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无需贸易平衡
在国际贸易领域，出口多于进口就是“顺差”，进口多于出口就是“逆差”。
国与国之间很难实现贸易平衡，买多了不一定就是吃亏。
例如意大利每年从巴西进口很多咖啡豆，加工后价格增加几十倍，两者都没有吃亏。美国贸易逆差已经持续几十年，而且不断增加，主要成因是美国人喜欢消费，但不见得美国经济要倒下去。
美国对中国有庞大的贸易逆差，但不可以说是谁占了谁的便宜，
这要看两个大国的个别特性。如果要减少贸易逆差，主动权还是在买方。
经济学家喜欢玩平衡的概念，其实在全球化过程中没有要求国与国贸易平衡的理论根据。
倒不如向国际舆论阐述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指出维持贸易平衡没有必要。
2. 扶持企业
一个争议性的议题是对企业的帮助，没有国家不帮助扶持企业。但直接补贴价格，降低售价而企图增加物品的竞争力，可以说是扭曲了市场机制。但如果给予帮助，提升企业的创新和生产效率，而令产品售价降低，就是两码事。产品的竞争力提升是因为企业的基本竞争力增强，没有影响市场运作。
不可以说政府帮助企业就是不公平。
限制帮助企业没有原则上的依据。满足一些技术性的要求只是跟从游戏规则，但不能让别人把一些有形无形的帮助计算为经济上的补贴。
在这些问题上需要把原则和道理讲清楚，不让对方站在道德高地，而要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处事的模式。
在此需要对市场概念有透彻的认识，排除偏颇模糊的信念。
3. 市场的迷思
市场是人为设定的机制，很多时候是有效的供求分布机制。市场失灵时常发生，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和涉及科技的交易，因为科技属于专家物品，需要专家鉴定价值。
市场失灵往往需要政府干预。
西方衍生了市场可以自律的理念，遇上市场失灵，就认为可以通过加大市场化的幅度去解决市场失灵。一些学者不愿意接受市场失灵，认为问题只是不够彻底市场化。这只是一个信念，差不多是对市场的迷信。其实只有一些特设的市场可以自律，在一般的情况下，市场都需要政府监管。普遍来说，进一步市场化并不能解决市场失灵。例如信息不平衡衍生的市场失灵，刁钻的再市场化只会把问题重新包装，解决不了基本的不平衡。
中国发展突飞猛进的一个原因是找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平衡。
不应该盲目追求市场化，不需要跟上西方国家，这就是中国模式。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改革开放的意义是对新的理念采取开放的态度，改革开放并不等同市场开放。国人要对市场有清晰的认知，弄清楚市场理念。
4. 金钱买不到科技
中兴事件令我们反思1985年国家颁布的《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强调把科技的成果带给人民，因此不要求产品全部在中国制造。例如电视机的真空管，当时国内生产不多，从国外购买零部件更价廉物美，可以让更广大人民享用电视机。多年来，不要求全部中国制造“All Made in China”的理念适用于所有产品。好好利用国外零部件的优势正是全球化和产业链分工的真谛，只是我们需要时刻保持危机感，要坚持采购渠道多元化。在利用全球化优势的同时，
作为一个大国，在很多方面不可以完全依靠别人，而需要维持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的基本能力。
中兴事件也让我们看见金钱买不到科技。遇上受人抵制就需要有自主开发的能力。芯片供应的疏忽暴露了我国科技发展的严重漏洞，政策忽略了全盘考虑。不能只依靠企业的触觉，企业只看见短期利益的最大化，不会作长远的国际政治经济考虑。
美国尝试拉拢盟友国家封杀采购华为的5G技术。销售额可能被打压，但技术开发不受影响。对策是争取世界舆论支持，阐明所谓安全问题、阴谋论等，都是无稽指控，只是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借口。中国技术不仅兼容性强，更会促进其他国家的科技发展。我国崛起不仅不是威胁，更积极贡献世界和平发展。
5. 产业化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或许是反思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契机。
1985年的《决定》是国家科技发展的分水岭。《决定》强调产业化，而三十多年来产业化就是科技发展的主调。市场概念的最先应用是在科技系统。为了获得外来的技术转移，国家在80年代初期率先颁布了商标法(1982)和专利法(1984)，及后才颁布公司法(1993)；先有技术合同法(1987)，多年后才有合同法(1999)。这样的先后倒置是史无前例的。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时候中国极需发展产业，强调产业化没有错。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预留空间给求知求真的探索，让想象力尽情奔放。
为了减少对一些战略性科技领域的损害，科学家们在1986年3月向中央提出了一个建议，这就是863计划。
6. 基础研究
为配合产业化，1985年的《决定》指示把重点放在应用研发。而自从那时起，
30多年来基础研究只占总研发经费的5%。
一般情况下基础研究占比在20%-30%左右。基础研究占比较小的是美国(17.2%)和日本(12.5%)，因为他们的应用研发量大，相比之下基础研究显得少，但是都没有低于10%。我国的研发经费分布结构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
应用技术建立在基础科学上，而科学的成果是公开的，是否就可以依赖别人的基础研究，搭顺风车呢？
基础科学对应用技术的支撑是多元化多方面的。
对一个科技大国而言，依赖别国搭便车远远不够，只可以是起步时的短期策略，不可以是长期政策。
更重要的是基础科学是思想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教育和人才培训上有关键性的作用。基础研究的价值观是寻求真知、讲求诚信、没有私利的考虑，对青年人和学生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尽管美国总统要打贸易战，但美国科学家不会下逐客令。我们要在科学上增加建树，
让国际科学界觉得中国不只是受益者而也是贡献者。
同时，我们在基础科学多投入多下功夫也让自己受益。
为什么基础研究到现在还是只占总研发的5%？
原因是基础研究的基数太小。在增量预算的拨款机制下，就算给予基础研究大于一倍的增率，产生的作用也是微不足道。其他领域的一项设备拨款就与这些增长相抵有余。
促进基础科学需要成立特殊计划，一个像863、973 同样模式的重点计划，
但是规模要大好几倍。以现在国家科技发展的情况而言，基础研究的投入应该占总研发经费的20%。
7. 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比
我国企业研发经费占总研发经费的77.5%，这个比例很高，已经超越美国(71.5%)、和韩国扯平(77.5%)、只略低于日本(78.5%)。以我国现阶段的科技发展水平，这个比例已经太高了！一般认为这个比例越高越好，现在普遍的观点都是认为比较平衡的分布更理想。
当然，拨款给企业做研发就马上提升这个比例。但科技创新发展是实事求是的工作，不是追求一些指标的比拼。拨款让企业做基础研究也会提升一些指标，但需要认真考虑的是这样对科技创新有帮助吗？还是只会加剧诚信问题？
8. 国家科技领导小组
科技成果具有分散、滞后、不确定、难预测等特点，因此，
科技不适宜线性管理
。科技的投入涉及资金，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用财经的方法管理科技。
在韩国和印度科技曾经在财长管辖下，那时财长同时是副总统或副总理。其实，这种安排恰恰反映韩国和印度对科技的重视。
鉴于科技对多个政策范畴的广泛影响，
上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科技政策的统筹建立在接近国家元首的位置。
国家科技领导小组，要统领科技创新发展，协调国内资源人才配合，务使科技创新与相关政策如教育、环境、能源、医疗等，发挥协同效应。督导发展基础研究重点计划，统筹科技创新支持“中国制造2025计划”，让国家迈向创新型经济。因为科技是国力的核心，世界贸易议论的焦点，国际竞争力的较量就是科技力量的比拼，需要环顾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开拓科技外交。科技交流是建立“一带一路”文化沟通、人民联系的重要元素，也是推广科普、拓展技术转移、扩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责任编辑：刘小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