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至25日，北京市长蔡奇用两天半时间密集召开五场座谈会，不仅登门拜访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全体成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领导班子全体在京成员，还把吴良镛、傅熹年等国宝级专家请到了市政府。
原来，这是市政府领导为编制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七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
定位
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战略引领和刚性控制的重要作用，做好规划，是任何一个城市发展的首要任务。要把首都未来十几年的规划编制好并不容易，更重要的是，此版规划编制的时代背景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草案
正如蔡奇在座谈会中所说，
“编制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两次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既要传续首都发展历史基因，又要承载新的时代使命。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规划编制工作，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着眼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首都，以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为目标，绘制首都未来发展的新蓝图。”
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历来都备受各方重视。
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首站便是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在他看来，考察一个城市首先要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3年后，他再次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在公开的座谈会7段讲话里，就有三段专门针对城市规划建设，提出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牛鼻子’、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等具体要求。
“走出去”
面对史无前例的总规编制工作，北京坚持开门编规划，既“走出去”又“请进来”，汇集各方面智慧。
23日上午，在中国工程院，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16位专家已早早到场。准备充分的他们，要当面向蔡奇提出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意见建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徐匡迪发言
这个专家咨询委员会含金量十足，它是国务院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而专门成立的，旨在为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委员会虽然只有16名成员，却个个是行业大腕。组长是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2月，总书记视察北京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就是与会者之一。此外，还有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魏复盛、邬贺铨）、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布兴），以及规划、交通、能源、产业方面的顶尖专家。
徐匡迪发动全体专家畅所欲言提出建议，座谈会可谓一场气氛热烈的“头脑风暴”。机械产业专家朱森第拿出一系列街头自拍照片，对北京精细化管理提出建议。清洁煤专家谢克昌说，从技术上强化大气污染治理的力度还不够，还要更重视北京的能源安全保障。
曾任上海市长的徐匡迪还和蔡奇交流起做市长的感受，他说，我深知做市长不易，但也知道做市长和做部长不同。做部长工作的效果可能自己看不到，做市长工作产生的影响就在身边，你和老百姓随时随地就能看到。我看到蔡市长亲笔修改的规划，对北京未来发展很有信心。
在住建部征求意见建议
24日下午，蔡奇市长又来到住建部征求意见建议。曾在北京规划系统工作三十年的副部长黄艳，就是这次征求意见总规最初的起草者，她说，看到市长亲笔修改的版本，确实感到首都的历次规划，都是在国家重大战略转折时期率先体现新发展理念的标杆，新规划体现了习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全国各地方规划做了标杆。陈政高部长也对北京规划给予高度评价，他告诉蔡奇，昨晚自己准备与北京座谈的发言稿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他希望北京在新一版规划中高度重视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
“请进来”
23日下午、24日上午和25日下午三个半天里，吴良镛等知名专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16区主要负责人以及基层群众代表分别被请到了市政府会议室。
23日下午， 95岁的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第一个发言，他认为规划体现了习总书记保护北京历史文化遗产和做好北京城市规划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杨伟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真正从规模扩张转向减量发展的规划。环保专家钱易院士、贺克斌院士，分别从水污染、空气污染的角度，对生态红线控制提出意见建议。
吴良镛发表意见建议
第二天上午，十六区书记或区长又早早坐到了会议室，他们发表的意见体现了这些区“当家人”对全市发展的深入思考。十六个发言跳出本区说总规，没有一个区为自己争取具体项目，都是站在全局角度说区域功能定位、说发展控制比例，积极谋划在全市、全国发展大局中实现共同发展。
蔡奇认真听取意见后发言
蔡奇听取各方意见后表示，
“我们要深入思考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问题，紧紧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把握好战略定位、空间格局、要素配置，坚持城乡统筹，落实“多规合一”，形成一本规划、一张蓝图绘到底。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成为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谋求北京发展的规划，成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高民生保障服务水平、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规划，成为下大力气治理“城市病”、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探索构建超大城市治理体系的规划。”
北京总规六次演进
【第一版规划】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首都的北京城，开始进行第一次(1950年—1957年)总体规划。在规划之初，原本共有3个方案。
梁思成、陈占祥的方案建议，把城墙内的老北京作为城市博物馆整体保留，将行政中心安排在从圆明园福海至丰台车站的连线为中轴的“新北京”。
前苏联专家建议将行政中心建在东起东单、西至府右街南侧的区域及天安门广场。
朱兆雪、赵东日的方案则建议，将行政中心建在建国门、长安街与前三门大街之间的地带以及午门至灵境胡同一线以南，其中包括中南海、北新华门至天安门广场周围范围的中心地带。
当时的意见认为，梁、陈方案需动用的资金太大，前苏联专家方案则没考虑长远。而朱、赵方案因为规划了内城中心风景最好的地区，规模不大，易于实现，又有许多宫廷建筑可以利用，因此最终得以入选。
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第一稿，即《改建和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出台。1957年，总体规划进一步完善。这一规划以旧城为中心向四郊发展，中心城市面积600平方公里，可以容纳600万人。在交通路线和空间分布上，基本规划出了一环、二环、三环和四环。
【第二版规划】
1958年提交中央，在规划思路上突出了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强调工农结合；在城市布局上强调“分散集团式”布局，把市区600平方公里的一张“大饼”打碎成几十个集团，集团之间保留农田与绿地；压缩了市区规模（从600万人缩小到350万人），扩大了市域范围至16800平方公里，强调大力发展城乡结合的新市镇，第一次提出在广大郊区发展工业的思想，把市域人口规模定为1000万；在生活组织上提出按人民公社原则组织居民集体生活。
【第三版规划】
“文化大革命”时期，总体规划被下令暂停执行，规划局被撤销，规划工作被搁置。北京建设一段时间内在无规划指导下进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浪费。第三次总体规划修订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鉴于当时文革尚未结束，虽然对上一版规划的问题在新一轮总体规划中都提出了对策，但未引起重视，被搁置了起来。
【第四版规划】
第四版规划于1983年获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一，鉴于北京已建立起较强大的工业基础，在城市性质中不再提经济中心，而是强调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强调除工业外的多种经济事业的发展。第二，提出不仅要保护文物古迹，而且要保护其周围环境，对旧城实施整体保护。第三，强调了“骨头和肉”要配套的原则，加强住宅和生活服务设施建设力度。第四，第一次把环境保护作为重要专题列入总体规划，提出了“治山治水、防治污染、兴利除弊、提高环境质量”的目标。
【第五版规划】
1993年，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的第五次(1991年—2010年)总体规划。在这一版规划中，提出了两个战略转移的方针，强调市区不再扩大规模，而是在市区外围建设卫星城，以疏散中心城市过密的人口和产业。由于意识到古建筑的历史价值，这次规划还首次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作为独立章节提出，从整体上保护北京旧城、传统城市中轴线、保护胡同格局等。
【第六版规划】
2005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4年—2020年)》。总规提出北京的城市目标明确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在这份期限为16年的城市远景规划里面，首次提到了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新规划对北京空间布局进行重大调整，将过去“单中心”的发展格局变成“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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