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在看一本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我在现场》。这是一本与红灯区、性工作者有关的书。
要介绍这本书，必须先介绍潘绥铭教授。
潘绥铭曾是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已退休），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
他出生于1950年，和很多同代人一样，遭遇文革，1984年才研究生毕业，在中国人民大学当教师。
1985年，他第一次开设了性社会学课。一时间，几乎成为人大爆炸新闻。听课女学生骂他“脸皮厚”；一位极有资历的教授甚至对他的人格不屑一顾，“他整天就想这事”。有人劝他停课，也有人审查他的身份。
1998年，他第一次去东莞“红灯区”考察，写出了《存在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
此后20来年，他带领团队（老师和学生）定性调查了中国21个“红灯区”以及其中的近1400位小姐、妈咪、老板、帮工与相关人物，出版了多本著作。
《我在现场》这本书并不算潘绥铭教授的专著，而是一个合集，由许多参与过红灯区田野调查的学者写成，但和一般的论文集不同。
一般的调查结果，会写到学术论文里。在那些文本里，调查者自己是不在场的，而这本“手记”是面向大众的，
一方面有调查者自己的工作经验，可以给社会学从业人员参考；一方面也让普通人可以了解到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所研究的对象。
《我在现场》带我们进入了两个现场，
一个是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现场，一个是他们的研究场域——红灯区。
二
《我在现场》这本书有三个关键词：
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
不过一谈起“性社会学”，大多数人感兴趣的肯定不是“社会学”，而是“性”。
“这既非错误，也不低俗，因为性的背后是生命，是我们全部人格的凝聚，是社会运行的基本维度之一。”
不过，这本书也不是小黄书，而是一本
祛魅之书
。关于红灯区，关于小姐，社会中存在很多刻板印象。大家把她们编成段子，但很少有人知道她们真实的生活。
其实，小姐们也是人，也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和一般人没有两样，只是她们的工作内容与一般人不同。
潘绥铭教授说，“这么多年做下来，我越来越发现她们都很普通，越来越发现它跟别的行业，她们跟别的人没有区别。不是真的没有区别，是差距没有我们原来想的那么大。”
“我所见到过的所有小姐和妈咪，虽然都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性产业，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什么‘前非’可以去‘痛改’，也没有一个认为自己现在做小姐就不是人，非得重新做起不可。因此，她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什么‘拯救’或者‘收容教育’。”
三
读潘绥铭教授的文章，第一感受是真诚。
他说这么多年，人家最喜欢问的问题就是：潘老师你嫖不嫖啊？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说不嫖吧，没人信。说嫖吧，又违心。他心里知道，大概90%的人还是认为他肯定嫖过。但他无所谓了。
这里面也是一重刻板印象，其实，研究者与小姐们的接触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是男性，但是也不能假装嫖客去调查，因为那样根本无法了解到小姐们的日常状态。
潘绥铭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多采用“入住式调查”。简单说，就是在一个红灯区住下来，有时候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和调查对象每日在一起，和他们聊天。
其实，小姐们的生活，最常见的状态是无聊，她们平常得等客人，哪里也不能去，也没有什么事好做，要么瞎聊，要么发呆。
但确实，也有很多我们不太了解的事情。
游珍珍的文章《她们的纠结与纠结的我》就写了好几个女孩和鸡头的关系。
除了妈妈桑，还有一种人常常出现在红灯区，这些人就是鸡头。鸡头就是在小姐背后，控制和盘剥小姐的男人，往往是一些“小帅哥”。
鸡头和妈咪不同。带小姐的妈咪是固定抽成，而鸡头是让小姐把钱都上交，再分一点零用给小姐。
鸡头往往通过爱情来控制小姐。这些女孩往往只有十八岁，甚至更小，心思单纯，很容易被鸡头利用。
在红灯区这样的特定环境中，爱情更容易成为小姐的“命门”，一旦鸡头抓住这个“命门”，小姐几乎就会百依百顺，任劳任怨。
游珍珍采访过一个女孩秀秀，有一次秀秀问她：“如果你对象本来跟你好好的，忽然让你坐台，你会怎么想？”
游珍珍不知道怎么回答。
对于秀秀来说，她挣的钱都会交给她的对象以及她对象的手下，然后他们每天给她二三十块零花钱。秀秀还会为他对象开脱，认为这是很正常的。
而同时，这个链条很深。如果秀秀想不坐台，就需要招其他人来。她有一次骗了一个同学来，同学走的时候，狠狠的咬了她一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