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红包、奢侈品甚至一顿饭、一个表情都可以表达感谢的时代，锦旗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文 ✎ 丁雪
编辑 ✎ 卜昌炯
78岁的杨秉诚在北京友谊医院附近的图文店一次性做了7面锦旗。
因为50多年后，他终于在2017年有了户口和身份证。
杨秉诚在“文革”时失去户口，半个多世纪里，他的活动范围一直局限在珠市口、天桥附近，这个区域里有不少人认识他，其他区域则经常会查身份证。他的职业选择局限在“卖报纸”，其他职业需要身份证。
“有了户口本后，街道什么事儿就可以通知你了。”他告诉《博客天下》。这种参与感让他觉得不再“低人一等”。
做完锦旗后，老人挨个送给帮他申请户口的人。例行公事是，挂上去前，领导出来，握手照相，取景框要对着锦旗，还有上面的字。
前两天，杨秉诚路过前门大街去办户口，感觉“猛地像到了外国，和电视里的一样”。
而在距离前门不远处的琉璃厂，上世纪80年代因为政府旅游规划聚在一起的老手艺人一条街，有了新规划，正处在命运的转角。
作为街上最后一家锦旗店店主，老肖已近3个月没卖出一面锦旗。指着桌上甩卖的商品和过往好奇的行人，他伸出两只干瘪的手指，叹了口气，“20年了。”
印着“医德高尚，妙手回春”的锦旗静静俯视着柜台上的水晶杯、小牌匾和这家店曾经的辉煌。象白色的柜台紧挨着水泥地上的6个纸箱，那是它们几天后共同的归宿。
这里会拆迁，他们要搬迁。搬到哪儿，他们不知道。或许是五环，或许是六环。
相似的情境在阜成门内大街被复制。这条街，距离曾经的“大圣寿万安寺”1.3公里。显然，它并没有给图文店老板李荣带来多少安心。他觉得自己是低端行业——“没有技术含量，不给北京创造价值”的那种。
这个浙江财经大学毕业的80后，在每月6万元房租的地方，延续着父辈的职业选择。评价完自己的职业后，李荣停顿了一会儿，挤出来一句，“最低端的”。
大多数时候，他觉得墙上挂着的古旧道德体系都是“套路”，大多来自电脑上的“锦旗用语大全”或自己多年的经验。那是他们谋生的手段。
如今的锦旗店，基本和图文印刷、标牌业务连在一起，并且锦旗业务大多数只占总业务额的百分之几。“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救死扶伤”.....他们墙上被这些千篇一律的词挂满。
杨秉诚不知道，自己从图文店取出、将要挂在派出所以及街道办事处墙上明晃晃的锦旗，大多来自北京五六环的小作坊。
上午11点半，邓辉刚结束一波3个多小时的送货，从三四环的图文店返回。他坐在没开空调的屋里，灰色的T恤湿了一片。
图文店更上游，是像邓辉这样的锦旗刻字作坊。业内人士告诉《博客天下》，在北京，这样的小作坊至少有300多家，他们大多来自河南、湖北、河北、山东……其中，以河南人居多。
林远是河南元阳第一个来北京做这方面生意的人。他之前在部队搞宣传时，有写字的底子。1999年，林远买了一台一万多元的刻字机，开始了锦旗条幅的生意。接下来的十多年，他带出来六七十家做锦旗生意的河南人。
邓辉是其中一员。2005年，经历了每月三百块钱工资的两年学徒生活，他开始自己干。
锦旗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字是电脑刻的，机器把字的轮廓打出来，邓辉拿着壁纸刀，顺着轮廓把字扣出来，粘在丝网上。
红色的绒面垫在丝网下面，黄色的浆液刷到丝网上面。这个浆，行业里叫发泡浆，一百多元一桶，一桶能刷五十多面锦旗。红色绒面进价是20元，贴完字后以40元左右卖给下游的图文店，图文店再以“六七十至一百上下的价钱”把锦旗卖出去。
小半天的时间，邓辉打出了一个“服务精准”，一个“匡扶正义”、一个“拾金不昧”、两个“一丝不苟”。他基本不看上面的内容，“哪有时间看它啊，人家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也有意外收获，比如小孩儿的识字量。儿子上幼儿园时，认字就比其他小孩儿多。邓辉有时会让儿子把客户在qq上发的内容和实际电脑上的排版对一下，“印锦旗之前，会让他读读，现在他普通小学的字全都能认识”。这是邓辉为数不多的流露职业认同感的时刻。没有社保和住房证明，儿子回家只好上学，妻子也跟着回去了。
更多的时候，邓辉觉得这个活“又脏又累”，尤其是“刷网”。他一边抱怨一边去了隔壁房间，打开铜迹斑斑的自来水管，使劲冲洗沾满发泡浆的丝网。
黄色的浆液顺着网格，从砖房的木门流到外边的小院。他不觉得这种污染会对四合院里其他十多家租户产生困扰。浆水很快蒸发，只在地上留下黄色素，像是黄河在地图上的形状。最难受时是在冬天，“正洗着网，水就冻上了”。
邓辉从仓房出来，在院里的公用水池洗了下手，水哗哗地滴到下面的铁板上。每天早晨四五点，他都会被这种哗啦啦的水声吵醒。那是早起上班和出去做生意的小商贩在洗漱。
这是附近为数不多没被拆的村子，邓辉每年的房租两万左右。每天，房东都在渴望要拆迁的传言马上成真，邓辉显然不这么想。4年前，他从距离市里更近的已被拆迁的东小口村——一个房东每天都在盖高房子希望多分拆迁费的地方，搬到了现在的村里。
“现在这儿拆了我们又得搬家，再往外搬，去市里送货就不太容易。”他庆幸村子往南有一条铁路，“是通往北京北站的，不太好拆”。
邓辉羡慕“那些坐办公室工作的”。他有一次去保利大厦 31层送货，“人家那种大楼，大的落地窗视线特别棒”。他虽然恐高，但没忍住从明亮亮的落地窗往外瞥了一眼，“东直门、西直门，都看得倍儿清楚”。
很少有人能说清楚锦旗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
锦旗，原本指“锦制的旗子”，发展到现代词语，变成了一个词，指“用彩色绸缎制成的旗子，授给竞赛或生产活动中的优胜者，表达敬意和谢意”。
更多的人看到的是锦旗的展示功能。和横向幅面旗不一样的是，锦旗一般幅面下垂，就是“为了让人看清上面感谢的文字”。更何况，它符合很多人做了好事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的心理。
用锦缎这种材质制作，一开始就赋予了锦旗的光荣和体面。关于锦旗最早的新闻报道中，它们大多和官方、正统相连，被送给工会、解放军，或作为礼物赠给访苏代表团。新闻里的锦旗，见证过中苏友好、抗美援朝、计划生育.....在主流叙述语境中，它是光荣的、崇高的、值得骄傲的，意味着被认可。
1976年的《浙江日报》里，有这样一段关于锦旗的报道：“六十六岁的老工人、技术员张仲光，为了精心制作八面锦旗，和大家一起对作品的图案设计、题字字体，以及采用何种针法，都作了认真研究，细致推敲。一连几个晚上，他都和大家一起忙到深夜。青年工人每次劝他早点回去休息，他总是高兴地说:‘这锦旗是敬赠大庆亲人的，我越干心里越是乐滋滋、甜丝丝的，哪里会感到累。’”
官方为这面旗帜笼罩的荣光，曾一度带动了锦旗的销售热潮，1979年杭州礼品店见诸报端的数据是“每月制作锦旗已达六百面”。
林远和邓辉入行时，在互联网大潮的冲击下，传统锦旗行业已开始走向衰落。技术的革新支撑着这个行业向前的惯性。林远开始做时，刻字机已经出来，取代了用毛笔写字。他雇了十多个人，基本通宵做，却怎么也做不完。每月“六百面”仍是难以企及的数字。现在每月的订单大概“一二百面”。
早些年，房租和原料都便宜，利润空间大，很多人靠这个积攒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林远就在“老家和燕郊都有房子”。
邓辉觉得自己入行晚了，他不知道每天要经手的锦旗背后到底有什么光辉事迹、有多少文化历史，只知道粘在手上的黄色浆液，很难洗掉。他经常在民国剧里看到锦旗，觉得那时应该就有了。
他最喜欢看抗日剧，“觉得打小日本挺过瘾的”，以至于去日企送货时，一旦遇到里面有说日语的日本人，他觉得“看到他们就烦”，从不在那里逗留。
平时，这个小店主更关心大燕网每天蹦出来的房产频道，虽然买不起，但想“了解了解”。但最近，他关心最多的新闻是“和印度打仗不打仗”，而更多的国策和宏大叙事，是通过“订单”闯进他们生活的。雄安新区建立后，中建三局在当地建设的项目很快就出现在邓辉的订单任务上。
大多数时候，他们更关切的是，在红包、奢侈品甚至一顿饭、一个表情都可以表达感谢的时代，锦旗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
2013年的一段时间，林远感觉送给医院锦旗的订单明显增多。
当年2月，卫计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的通知》，要求从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须由经治医师和患者沟通并签订不收、不送“红包”协议。
一些和上层有关的设置议程给这门古老的生意带来了新的转机。近几年开展的反腐运动，让一些贿赂和送礼看起来“危险”，锦旗生意迎来生机，但又影响了林远他们的另一部分生意——比如应用于颁奖典礼的绶带，不好做了，因为仪式少了。
当时在门头沟中医院附近开店的林远，是从客户口中知道这些的。“家属想让大夫用点儿心，就‘意思’一下，想给一个红包，但他们都不敢收，说查得严，有时医生也会主动和他们说，你做个锦旗就行了。”
也有“主动要的”。那直接和他们评职称、考核挂钩。林远听到的版本是，“收到一个锦旗奖励200块钱。”有人告诉记者的版本是，在有些系统内，“收一面锦旗可以在考核上加一分或者两分。”
如今，他们生产的锦旗更多流向医院、政府机关的年终评奖和其他事业单位。林远说，这几年，也有像苏宁电器、链家这样的市场化公司，喜欢通过锦旗来奖励员工。
大多数人喜欢那种亮闪闪的锦旗，挂在房间里，很有面子。也有一些人“喜欢”旧的。这是近两三年才有的现象。邓辉一开始不太明白。
有人给他打电话，问锦旗有没有旧一点的，“看起来像两三年的那种旧”。
“每天加工都及时送出去了，没有那种。”
“你给它弄的脏一点儿，让它看起来很久也行。”
邓辉这才明白，打来电话的小诊所只是想“自己送自己，让诊所看起来很受欢迎”。他最开始没同意，无关道德，只是怕“弄旧了对方反而不要”。后来就都答应了，原因是“人家要求做，咱们不做也不合适。”
林远曾给一个小诊所做了20多面自己送自己的锦旗，“做完往他们屋里一挂，顺着墙一排，多漂亮啊，患者一看，会觉得这个诊所好厉害啊。”
林远的经验是，“同一时间做的不同年份的锦旗，会把时间更久远的锦旗，在墙上蹭点土，十多面锦旗会换十多种字体”，以此达到逼真的做旧效果。
这些年，他们也接到过一些风格清奇的订单，锦旗身上的严肃意义被一点点解构，甚至消费。老干部风浓重的锦旗忽然被一群不正经的人“玩坏了”。比如，有人用“节煤能手、制冷标兵”讽刺供暖公司，也有人送相反意思的锦旗给不作为的部门。
在琉璃厂开图文店的60后贾良，接到订制文字为“我爱你”的锦旗。他只记得这个做表白锦旗的客户催得急，一早晨就打了五六个电话。他不太理解这种方式的表白，“这是很个人的事，大大方方拿到店里做，就有点尴尬”。80后的儿子在旁边调侃，“这就是大家吐槽的直男，表白送锦旗，估计肯定是快分手了。”
晚上6点半，61岁的贾良骑摩托车和儿子回家吃饭。20分钟车程后，他们到了家。暗银色的壁纸布满八九十平方米的空间，饭桌上铺着绿色桌布，上面供着菩萨，贡品是两个苹果，用来保佑生意顺利。
生意一直不冷不淡，并且这两年比以前要更艰难。
在锦旗刻字作坊这条产业链更上层的，是代理商和生产绒面、绶带、发泡浆的厂家。上层叙事带来的转机很快消解在产业升级转型带来的压力上，形势还是不太乐观。
林远用的原料2017年一年就涨了3次价，进货的厂子时不时就停产，常见的原因是“环境检查”。
一个淘宝卖家告诉《博客天下》，因为“环保检查，车间暂停生产”，3天后才能发货。一份厂家内部“调价通知”上写着：“由于原料价格持续上涨，环保和限电，各产品价格上调0.05—0.1元/平方。”
业内人士告诉《博客天下》：“现在他们很多都是晚上干，白天停工，或者是在一个隐蔽的地方锁门生产。”但有时邻居会举报。
涨价有时让产业下游的林远为难，“我们要是也涨价，涨得少，没多大意义；涨得多，别人该说我们事儿太多。”
和他们对接的北京代理商，大多集中在南五环。“那样他们接南方厂子的货比较方便。”代理商会租一个专门放布料的大库房，白天有人订货了就开车去送货。
新增加的成本总要找一个出口。邓辉对平台和转型抱有想象。他在58上投了一万块钱。作为用户在平台搜索“锦旗”时会蹦出来的推广费，每点一下会被扣五六块钱。这一天，邓辉被扣了50块钱，意味着近十人点击了他在58上的店铺。
淘宝上邓辉也有店，交过一千多块钱的保证金。在淘宝上搜索“锦旗”，销量最高的店铺显示有3459个人收货。有6家销量显示过千，没有邓辉的店。其中一家客服对《博客天下》提到，“显示卖出多少的数字肯定不可能的，我们这两个月每月一百面都不到，都是只问不买。”
林远不太迷信技术，没在淘宝上开店，觉得“上面便宜，不如实体店做有利润，挣不了多少钱，全靠走量”。但他也承认，“上面有做的大的，也做起来了”。
工作苦闷时，林远会转战到另一个平台——快手，在那儿他是有着4.2万粉丝的“怪手大叔”。倒着写字的技能可以在两分钟内给他带来150块钱的收入——在有人买他的书法作品时。
为了上热搜，林远会经常在上面写一些明星的名字，效果很显著，一条表演倒写吴亦凡名字的视频，给他带来了91.7万的播放量。“粉丝的力量真大啊。”
8年前开始做锦旗的贾良，闲下来时总爱和33岁的儿子讲一个“妈妈带着小男孩来给班主任做锦旗”的故事，想以此教育儿子“学会感恩”。
儿子不以为然，“我爸和我说了好几遍了。”不仅如此，儿子大学毕业时，老贾非得给儿子的好几个教授送锦旗，还想给校长送锦旗。“丢人死了。”小贾告诉《博客天下》，“大学学生和老师关系没有那么密切的，尤其我还是学渣，这样很讽刺。”
时代变了。贾良和杨秉诚难以理解的那种“变”。
杨秉诚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上学时，也会给老师送锦旗。场景被蒙着布的老式双反相机记下。镜头对准锦旗，“啪——”，捏一下手中可以带动快门的橡皮球，就照好了。许多照片上茫然或者闭眼睛的面孔告诉你，他们并没有太适应这项新技术。照片是黑白的。
此后50年，杨秉诚和老师经历的年代，在历史教科书上被称为“三反五反”、“人民公社”、“文革”和“改革开放”，再也没见过面。当时杨秉诚在北京男十三中，还叫老师“先生”。送锦旗前，班里人会一起凑钱，有拿五分的，也有拿两毛的，那几乎是他们身上最多的钱了，没有的话会从家里要，班里四五十个人，总能给老师凑出一面锦旗钱来。
那时杨秉诚还年轻，听到有女孩儿沉井，能穿着棉衣立刻跳下去救人。如今在他身边，在更多倒下或陷入困境的女孩面前，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围观或沉默。那些挂起来的红色绒面上刻的字，因稀少而变得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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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良的印象里，送锦旗的习惯在一些老年人身上得到更多的延续。
贾良早年在杭州一家国营铁厂当工人，后来厂子倒闭，领完买断金后，他在杭州各个景点卖了五六年剪纸，剪过娘子军，也剪过许仙和雷锋。
刚来北京时，有一个卖书的来推销锦旗标语大全，100多块，没有人买。贾良买了。
“一点用也没有，人家做锦旗的自己都会提前想好写什么词。”他后来感慨自己“不会做生意，只能亏钱”。
一天，一个60多岁老太太来贾良这边做锦旗，老伴脑里长了瘤，第一次手术很成功，她上面要写4个字——“感恩戴德”。
贾良觉得这4个字太重了。老太太不太爱说话，不听他劝，坚持用这4个字。
店门前的台阶很陡，贾良让看店的小孩过去扶她，老太太不让，颤颤悠悠就出去了。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背有点儿驼。
说好了第二天来取锦旗，第二天，老太太没来，第三天，第四天.......都没来。
两个多星期后，贾良接到电话，一个女孩儿打来的。“先生去世了，那个锦旗不要了。”
贾良没要他们钱，心里难过了很长时间。“琉璃厂离医院近，大部分都是生老病死的事，大多送锦旗都用‘妙手回春’这样的话。救活了一个人，就要一辈子‘感恩戴德’，多沉啊。”
后来老人去世，他有了些理解，“两个老人相依为命多好啊。”
贾良怀念以前锦旗的黄金时代，那时这条街有十多家同时在做。一天，一家图文店一下接了十五六个锦旗订单。餐饮店倒闭，遣散员工时，老板感谢他们为这个店付出了十年的时光，给每个人都送了一面锦旗。
这条八百米的街，几经兴衰，灰色屋檐上如今已长起青草。
当年那个给倒闭餐饮店主做锦旗的图文店，也消失在琉璃厂虎坊桥五道街。贾良再也没见店老板。
杨秉诚是贾良口中那种仍在延续送锦旗习惯的老人。只可惜领到户口本那天，杨秉诚骑自行车时撞到了墙上，被送进医院检查后，发现得了脑血栓。
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家输液，定制的7面锦旗只送了5面，等身体康复后，他打算把那两面也送出去。
（文中李荣、邓辉、林远、贾良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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