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本文作者路易斯·梅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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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现代大学的反抗，新左派运动诞生于1960年代初。但不到十年以后，这场运动便在美国对越南的异端审判之中销声匿迹。尽管它曾在诸如民权、城市贫困、军备竞赛以及越南战争的问题上帮助动员舆论，新左派却从未能对政治权力的杠杆施加影响力。但是它改变了左翼政治。它使得个人自由与本真性成为政治行动的目标。它还激励那些为不公正与不平等忧心的人们拒斥既有的权力关系体制，并重新出发。
如果这是一个幻想，那么《独立宣言》亦是如此。新的开始在政治上不是难以发生，而是不可能发生。你可以把自己从过往的一些事情中解脱出来，但彻底的解脱是永远不可能的。“人人生而平等”并没有翻过奴隶制的一页。但也有很多人希望它能够如此。而且如果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所有赌注押在一个更好的未来之上——这就是新左派的精神——那么作为一个社会，我们的价值也所剩无几了。
新左派兴起自战后的两大知识工厂，也即密歇根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它们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都在研究生院或专业学院中学习。密歇根大学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之间签订的合同比全国范围内的任何其他大学都要多。伯克利分校则是联邦在核研究领域的主要承包商，并且其教师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多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大学。
在密歇根大学诞生了那十年间（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且最著名的学生政治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该组织脱胎于学生工业民主联盟（the Student 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SLID），后者几十年来一直萎靡不振，直到它在1960年更名。而更名的理由是，正如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第一任主席阿兰·哈伯所言，对于一个正处于衰落之中的组织来说，“SLID”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缩写词。
哈伯于1954年进入密歇根大学就读本科（并且直到1965年才获得其学士学位）。他的名字是罗伯特，代表着威斯康星州的进步派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他的父母赞同学生工业民主联盟和他们儿子的政治立场。他被称为校园激进分子，但并不是一个会作出惊人举动的人。如果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只被和他这样的人联系在一起，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它将无法吸引新成员。它需要一个富有魅力的人物，且这位人物与中西部公立大学的大多数学生一样，来自美国的主流社会。汤姆·海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海登在1939年出生于名为皇家橡树的一处底特律郊区。他的父母是天主教徒——他的名字就意在纪念圣托马斯·阿奎那。他们不寻常地离了婚，而海登则主要由他的母亲在有些拮据的生活环境中抚养带大。但他拥有一个正常的童年，并且在学校里表现得很好。他于1957年进入密歇根大学，并成为学生报《密歇根日报》的一名记者。海登没有政治野心。在他的课程作业中，他被当时风靡美国高校的存在主义哲学所吸引。但在1960年，学生行动主义有所抬头，而海登这样一个21岁、独立自主且未倾心于所学专业的大学三年级学生，正适合被卷入其中。“我没有搞政治，”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是事情变得政治化了。”
北方学生运动的灵感来自于一场南方学生运动。1960年2月1日，在格林斯伯勒市中心的伍尔沃斯百货商店，全黑人北卡罗来纳农业和技术州立大学的四名一年级学生来到白人专用的午餐柜台前坐下。服务员（也是黑人）拒绝为他们提供服务，于是他们在那里坐了一整天。第二天，又有十九名学生来到这个午餐柜台前坐着。后天，来了八十五人。到这一周结束时，大约有四百人。静坐运动迅速蔓延开来，并在十周以内，在资深民权活动家埃拉·贝克的领导下，促成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NCC）的成立。该委员会将会成为民权运动的一个主要活动组织。
在3月，哈伯来到海登在《日报》的办公室。他告诉海登，密歇根大学的学生正在安·阿伯的商店外举行纠察以示对南方学生的同情，并建议他报道此事。海登写了一些关于纠察队员的报道，但鲜有加入他们的冲动。不过，大约在同一时间，他读到了1957年出版的《在路上》。这本书激励他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搭便车去到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他上了一门政治速成课。
在伯克利，他会见了当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HUAC）在旧金山露面时进行示威并被警察用消防水管驱散的学生们。在德拉诺，他会见了墨西哥裔美国雇农的组织者。在洛杉矶，在提名约翰·F·肯尼迪为总统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采访了马丁·路德·金。在蒙特利附近的一场学生大会上，海登发表了关于“价值激励”的演讲。自决精神，他说道，“已经屈服于过去75年间大规模的工业与组织扩张。为此，大多数学生感到他们已经无力左右社会的发展方向。学生运动的目的立即变得简单而又深刻：证明人仍然是万物的尺度。”
海登之行的最后一站是全国学生协会（the 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N.S.A.）在明尼苏达大学举办的年会。大约有二十五位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成员被邀请与会。海登见到他们时心情十分激动。“他们比我曾见过的任何人都活出了更为充实的感觉，”他事后写道，
“部分原因是他们正在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创造现代历史，部分原因是他们通过冒着生命危险明白了充实活过每一刻的价值。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我的政治身份开始成形的时刻。”
全国学生协会大会正在辩论是否要通过一项支持静坐运动的声明。这个问题在一些代表看来是有争议的，因为其意味着公开支持非法行动。赞同这项支持声明的发言者之一是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大学的白人研究生，名叫桑德拉（凯西）·卡森。
卡森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维多利亚市。她把种族隔离“当作对她个人的冒犯，”她后来写道，“将其视为对我的自由的限制”。甚至在格林斯伯勒市的静坐运动发生之前，卡森就曾在奥斯汀市参加过反对种族隔离的抗议活动。她在奥斯汀市的基督教青年妇女协会中非常活跃。德克萨斯大学在1956年就已经开始招收黑人本科生，但只有一个宿舍区取消了种族隔离，也即基督教信仰与生活社区。卡森就住在那里。她对存在主义哲学产生了兴趣，并开始阅读加缪的作品。毕业后，她在哈莱姆区的圣经学校教书，并阅读詹姆斯·鲍德温的作品。
“即使我早知道我的行动不会导致任何一个午餐柜台的开放，我也不可能改变当时的所作所为，”她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向全国学生协会的代表发表演讲时说道。她接着说：
我感谢这些静坐运动，而原因就在于它们为我提供了一个契机——通过将决定付诸实践，把口号变为现实。在我看来，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虽然我希望全国学生协会能够通过一项强有力的支持静坐的决议，但我更关心的是，我们所有人，无论黑人或白人，都意识到一种可能性——通过克服万难参与到奉献和行动中去，成为不那么非人道的人。
当梭罗因拒绝向支持奴隶制的政府纳税而入狱时，爱默生去看望他。“亨利·大卫，”爱默生说道，“你在里面干什么？”梭罗看向他，回答道，“拉尔夫·沃尔多，你在外面干什么？”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重复了最后一句话。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会以305对37的投票结果支持静坐。
海登惊呆了。在几乎任何一个早期的左翼政治组织中，人们都会把卡森的演讲当作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达而付之一笑。但她的所言正是海登在蒙特利说过的那些话。她是在告诉这些学生，这件事是关于他们的。
令人怀疑的是，被奚落、被用消防水管冲击、被殴打和逮捕的黑人示威者是否觉得他们正在认识到“充实活过每一刻的价值”。像卡森和海登这样的人为不公正忧心，但政治对他们的根本吸引力是存在意义上的。
“我们是相似的……就我们的道德历程、我们的存在感、我们对诗意行动的热爱以及我们浪漫的参与感而言。”海登在谈到与卡森的相遇时写道。那时的他已经准备好要加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
他通过给卡森寄去一箱书的方式向她求爱，其中包括赫尔曼·黑塞的《悉达多》，他曾在这本书上疯狂般地划线。他们于1961年结婚，并最终搬到了纽约市。就在那里，在西二十二街的一处铁路公寓中，他写下了后来被称为《休伦港宣言》（the Port Huron Statement）的第一稿。“我深受《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的影响，”海登说。赖特·米尔斯于1956年出版的这本书所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米尔斯在1916年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韦科市。他身材魁梧，精力充沛，是那种自己动手制造家具的人。他同时也是自律、做事有条理且多产的。到他四十岁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之时，他已经写了超过六本书。
米尔斯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的。他自觉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并且对于批评自己的同事毫无顾忌，而有些同事也乐于回敬。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兼社会批评家——这两个角色对他来说是相同的——米尔斯对权力问题很感兴趣。他开始察觉到美国的权力关系中所发生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由他所说的“美国的新国际地位”——也即冷战引起的。
在《权力精英》一书中，米尔斯认为，权力掌握在三个机构手中：“政治官员”、“企业富豪”以及军队。第一个集团也即政客的权力相对于另外两个集团（被他称作“企业酋长”和“职业军阀”）已经有所减弱。但最重要的是，
三个集团并没有彼此对立的利益：他们构成了一个单一同质的统治阶级，其成员几乎都是白人男性新教徒，并且在各个机构之间循环流通。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是军界精英，后来成为总统并用企业负责人填充其内阁职位。
米尔斯从来没有解释过权力精英的利益究竟是什么，或只是解释他们的意识形态为何。但引起他兴趣的并非意识形态。他相信，
正如约翰·杜威所相信的那样，民主参与是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以集体方式作出的是什么样的决定。
米尔斯的结论是，美国的民主在这个意义上已经破碎了。“普通人，”他写道，“似乎经常被他们既不能理解也不能驾驭的力量所驱使……现代社会的框架将他们束缚于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项目。这种变化现在压在大众社会的芸芸众生身上，而他们相应地感觉到，在一个自己不享有权力的时代，他们不过是漫无目的的存在。”（尽管米尔斯是在一个对黑人实施种族隔离的州长大的，但《权力精英》对种族关系却并未着墨）
《休伦港宣言》附和了米尔斯的看法。
宣言称，冷战使得军队在海登（继米尔斯之后）所说的 “商业、军事和政治舞台的三角关系”中成为主导力量。国内需求，从住房和医疗保健到少数族裔的权利，都从属于“‘自由世界的军事与经济力量’的主要目标”。冷战正在让美国变得不民主。
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中，谁能成为变革的推动者？根据左翼理论，工人阶级是变革的推动者。
像工业民主联盟（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SLID的前身及赞助者）这样的组织对这一理论仍然忠贞不渝。不过到了他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米尔斯对于有组织的劳工已经没有用处了。他说，劳工领袖与其他权力精英坐在谈判桌前，但却并没有在决策中发挥真正的作用。
对无产阶级革命使命的信念属于他所谓的“劳动形而上学”，也即维多利亚时代的遗迹。反正米尔斯对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并不真正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权力不平等。但他尚未找到有望成为变革推动者的人。
1956年秋天，米尔斯通过富布莱特项目去到哥本哈根大学，并在欧洲各地旅行（有时骑着他在慕尼黑买的宝马摩托车，而这成了他个人形象的标志性成分）。1957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做了一场演讲。那次访问是他对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介绍，并且他和他的东道主们一拍即合。米尔斯曾对于《权力精英》在美国被接受的情况感到失望；在英国，他找到了与自己有同样想法的人。“我这套东西在那里被接受的方式让我备受鼓舞。”他在给一位美国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吸引米尔斯的那些英国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历史学家E.P.汤普森以及社会学家拉尔夫·米利班德——都自称为新左派。
他们比米尔斯更加亲和马克思主义，但认为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决定历史进程方面已经变得与阶级一样重要。
米尔斯于1959年回到伦敦经济学院作了三次题为“文化与政治”的演讲。（《观察家报》报道称：“一个身材魁梧、令人提心吊胆的德克萨斯人刚刚正在给伦敦经济学院授课”）。
第二年，米尔斯为汤普森和霍尔创办的英国杂志《新左派评论》写了一篇文章。“几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文化功能团体也即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可能的、直接的、激进的变革机构，”他写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这一想法并不比你们中的许多人乐观多少；但现在看来，在1960年的春天，它可能的确是一个非常中肯的想法。”经过在国外的游历，他开始相信青年知识分子是有能力启迪和动员公众的。这篇文章题为《致新左派的一封信》（Letter to the New Left）。
米尔斯的“信”被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丹尼尔·贝尔嘲笑，后者称米尔斯是“西方世界的‘愤青’和‘未来愤青’的某种指导教师”。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接受了这封信。它在成员中散发了副本，并在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创办的刊物《左派研究》上将其再次登出。“他似乎是在直接与我们对话，”海登在谈到这封“信”时写道。米尔斯“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义为新先锋”。
然而这是一厢情愿的误读。米尔斯根本没有想到美国人。他是在回应英国、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集团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的进展。他的下一本书《听着，美国佬》（Listen, Yankee）是对卡斯特罗革命的辩护。那些才是他所指向的年轻知识分子。
尽管如此，海登还是受到启发并撰写了自己的《致新（年轻）左派的信》。他在信中抱怨了校园里“对言论和思想自由无休止的压制”，以及“侵染了学生对于何为真实和可能的全部感知的家长式僵化作风”。他说，学生们需要组织起来。他们可以利用“成年劳工、学术和政治团体中的残余力量”，但这将是一场学生运动。“年轻”，在海登的“信”中，意味着“学生”。
海登说，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政治方案，而是一种激进的风格。“激进主义的作风要求我们反对幻想，自由行事，”他写道。“它要求我们改变自己的生活。”
没有方案意味着，出于一个原因（例如废除大学后备军官训练团）采取的像校园静坐这样的直接行动，会发现其出于非常不同的原因被利用（例如阻止大学扩展到黑人社区，正如196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1969年在哈佛大学所发生的）。诉求不断增加。这并不是因为活动脱离了组织者的掌控。新左派就是以这种方式被设计的。政策不是问题。体制才是问题所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或者也许是相当适切的，采纳海登宣言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大会是在密歇根州休伦港的一处教育营地举行的，而这处营地是由汽车工人联合会租借给该组织的。因为《休伦港宣言》代表了美国左派对劳工运动的告别。声明最后的确包含了支持工会的部分，但那是在学生工业民主联盟赞助人的要求下加上去的。关于苏联的批评言论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加进去的。然而那些成见——工人阶级和斯大林主义——正是学生们想要摆脱的东西。凯西·海登把对共产主义的关注称为“死议题”。“我不认识任何共产党员，只认识他们的孩子，而这些孩子不过是我们团伙中的一部分。”学生们并不把自己视为亲共分子。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反对反共产主义。在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看来，这等同于一回事。由此产生了新左派的口号“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人”。它的意思是“不要相信一个上了年纪的社会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