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长镜头的导演那么多，但这个人才是拿摩温

上世纪60年代欧洲艺术电影出现井喷，西欧国家中以法国和意大利为主，在东欧则以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居首。为匈牙利电影赢得国际荣誉的的米克洛什·杨索、翁德拉什· 科瓦奇、伊斯特万·萨博等年轻导演也被称为匈牙利的“新浪潮”，他们特别热心于在银幕上重现本国历史，并探讨民族自我认同的问题，其中犹以杨索为最。

《我的回家之路》(1964)

杨索1964年拍成《我的回家之路》，讲二战的最后几天一个匈牙利少年士兵在荒原游荡的经历，他被苏军反复俘虏多次，后来同一个苏军士兵建立了友谊，他的梦想是回到家乡。

这部影片基本上预示了杨索后来的所有主题与风格，人与自然的关系，权力的更迭无常，惟一不同的是这部影片有一个真正的主角。接下来是《无望的人们》，对于杨索来说，它就像塔可夫斯基从《伊万的童年》飞跃到《安德烈·卢布廖夫》一样，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电影风格的诞生。

在这部电影里，杨索带我们回到1848年匈牙利科苏特革命被奥地利与俄罗斯联手镇压20年之后，荒芜的平原上仍然流窜着大量的农民起义者，他们有的继续反抗，有的被当局杀死，还有的沦为盗贼。因为政府的追捕骚扰，幸存者成为「一群没有希望的人」，却也被老百姓视为民族的英雄。政府将抓来的犯人关押在隔离营中，用各种手段展开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威逼利诱他们招供出游击队长的身份。

杨索大胆地打破了英雄主义的光环，质疑农民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共产主义历史话语中天生正义的地位，指出「烈士」也有怯懦偷生的一面。他承认，钟情历史题材是因为无法直接批评现实政治，有心的观众自然可以从这个19世纪的故事中读出作者对匈牙利当前现实的态度。

杨索对权力的展示是卡夫卡式的，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人永远不露面，命令不期而至，所有人只能被动接受。所以这部影片里不交代前因后果，不交代人物心理，重要的决定已经在故事空间外作出，银幕上呈现的只是结果。杨索只向观众展示人物和环境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

在这点上，他深受安东尼奥尼的影响，一样是让人在环境中不停地走来走去，但他比安氏走得更加极端，杨索镜头中的人与周遭的关系经常是剥离的，甚至他们连自我意志也被剥夺了，失去了个人生活和目标，剩下的惟有与权力结构的关系。

他们的行为非由内在心理所驱动，而是遵从权力地位的逻辑。强大的权力场像黑洞吞噬光一样将他们消化得干干净净。所以杨索的电影里没有什么真正有意义的对白，因为没有明确的叙事目标，没有需要，无关紧要。

《无望的人们》(1966)

《无望的人们》，就像它的片名所指示的，也是一部缺少明确主人公的影片。在《我的回家之路》之后，杨索电影里很少出现固定的主角和稳定的故事主线。观众不太看得清画面上被压迫的人是谁，更不太看得清施加暴力的人又是谁，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不以面目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