始变成“去殖民”(decolonization)的历史，从具有普遍性的历史叙事转移到民族的、国家的范畴。帝国史的这种“民族”转向与兰克(Ranke)学派的“民族史学”是不一样的。兰克学派的“民族史学”实质上是帝国的历史。虽然贝利的帝国史研究将视野落到了民族的、国家的范畴，但是他研究的内容与方法都是全球性的，类似于当今使用全球性的材料与方法研究具体问题的全球史。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同帝国史类似，但其问题意识已经同帝国史“分道扬镳”。换句话讲，帝国史发展到今天拆解了帝国史自身。

帝国史研究范式的转变推动“新帝国史”(New Imperial History)的出现，安托瓦内特·伯顿(Antoinette Burton, 1961- )是典型的“新帝国史”研究者。伯顿从个体角度出发展开研究，研究性别等具体问题，其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帝国史研究从整体叙事朝向碎片叙事的转变。

一套完整的帝国知识体系对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俄国地理学会的发展使英国在大博弈局势下感到危机，因此英国在十九世纪中期仿照俄国成立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工作不仅包括地理考察，而且包括人文考察与政治考察，通过收集大量具体知识，将知识服务于帝国的发展。由此可见，帝国在知识层面上具有普遍性。

为了进一步解释帝国的普遍性，还需要对自十九世纪至今基本国际秩序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一般国际关系史通常采用“自上而下”的逻辑描述国际秩序的发展脉络。从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到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再到旧金山会议(San Francisco Conference)与乌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一群精英致力于构建国际秩序框架、制造“世界和平”的假象。这种对世界秩序的叙述，反映了一种几乎与电影《复仇者联盟》一样的世界观。在《复仇者联盟》所叙述的世界秩序当中，国家不被信任，被信任的是一群“道德不知从何而来”的个体精英。在这种世界秩序之下，永远存在着更大的霸权，世界和平不可能实现。

接着，我们可以从历史学范畴探究现有帝国研究、国际主义与国际秩序研究的对象如何体现霸权秩序的变化。相关主题的研究对象包括全球治理、思想史、帝国史、国际运动史四个部分，但这一条脉络事实上没有回应一个古典的问题，即“如何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是“古典的”，可以从中世纪赫里福德地图(Hereford Meppa Mundi)来看。地图中的英伦三岛得到了详细描述，越往南部地理景观越发怪异，同时地图最上端绘有上帝。赫里福德地图发挥教育的功能，帮助普通人认识世界。这种通过图像等多种媒介手段，建立起普通人与世界关联的叙事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随处可见。1938年美国的《生活》杂志上，刊登了一组来自中国共产党解放区的新闻照片。里面不但为我们展现了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袖，也将为我们带来了解放区日常生活的图像。我们发现，在解放区街道的墙上，贴着支援西班牙内战的海报。在这张海报边上，就是防止结核病的宣传画。虽然解放区距离西班牙很遥远，但这种行为有助于使普通人认识世界以及自身与世界的联系，进而发挥革命教育的作用。“神圣性”是国家建立的基础，国家通过构建“神圣性”增强自身的凝聚力。

进一步的，我们可以从“祭司”群体的角度讨论帝国政治的过程。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的“世界帝国”(de Monarchia)、霍布森(John A.Hobson, 1858-1940)的“共时之同情”(simultaneous sympathy)、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共同意志”(volonté généale)共同回应了“如何塑造共同体”的核心问题，事实上这已经超越了今天人们所熟悉的范式的“合法性”(legitimacy)的讨论范畴，这种叙事模式有助于人们重新理解帝国主义战争的战争法逻辑。我们不能在简单的制度性的法律基础上去理解国际秩序，而是要尝试理解政治共同体构成的非制度性基础。当人们超越了“合法性”叙事的时候，会发现整个帝国秩序的理性叙述都是一种对帝国历史的“倒叙”(retrospective)。并且，通过这种“倒叙”，也强调了帝国作为一种政治秩序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很多时候也成为了传达帝国长治久安的神圣性基础。

除此之外，“中心”(metropole)与“边缘”(periphery)是当今讨论帝国包括世界秩序最核心的工具。“中心”与“边缘”的界定具有多样性，既可以从政治制度层面也可以从经济层面进行界定。同时，“中心”与“边缘”之间存在复杂的差异性，这是因为帝国本身牵涉到大量的制度层面的差异。

在结束对帝国整体的讨论之后，进入对帝国内部个体的体验探究。事实上，“自下而上”地了解普通人的“帝国体验”具有重要意义。帝国可以是由一套普通的日常生活细节构建起来的生活秩序。加拿大的伐木工人、毛里求斯的农民、在雅法与海法之间往来的商人，都体验着帝国的生活，表达对帝国的感受，而这些可能跟精英所描述的内容不同。

“他者”(the other)的帝国视角与体验也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提出的“投射”的帝国观念——即“通过看到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来理解自我”的思想。从萨义德《东方学》(Orientalism) 的封面图——法国画家让·莱昂·杰罗姆(Jean-Léon Gérôme, 1824-1904)的作品《舞蛇者》(The Snake Charmer)可以看出帝国之间的互动。帝国正是通过“他者”的叙述与理解实现秩序的统一。相比之下，当今的“去殖民”研究过于强调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差异，却淡化了差异的形成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