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
望”（
ID：OutlookWeekly1981），原文首发于2020年12月5日，原标题为《瞭望专访｜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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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水稻比作核武器，对手是饥饿。他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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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科技进步，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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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科研不要怕冷嘲热讽，不要怕别人说你标新立异。如果老是迷信这个迷信那个，害怕这个害怕那个，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只有敢想敢做敢坚持，才能做科技创新的领跑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是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从1960年开始到现在，始终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攻克了“制种关”。为中国粮食安全和解决世界饥荒作出杰出贡献。
先后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杰出发明家”金质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美国费因斯特基金会“拯救世界饥饿奖”、日本“日经亚洲大奖”“日本越光国际水稻奖”等国际奖。
2019年9月获得“共和国勋章”。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徐欧露
黑色轿车停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门口，90岁的袁隆平在助手的帮助下走了下来，一边迈上台阶，一边听汇报。不到十点，他来上班了。
“那边说是700公斤。”助手说。他认真听完，点点头：“可以。”
就在11月2日，他的团队再创纪录——属于第三代杂交水稻的晚稻品种在不利天气下依然表现不俗，使
杂交水稻双季亩产突破1500公斤大关
。
他安静地坐在跟测产现场连线的会议室，皮肤黝黑，穿着一件有些宽大的黑色西装。如果不是不断有人向他汇报、祝贺，怎么看都不像是印象中的科学家。
但他早已得遍这个领域最高的荣誉：
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十几年前就拿了世界粮食奖、沃尔夫奖，习近平总书记向他颁授“共和国勋章”，还有一颗小行星以他命名。
外国驻华大使到他的办公室拜访。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警粮食供应危机，人们急切期待他的回应。有网友说：“只有袁隆平可以说我胖，我真吃他大米了。”
他更广为人知的事迹是：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世界上第一个将水稻的杂交优势成功地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家，几十年来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巨大贡献。用一句话总结——让更多的人吃饱了饭。
他把水稻比作核武器，对手是饥饿。他赢了。
▲ 2013年8月19日，袁隆平在广西桂林市灌阳县黄关镇联德村袁隆平超级稻第四期攻关示范片查看水稻生长情况 陆波岸摄
某种程度上，
袁隆平的成功是从失败中捡出来的。
水稻杂种优势现象并非我国最早发现、研究。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有美国人发现了水稻的雄性不育现象。但几乎所有国家的研究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屡次实验失败后，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在当时几无质疑。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世纪60年代，发现天然杂交稻株表现出明显的杂交优势后，原湖南安江农校普通教师袁隆平开始了他的研究。
他提出“要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首推利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设想，并设计出整套培育杂交水稻的方案，
即培育出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然后通过“三系”配套，完成杂交水稻生产。
按照这个思路，1964年，袁隆平找到了天然雄性不育株。两年后，他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为杂交水稻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科研进展并不顺利。“三系”配套的努力，前八年都失败了。袁隆平记得，一直到1972年，也就是被视为研究突破口的“野败”发现两年后，还有人质疑甚至反对他的杂交水稻培育方案。
一次，杂交稻验收，稻谷非但没增产，稻草反而增加了近七成。风凉话四起。有人说，可惜人不吃草，人要吃草，你这个杂交稻就大有发展前途。
袁隆平默不作声。他像候鸟追着太阳，背着够吃好几个月的腊肉，转乘好几天的火车，前往云南、海南和广东等地，只为寻找合适的日照条件。他几乎住在育种基地，卸一块门板，铺一张草席，挂一顶蚊帐，和当地农民睡在一起。两个儿子出生时，他都不在产房，在稻田。
1973年，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上，袁隆平正式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在世界上首次育成强优势杂交水稻。
但考验再次降临。三系法成功后，我国很快开启两系法杂交育种技术研究，由袁隆平领衔。没想到启动不到两年，就遭遇当头棒喝。
一场异常低温导致全国两系育种大面积失败。
一时间，科研界不少人“唱衰”两系育种，研究甚至一度被相关单位和一些科研人员放弃。
袁隆平和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重要成员顶着巨大压力，重新研究两系不育系的光温敏特性，最终找到解决方法，让两系法起死回生，再次成为世界作物育种史上的重大突破。
质疑、失败、挫折。在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生涯中，这是常态。他的研究被当时的学术权威反对过，试验田被恶意毁过，多次遭遇减产、绝收。
但他从来无心咀嚼失败的苦涩。“哪有搞科学研究不失败的呢？失败了就失败了，不是说身败名裂，人家不会笑你的。我这是在探索，跌跤就跌跤，我再爬起来再干，就是了。”袁隆平说。
这并不是盲目坚持。杂交水稻是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配套培育出的，某种程度上，也是创新、方向、执着配套培育出的。
袁隆平经常提醒学生，搞科研首先要看大方向对不对。正确的、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就应该坚持。
“做科研不要怕冷嘲热讽，不要怕别人说你标新立异。如果老是迷信这个迷信那个，害怕这个害怕那个，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只有敢想敢做敢坚持，才能做科技创新的领跑人。”
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吴俊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他善于在失败中发现积极的一面。”
攻关三系法时，有人说稻草比稻子多，袁隆平却认为，这恰恰证明了水稻有强大的杂交优势，优势表现在稻草上只是技术问题，可以改进。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隆平的博士生李莉对老师的耐心印象深刻。攻关第三代杂交水稻的前6年，进展缓慢，李莉和团队成员有时甚至不好意思汇报。每次开组会，袁隆平都亲自到现场指导，即使进展不大，他也会不断鼓励大家，
“100次实验有一次成功就很好了”。
2019年9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的前一天晚上，袁隆平还在惦记试验田里的水稻。“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想，我的超级稻长得怎么样。”
几天前，获得共和国勋章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查看第三代杂交水稻的制种情况，夸赞花“开得好好”。
启程来北京之前，他特意跟超级稻“告一下别”。参加完颁授仪式，他当天就要返回湖南，因为“明天又要到田里去”。
从参加工作开始，只要田里有稻子，他每天都下田。“越是打雷、刮大风、下大雨，越要到田里面去看看，看禾苗倒伏不倒伏，看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
袁隆平曾总结自己成功的“秘诀”：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有人问他，哪个最重要？这位以农民自居的科学家说“汗水与实践”，“书本很重要，电脑也很重要。但是书本里面种不出水稻，电脑也种不出水稻，只有在试验田里才能种出水稻。”
早些时候，大家经常看他打着赤脚在学校里走，因为方便下田。后来条件好了，他有了小汽车，车上常年放着一双下田用的雨靴。几年前，大家经常看到这位院士驾着汽车慢慢驶向试验田，叉着腰在田埂上思考。有一次，他告诉身边的人：“我喜欢飙车。”
再后来，行动不那么便利了，湖南省农科院就在他的住宅旁安排了一块试验田，稻田尽收眼底，甚至“躺在床上侧个身子就能看到”。他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不是吃饭，而是下田。如果满意，就不找助手“麻烦”，不然，助手电话就会准时响起。
这个被称爱好自由、特长散漫的人觉得，
做科研就要埋头苦干、不畏艰苦，这是基本功。
“他工作抓得非常细。”吴俊说，特别是对于重大科研项目，从种子的生产、播种、栽培，到水肥管理、田间管理，每一个细节他都过问。测产时，每株有多少个穗子、每个穗子上有多少粒，这些数据他都要跟踪。他对数字非常敏感。数据汇报上来后，很快就会算出产量。
李莉一直记得老师袁隆平写给她的一句英文：
Take serious things lightly，Do ordinary things seriously。翻译过来就是：举重若轻，事必躬亲。
她觉得老师袁隆平就是这样。
几年前第三代杂交水稻攻关期间，不管多热多远，路有多偏，袁隆平都要下田看看。
“我们都让他别去，但是他一定要去看。”最远的稻田在20多公里外，田埂又窄又滑，研究所的同事们就在上面提前铺好木板，一个人在田埂下扶着他。
今年第三代杂交水稻的晚稻品种测产的前一天，大家都很紧张，袁隆平却在体育馆看了一年一度的中心气排球比赛。他助威、喝彩、竖拇指——看了这么多年的宝贝水稻，那天，他稍稍放心了。
即使新的突破不断，也没人觉得袁隆平会稍作停顿。
如同40多年前，在三系法杂交水稻研制成功的一片赞扬中，他很快提出难度更大的
两系法杂交稻研制
一样。
后来，两系法杂交稻研制成功，培育出多期超级稻品种。他又提出研究兼有三系法和两系法优点的
第三代杂交稻技术
。
国际水稻研究所研究员谢放鸣说，中国杂交水稻一直处在全球领先的地位，拥有科研、生产和推广的绝对优势。
中国杂交水稻一次又一次地实现技术飞跃，最主要的原因和关键是袁隆平。
曾有记者问袁隆平，三系法杂交稻你可以吃一辈子，为什么还要领衔后面的研究？
“我总是感到不满足。搞科学研究，不断地想攀高峰。”他回答。
2014年，中国超级稻第四期亩产1000公斤攻关目标获得成功，创世界纪录，他不满足，提出突破国际上一些水稻专家认为的理论上水稻产量的极限——每公顷15.9吨，达到每公顷16吨（约亩产1066公斤）。结果，没等完成，他又有了新想法，表示对16吨的目标“很满意但并不满足”，“我还要向每公顷17吨、18吨继续发起冲击”。等18吨的目标达成，去年6月，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又挂出了袁隆平亲笔签名的《科研任务告示》，
提出三大目标，第一个，就是冲刺“禾下乘凉梦”，继续巩固每公顷18吨产量的目标。
袁隆平曾自喻像贪财的人，“百万富翁想千万，千万富翁想亿。我贪产量，到了700公斤，我贪800公斤，800公斤贪900公斤，900公斤到1000公斤，1000公斤到1100公斤，最后1200公斤，18吨，不满足，因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他觉得，这个动力一个是从科学的角度看，有潜力、是个发展方向，另一个从本人来讲，“总是觉得这个叫做老骥伏枥，还有志气”。
这股“志气”会在每个不经意的时刻流露。
他不喜欢被尊称“袁老”，更喜欢被叫“袁老师”。12年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自己是“70岁的年龄，50岁的身体，30岁的心态，20岁的肌肉”。几年前接受采访，还要“自夸”80岁时中心搞游泳比赛，自己得了第一名。过完90岁生日，他就改口自己是“90后”。
吴俊用“激情”形容这位90岁的院士，认为这是他仍奋斗在科研一线的原因之一。“他做任何事情都很投入，有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