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名誉会长安志文同志，因病于2017年8月14日9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本文节选自他之前的一篇旧文。
文章：安志文：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背景
来源：爱思想网
作者：安志文 爱思想网
一、改革开放的酝酿与准备阶段
1975年4月，中央解除对我的政治监护，从北京下放到西安，但我的党组织生活尚未恢复。1977年上半年，我给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要求到中央党校学习。党的十一大召开后，也就是在1977年下半年，我开始恢复工作，中央调我去吉林省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我后来听说，是李先念批的。
1978年秋，李先念到东北视察，他到了沈阳。当时，王恩茂是我们吉林省的负责人，他派我赶紧到沈阳迎接李先念等人到吉林。我到沈阳的当天晚上，就给李先念的秘书打电话。他的秘书请示先念后告诉我，第二天上午李先念没有时间，因为当地的干部要与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会面，李先念要我第二天一早在他吃早饭以前去。第二天早上见面后，我就向李先念提了一个要求：“现在要对外开放，国外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能不能让我出国考察?”他当即表示：“你可以去，我给你安排!”李先念回北京后，很快就找到周子健，让他组织一个政府代表团。
这一年的11月，国家组织机械工业代表团对欧洲机械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进行了全面考察。周子健(时任一机部部长)是代表团团长，我是副团长，江泽民是秘书长(时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团员是一机部的司局长和属下的厂长、经理。我们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法国、德国，转了一大圈。当时，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在改革，如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原本是国有企业，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的，以后联邦政府的股权逐步退出，吸收私人入股;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也在改革，如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和工农联合体等;甚至罗马尼亚的消费品也是依靠发展县属企业来解决的。这对我以后搞企业改革有很多的启示。
我说这个事，是因为1977年下半年我刚出来工作，1978年就出国考察，所以印象很深。打倒“四人帮”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在深刻反思历史的教训，这是一个总的背景。当时，外国究竟是怎么样?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大家都有一种困惑，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搞得这么差?我们的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知道一点儿信息，日本、德国被战争打垮了，但他们为什么能在经济上崛起呢?走出去看过以后，使我们大开眼界!可以说，这一次出国考察，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是印象深刻啊!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这只是一个例子。那时候，出国考察形成了一股风潮。中央各部门、各省市的负责人，包括一些大企业的领导都出国考察。这里，我想说，毛泽东晚年办了很多错事，但办了一件好事——中美建交，中国加入联合国，邓小平去了美国，这对邓小平的影响很大。所以，邓小平以后在经济上就是要学先进国家的经验，他找国外很多人谈，听取他们的意见。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与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签署了中美在科技、文化和领事事务方面的协议。
1979年，在陈云主持的国务院财经委领导下，由张劲夫的体制小组提交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这个《初步意见》主要强调了两点：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按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我看来，这两点还是沿袭了过去的一些提法。
最早提出“公司制”的是少奇同志。建国以来，由于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形成了一套高度集中、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管理体制。为了克服体制上的弊端，1964年初，刘少奇找薄一波、叶林和我谈话，设想用联合公司或托拉斯这种组织来改组我们的工业企业。他当时的看法是，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厅局都在干预经济，这是超经济的办法。组织企业性质的公司，可能比行政机构管得好一些。他考虑把各部的管理局改成公司，不是行政机关，而是经济组织，这样就可以更接近生产，更接近企业。8月，刘少奇代表中央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不久，全国烟草、盐业、汽车、橡胶、医药等12个行业组织了托拉斯，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刘少奇的尝试也就结束了。
刘少奇关于建立联合公司或托拉斯的构想，给当时主管工业的薄一波留下深刻印象，他非常赞同。1979年，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把军工和地方工业两套系统的机械工业统一起来，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管理上搞专业化的联合公司，产品搞“三化”，即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这样的改造涉及8个机械工业部，以及煤炭、轻纺、化工、石油、农垦等诸多部门。中央决定，这项工作由当时的副总理薄一波负责，为此组建了国家机械委员会。当时，我已经从吉林调到六机部(即造船工业部)。薄一波要在造船工业部下属企业多的地方，先成立两个地区公司，一个在上海，一个在东北。但上海公司成立后，还是行政性的公司，和下属企业的关系并未理顺。这是因为，当时江南造船厂和大连造船厂既是百年老厂，又是省军级单位，很难协调。后来，薄一波又急于将部改为总公司。他找到我，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当董事长。当时，我对这个提议有些犹豫。我向他表示自己没有搞过企业，缺乏企业工作的经验，不能担任董事长。我讲这些，是想说明《初步意见》提出“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的历史背景。实际上，还是延续了刘少奇关于公司制的尝试，总体上还是设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改革。
“市场调节”讲得最早、提得最多的是陈云同志。早在1956年，陈云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就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其中就包含着市场调节的含义。陈云始终认为，国家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市场调节只是从属的、次要的和补充的部分。应当说明的一点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对“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概念经常是混用的。应该说，在经济工作方面，邓小平是很尊重陈云的意见的。从这个角度看，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人吉布尼时，谈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实际上还是“市场调节”的意思。因此，《初步意见》中提出，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是符合陈云的一贯思想的。
从上述背景看，80年代以前的改革设想，还是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将公司制管理和市场调节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并没有打算要彻底否定计划经济。成立的公司，还是行政性公司，不是企业化的公司。不论是企业还是公司，都还摆脱不掉行政附属物的地位。用当时外国人的说法，中国只有工厂，没有真正的企业;并说计划经济就是命令经济。这些尖锐的意见，对我们这些长期搞经济工作的人来说，确实触动很大。
80年代开始时，赵紫阳当总理，碰到了一个“调整”的问题。那时候的说法是：重调整，缓改革。但是，赵紫阳一直是注重改革的。1982年春天，国务院决定，根据工作的需要，撤销国家机械委，成立国家体改委，加强国家经委。最开始，吕东征求我的意见，是薄一波对他讲的。薄一波说，要加强改革。因为赵紫阳已经来了，他是强调改革的。赵紫阳在四川，一个是推进农村改革，一个是开始企业改革试点。他到北京以后，一直强调要加强改革的机构。薄一波建议，赵紫阳兼体改委主任，总理亲自兼，薄一波做第一副主任。薄一波让吕东问我是不是到体改委去。另外，吕东对我说：“机械委的一部分人要到经委去，一部分人可以到体改委来。”这样，就在国务院体改办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家体改委。另外，我从另一个渠道了解一些情况。刘明夫在原来那个体改办，他在退出体改办时，给赵紫阳写了封信，推荐我到体改委。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刘明夫是计委的副主任，他和我在计委工作时比较熟悉，他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是我知道的两个渠道：一个是通过吕东，薄一波征求我的意见，说他要当体改委第一副主任，赵紫阳是主任，问我是不是能到体改委去。另一个是我听说的，刘明夫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推荐我到体改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到了国家体改委。
二、80年代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
现在回顾起来，整个80年代的改革，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或者说是改革开放的探路阶段，究竟要走什么路?也可以说，是上下左右学习改革开放的阶段，因为人们事先并不清楚改革究竟要怎么搞。
当时，中央有两句话，叫作“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这是很通俗的，不是什么理论，但这两句话的影响最大，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比如乡镇企业，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实际上有三种不同类型：江苏搞的是集体企业，浙江南部搞的是个体私营企业，广东搞的是出口加工、三来一补。总的都叫乡镇企业，允许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搞，这不能搞全国统一的设计方案。又比如，对外开放也是放手让地方去试验。先是深圳、珠海，厦门、汕头，以后是广东、福建的特殊政策，再后来就是14个沿海城市搞开发区，这都是一步、一步的，先试验，后推广。很多具体办法都是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可能来制定的。
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示意图
拿我亲身经历的城市改革来说，80年代的改革重点，是以微观改革为主，宏观是为微观改革创造条件。应该说，在80年代，宏观没有怎么大改，政府改革、机构改革也都不算成功。
在80年代，企业改革都是采取过渡形式。因为在当时，我们面临的是短缺经济，除了个别企业外，企业产品不愁没有销路。因此，当时的国有企业很少亏损，很少破产。大量企业亏损是90年代以后的事，不是80年代。当时改革的主要思路就是如何搞活企业，使企业职工增加工资。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的一些过渡性措施，还是必要的，不能完全否定。
比如说利改税，不能完全否定。利改税的设想是，降低税率，为企业平等竞争创造条件。这个设想是很好的，但在开始执行中，因为那些好的国有企业留利较多，财政部对此有意见，所以后来加了一个调节税，那是照顾到财政。当时的财政也确实很困难，中央财政要增加100亿收入都非常非常难。因为放权让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一直是下降的。当时企业改革是从调整分配结构入手的，企业多拿，职工多拿，财政少拿，大的分配格局就是这样。为了让财政能够过得去，所以加了一个调节税，这是一种过渡措施。
又比如承包制，赵紫阳开始并不赞成承包制;但现在看来，也不能完全否定承包制。要承认这是一种过渡形式，承包制对有些企业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钢铁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对钢铁工业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承包制是固定利润上缴的，超过增长比例的部分留给企业，有利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增加职工工资。采取这样一种过渡措施是有历史原因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倡导发展重工业。“大跃进”中，又强调“以钢为纲”。当时，有一个规划，叫作“三大、五中、十八小”。“三大”就是这个鞍钢、武钢、包钢;“五中”就是太原、马鞍山、重庆、本溪、首钢;“十八小”就是各省只要有点儿资源的就可以搞。这些企业长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走了承包的路。地方政府也愿意搞承包，肯定有它的必然性。因为过去的办法是，企业全部利润上缴财政部，财政部又划给国家计委，计委再根据国家计划投到企业。实行承包制以后，一部分利润留给了企业，企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定改造什么，怎么改，这对国有企业转变为市场主体起到了促进作用。当然，我们这些过渡性的改革措施，肯定是有弊病。但是在当时，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就可以推，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如果具体的改革办法都由国家来设计，新的道路就走不出去。
在企业改革方面，赵紫阳是赞成搞股份制的。但是，要全面推行股份制，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最早，世界银行的林重庚跟我谈过股份制，但他也没想出具体的办法。他说：“能不能让国有企业互相参股?”但这在实际中是很难做的。赵紫阳说，要试点。所以，股份制试点就先在上海、广东、深圳搞起来了。总体来看，在十三大以前，体改委跟经委合作得很好。股份制试点是体改委搞的，其他方面的企业改革很多是经委操作的。应该说，80年代的企业改革，经委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另一方面是搞城市试点。那时候，下边的话是，搞活企业，搞活流通和发挥中心城市作用。我们搞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就是为了帮助地方实现这一目的。1982年，我到体改委以后，已经确定了先在两个中等城市搞试点，一个是湖北的沙市，一个是江苏的常州。我刚到体改委就去看了这两个城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新产品。那时候，沙市的床单，常州的灯芯绒，很是畅销，不是在国内而是在国外，有多少就能出口多少，国内都买不到。实际上，他们的产品已经市场化了。他们为什么能发展?就是因为他们退出了传统的流通环节，直接到国外市场参与竞争!所以，当时搞活流通很重要。以后在重庆、武汉搞试点时，都把搞活流通放在重要地位。在传统体制下，我们的流通层次分为一级站、二级站、三级站，生产企业的产品(消费品)分别交给这些站进行批发。在城市改革试点中，企业与商家直接见面，减少了流通环节，降低了交易费用，这在城市改革中是一个很大的举措。那时候，各个城市都在搞百货中心，就是那个百货大楼，让生产企业把产品直接销到百货大楼，不经过一级站、二级站、三级站。这样，就把传统的流通环节全抛掉了。这以后，就是搞横向联系，有些地方也叫横向联合，就是生产企业之间的协作配套。我记得，1986年，我们正在搞横向联合，这是紫阳提出的。在杭州，陈云把我找去，问：“横向联合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就是不是像过去那样由计委和部门垂直指挥，而是推进企业间横向的经济联系。”他说：“我同意你们搞改革探索。我是主张先生活、后基建，就怕你们把基建摊子搞得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