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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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医”教授王一方讲过两个遭遇：
一位高级干部，好喝酒，
一喝就两瓶茅台，犯两回病都被抢救回来了。
第三次犯病，没救回来，死了。
其儿子不依不饶，找医生大闹：
“他怎么会死呢？我从没想过我爸会死。”
王一方说：
“你怎么会从没想过你爸会死呢？不管你爸是谁，你都应该知道，他总有一天会死。”
还有一个老人，已经96岁。
去医院检查后，非要医院给个说法。
王一方只好实话实说：“你可能不行了。”
老人火冒三丈，要打王一方：“说话不吉利。”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死是一个很忌讳的词。
平日里，大家一般不会讨论死亡这个话题。
很多人都是大限已至时，才第一次认真思考死亡。
《西藏生死书》说：
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
我七岁时，外婆意外中风去世。
去世前三天，我被带到她病床前。
没有一个大人告诉我，外婆已经生命垂危，
我完全不知道，那是最后一面。
我被匆匆带去，又被匆匆带走。
直到外婆下葬后一个月，我才知道她死了。
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愤怒和哀伤，
从小跟着外婆长大的我，恨了父母整整半年。
那一个月，我趁父母不注意时，
就会把外婆遗照藏在书包里，背着上学。
我用这种方式进行自我欺骗：“外婆还在。”
大人们以为把我和死亡隔离是对我的保护，
却不知道这种做法对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人为什么要死亡？”
“人死后会去哪里？”
“为什么死掉的是他，而不是别人？”
当孩子们忽闪着疑惑的眼睛，
将这些叮当作响的问题摆在家长面前时，
我们不是搪塞回避，就是胡乱作答：
“他在睡觉”“他去旅行了”“他上天堂了”……
结果让孩子对死亡产生了深深的疑惑和恐惧。
在我们的教育中，一直缺席“死亡”这一课。
白岩松说：
“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死亡教育已在欧美发展得相当成熟。
这种教育首先是从各种书籍开始的。
比如像《爷爷变成了幽灵》这样的绘本。
书中讲了一个男孩，他叫艾斯本。
艾斯本最喜欢的人是爷爷霍尔格。
一天，霍尔格突发心脏病而猝死。
艾斯本伤心极了，哭个不停。
那晚，爷爷回来了，坐在橱柜上。
艾斯本很奇怪：“爷爷，你在干什么？你不是死了吗？”
“我也以为我死了。”爷爷说。
艾斯本说：“噢，你变成了幽灵！”
艾斯本有本关于幽灵的书，书上说，只要幽灵愿意，就可以穿墙而入。
“那我也来试一试。”爷爷说。
他穿墙走了出去，然后又走了回来。
“爷爷，你真成了幽灵，太好玩啦！”
于是，爷爷每晚都来找艾斯本玩。
然而有一天，爷爷叹气说：“我一点都不快乐，我不能总当一个幽灵吧！”
他从书里得知，如果一个人去世时忘了做一件事，就会变成幽灵。
“我想了好多天，就是想不起是什么事。”
为了帮助爷爷，小艾斯本和他一起想。
爷孙俩回忆起了很多快乐的往事：
他们去游乐场，坐过山车时差点吐了；
他们在花园里挖了一个大坑种树；
他们在看一场电影时呼呼睡着了；
…………
“我想起来了。”爷爷突然大叫。
“什么事？”艾斯本问。
“——我忘记对你说再见了！”爷爷说。
爷爷和艾斯本都哭了。
“再见——”最后，爷爷穿墙走了。
艾斯本不停挥手，目送爷爷消失于黑暗中。
这样的书籍就是要引导孩子正确认识死亡，
明白死亡是我们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生命有开始有结束，这是生命的定数，
是这个世界游戏规则的一部分，
生命到了这里，就该让它自然地离开。
死亡教育不仅存在于欧美的书籍里，
也已经成为学校教育中的一门学科，
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潜移默化着。
医学博士朵朵讲述过一段亲身经历：
2009年，她到纽约读医学博士，
老公也被公司调到美国总部上班。
于是，6岁儿子成成便被接到美国上学。
成成入学一周，朵朵便接到了老师电话，
“周三有堂死亡教育课，希望你陪孩子参加。”
“死亡教育？”朵朵吓了一大跳。
但那天，朵朵还是去参加了。
原来，是同学们集体养的兔子“花生”死了，
老师要给它开一个追悼会。
“花生的离世，让很多同学很悲痛，
当然也有同学表现得事不关己。
这两种情绪其实都是不对的。
今天，我们一起来给花生做一本纪念册，
大家可以把平时给花生拍的照片，
想对花生说的话都收进这本纪念册里。”老师说。
孩子们忙活一阵后，纪念册做好了。
老师一边翻相册，一边对孩子们说：
“花生在生前得到了你们细心的照料，
离开时它带着满足的笑容，
你们给了花生一段幸福的生命之旅。
花生生前给你们带来了许多欢乐，
离开后你们应该感激并肯定它曾经存在的价值。”
孩子们听着，一个劲地点头。
朵朵问儿子：“兔子的死，你是怎么想的？”
“刚开始我很难过，但听老师说后，感觉兔子离开是很正常的事，就像花儿最后要枯萎一样！”
看着儿子课后能平静地面对生死，
朵朵不禁赞叹死亡教育课程的神奇。
“妈妈，我可以养一只小白兔，也叫它‘花生’吗？”
“当然啊！”朵朵欣慰地点点头。
转眼就是2012年，儿子读三年级了。
4月的一天，成成放学回家后说：
“妈妈，明天需要您陪我去趟殡仪馆。”
第二天，朵朵带着儿子来到殡仪馆。
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她依然被震撼了。
殡仪馆广场正中，躺着一口黑色棺材。
一位牧师站在棺材旁，微笑着说：
“有哪位家长愿意进棺材体验一下？”
话音刚落，人群中就是一阵骚动。
儿子紧紧扯住朵朵衣服，示意她不要举手。
但儿子的举动，反倒激起了朵朵的欲望。
朵朵举起手，牧师点了她的名。
此时，广场响起《寂静之声》，
朵朵在众人注视下，慢慢地走向棺材。
儿子紧紧拉住她的手，越攥越紧。
朵朵挣脱儿子的手，躺进棺材，
“最后”看了看这个让她留恋的世界，
然后深吸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就在棺盖合上一刹那，成成撕心裂肺大哭：
“妈妈！你快出来！你不能丢下我！”
听到儿子的呼唤，朵朵的心为之一沉：
“如果我真的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儿子该怎么办？父亲该怎么办？”
想到这些，朵朵不禁流下了眼泪。
十几秒钟后，牧师打开棺盖，
朵朵睁开眼睛，恍如隔世，庆幸活着真好！
儿子扑过来，紧紧抱着朵朵：
“妈妈，我保证，以后会更爱你，会更加听话。”
朵朵搂着儿子，窃喜不已。
这样的死亡教育在美国很普遍。
牧师说：
只有真正体验过死亡，才能明白生命所赋予的意义。
作家张丽钧也讲过一段美丽经历。
那年，她跟团到德国旅行。
早上起来遛弯时，突然发现：
“离旅馆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墓园！”
同行者愤愤，说安排住宿的导游太混蛋了。
吃早餐时，张丽钧发现旅馆也住了很多德国人。
“我们才知道，德国墓园多建在城镇黄金地段，他们不怕鬼，愿意与死人朝夕相处。”
他们的墓园好美呀！
有根的、无根的鲜花触目皆是；
高大茁壮的苹果树结满了累累果实；
苹果树下，是一条条原木长凳。
长凳的边缘还发着幽幽亮光，
这是人们常年光顾弄出来的“包浆”。
德国人去墓园祭奠时，还常带着书，
坐在长凳上，为死者诵读美丽的诗文。
看到这样的情况，张丽钧感叹不已：
“徜徉在这样的墓园里，我没有恐惧感，
相反，这里静谧安适的氛围，
竟让我生出恋恋不舍之情。
于是，我在这个墓园里留了影。
那张照片，至今都是我的最爱。”
而中国的墓园一般都建在远离人群的地方，
充满了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阴森气息。
没人愿在这里安放长凳，安放了也不会有人来坐；
只有在那个法定假日里，大家才来意思一下：
看重金钱，就送去面值大得吓人的冥币；
看重美食，就送去画在纸上的满汉全席；
看重奢华，就送去纸糊的别墅豪车。
欧美墓园常常与住家比邻而居，
而中国墓园则建在远离人烟之处，
欧美人祭奠亲友时常送鲜花书籍，
而中国人祭奠亲友常送钞票俗物，
两者的巨大差异，彰显着我们“死亡教育”的重大缺失。
学者萧功秦和一位留美朋友，
研究东西方文化差异时发现一个问题：
“在美国的中国人的生活追求，
与西方人相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
那就是旅美中国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
都喜欢沉溺于物质生活的享受，
只要中国人在一起，
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是旅美华侨，
都非常实际，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
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
在世俗生活享受方面有很强的从众心理，
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
欧美人，也有不少关心物质生活，
但是更多的人在追求其他东西，
“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物质享受方面相当随便，
有的人成了亿万富翁，但生活十分朴素，始终开一部普通的车子。
他们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
物质生活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