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号：识味Foodledge（ID：SHAhqiao）
上至40后，下至90后，大多数北京人吃到的第一口面包是义利的果子面包。
比起上海，甚至天津，西餐和面包在北京兴起的时候要晚一些。
据他在《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一书中考证，北京的第一家面包房，是1903年法国人开的得利面包房。“从时间上看，京城这些面包房的出现，和1858 年上海老德记大药房开始卖面包相比，几乎相差了半个世纪。”不仅如此，面包在进入北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卖给外国人。一般老百姓对它敬而远之，只管它叫洋馒头。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义利面包出现，才为北京人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用肖复兴的话来说，“面包真正走进普罗大众的生活，毫不夸张地说，始自义利面包店。”“经历过20 世纪50 年代的北京人，很多都吃过义利的面包，尤其是义利的果子面包，几乎象征着那个时代北京人对面包的认知。”出生于1947年的肖复兴记得，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春游，一个班级四十多个同学，有一半带的是果子面包。“面包中略带酸酸的香味，飘散在春天的田野里，是记忆中那个时代里最芬芳的气味。”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小朋友吃上了义利面包。图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剧照
义利的果子面包作为北京孩子的春秋游必备，至少屹立不倒了40年。1990年出生的张可心（化名）回忆说，她小学时候春游，带的还是果子面包，配上炸泥肠、茶鸡蛋。“要上初中之后，有那种小包装的面包了，才不带义利的面包。”不过直到现在，张可心的爸妈出去“春游”，果子面包的地位依旧不可动摇。“就是他俩去颐和园什么的，必须要带果子面包。”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没有哪个北京孩子的童年，没有被义利的果子面包占领过。北京孩子还不知道颐和园，就知道义利了。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启蒙是上海给的。因为义利最早源自上海。王佳芝和易先生坐车。“又一个U形大转弯，从义利饼干行过街到平安戏院……对面就是刚才那家凯司令咖啡馆，然后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屋……”再隔壁就是易先生给王佳芝买“鸽子蛋”的那家珠宝店了。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易王二人去买“鸽子蛋”的路上，经过了义利饼干行
从小说里的这段描述来看，义利饼干行开在南京路上，至少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很有名气了。
今天义利的logo上印着“创建于1906年”，北京满大街的门店招牌上写着“百年义利”。
在义利的logo上，清晰地写着“创建于1906年”
摆摊的是一个名叫詹姆斯·尼尔（James Neil）的苏格兰人，原本是英国海轮上的司厨。
义利创始人詹姆斯·尼尔肖像
他自产自销苏格兰风味的西点、面包。晚上做、白天卖，生意做得虽然辛苦，但因为口味正宗，颇受租界里歪果仁的青睐。当时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詹姆斯也成就了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故事。他先是被摊位附近福利公司（Hall & Holtz Corp）的老板相中，特聘过去经营公司的食品部。
上世纪30年代，上海报纸上的福利公司广告，它可能是上海的第一家百货公司在那里积累了几年商场经验和商业启动资金后，詹姆斯很快自立门户，创立了自己的企业——义利洋行（James Neil & Company）。也许是在上海生活多年、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浸润，据说“义利”这个名字，是詹姆斯引用中国传统的“先义后利”儒家思想，再结合自己名字的谐音起出来的。义利洋行的厂址在愚园路1489号，生产糖果、饼干、西点、面包，采取前店后工厂的模式。此外，它在南京路、贝当路（衡山路）、迈尔西爱路（茂名南路）、兆丰公园（中山公园）、法国公园（复兴公园）等处也设有门市部、西餐厅。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报纸上的义利洋行广告
早在一百年前，义利就有了堪比现在的服务意识和经营策略。食品可以预定，每天清晨，义利运输车准时将客人预订的面包、西点送上门。为了保质保鲜，义利面包均在夜间生产。假使次日销售不完，一律切片烘烤后再销往外滩饭店。义利食品的包装纸上还印有出厂日期，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义利巧克力当年的产品包装，显得摩登洋气
1915年，义利“星”牌奶油巧克力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获得金奖。1937年，巧克力在上海家庭日用工业品展览会再获金奖，人称“金奖巧克力”。
1937年，义利巧克力获得的金奖奖牌
然而随着1939年詹姆斯去世、二战爆发，义利跌入了低谷，被几经易手。到1946年，以徐肇和、倪家玺等为首的一群实业家，以250根金条（约312.5克/根）盘下了义利洋行，更名为义利食品公司。那么，在上海开了几十年的义利是怎么会跑到北京去的呢？
话说这两年大北京“美食沙漠”的名头越叫越响，而荒漠从来不是一天形成的。早在1944年，外地进京多年的作家周作人就在一篇回忆、赞美苏州的散文里“猛踩”过北京，说它“枉做了五百年首都，连一些细点心都做不出，未免丢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又成了首都，发展些“细点心”成了一些北京人心里头的当务之急。为了发展首都的食品工业，北京决定筹建综合性的食品厂。北京新中国食品厂的老板董祖鸿来到上海，建议义利北上。于是，1950年冬，义利从旧上海的租界区迁徙到了北京。次年10月，占地4488平方米的新厂房在广内王子坟（今广义街5号）落成，公司正式命名为“北京义利食品有限公司”。
1951年，义利在北京建成的新厂
后来到了1956年，为响应“繁荣首都”的号召，上海的老正兴菜馆、美味斋饭庄、浦五房南味肉食品店，连同一批理发、照相、洗染等服务业的名店，悉数迁来支援北京。刚搬来时，从上海随迁的职工有48个。据住工厂后墙根的居民形容，“说话南方味儿，不吃酱油”。（不吃酱油？？？本南也不知道北京市民为何产生这种误解……）这些上海来的工人，上班按操作规程一板一眼工作，从不偷懒。下班以后，男的换上西装，女的穿上连衣裙，喜欢去舞场跳舞。
1951年，北京义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会留影
上海工人的讲究和海派情调成了厂里的传说。不过，义利的面包并没有继续走在上海的摩登路线，而是很快入乡随俗，有了“京味”。就拿义利现在的招牌果子面包来说吧，脱胎于老上海的“圣诞面包”。这款面包原本加的是葡萄干、果皮干等。或许是因为缺乏原材料，到了北京，被替换成了北京特产——果脯和果仁。一个果子面包有将近半斤重，里面有核桃仁、苹果脯、瓜条、糖青梅、葡萄干等等。
果子面包里果料之“实诚”令人叹为观止。截自北京卫视《这里是北京》
面包有些发黑，则是核桃仁同面调和在一起出来的颜色。这种中西合璧的做法，加上当年时兴的蜡纸包装，果子面包很快走红。
暗藏各种果脯果仁的义利果子面包，应该每个北京人都吃过因为那时还没引进生产线，纯手工制作，果料投放得没那么均匀。果料放得越多，面包越不容易发得大。
维生素面包神奇的黄色来自核黄素，也就是维生素B2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物质匮乏，人们的身体健康不理想。义利的这款面包添加了维生素B2，以期达到“食疗”的效果。坊间传说这款面包可以治脚气病（实际由缺乏维生素B1引起），是义利最畅销的产品之一。除了面包，义利的动物饼干、巧克力、团结糖，都是北京孩子的童年回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人展示刚出炉的义利面包
要说当年义利在北京有多风光？厂址所在的马路都为它改名了。据史志记载，义利厂所在的广内王子坟，就是取“义利”中的“义”字，加上附近广安门的“广”字，被改名为“广义街”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义利食品生产线
义利面包的出现，刷新了北京人的饮食格局。在此之前，北京人的早餐、点心不外乎是烧饼、火烧、馒头等。当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义利是妥妥的高档食品，不是轻易就舍得买的。那时，一个果子面包能卖到三毛八分外加三两粮票，价格堪比一斤带鱼。难怪电视剧《正阳门下》里，男主人公韩春明要送喜欢的姑娘义利面包。
电视剧《正阳门下》剧照，男主人公韩春明进了义利食品厂，在当时是份相当体面的工作
1984年4月20日，中国第一家西式快餐店——义利快餐厅开张。餐厅开在北京西单南口的西绒线胡同，供应汉堡包、火腿三明治、咖啡等。那一天，150平方米的店堂里，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过来尝新鲜的北京人。
义利停在故宫门口的快餐车，被趋之若鹜
改革开放以后，受外资涌入、原料价格上涨等影响，启蒙了几代北京人的义利面包一度在市场上销声匿迹。
一直到1992年，《北京晚报》上刊发了一篇名为《义利面包哪里去了》的文章，引发北京人的共鸣，义利传统面包才得以回归。
1992年，《北京晚报》刊登的这篇文章，引发了北京人的共鸣
这些年，“百年义利”连锁店在京城遍地开花，已有一百多家门店。一些门店的招牌上除了义利，还有同属于北京一轻食品集团公司的兄弟品牌“北冰洋”的logo。
“百年义利”的招牌上，有时还带着“北冰洋的”logo/@馋妙
北京人民童年的两大回忆杀合体了，组成了一对“CP”。以现代人的口味来看，义利面包的味道到底如何呢？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本南编辑部对义利的几款招牌面包进行了试吃
对于招牌果子面包，某宝义利旗舰店上，有人评价说“还是童年的味道”、“特别好吃，比现在的软面包好吃多了”。神奇的维生素面包，可谓是“汝之蜜糖，彼之砒霜”。有人说“口感纯正地道……已经吃上瘾了”；也有人呼吁：“请维生素面包退出面包界。”本南的小姐姐尝了以后表示：emmm，no comment。本南的好朋友评价说“口感介于馒头和面包之间”，也有人表示“已经很少有人需要这种类似军粮一样、靠极高的密度遇水膨胀来止饥的面包”。倒是有一款特别“京味”的麻酱威化饼干，本南表示还不错吃。
麻酱味道的威化，京味十足
看到这里，大家不免要问：义利“北调”之后，在上海就没留下一点痕迹吗？还有一种说法则是，解放以后，留在上海的那部分义利，与另一家有名的饼干糖果厂——沙利文，合并为益民食品厂。上海的读者想必记得：这种蜡纸包的面包，阿拉上海老早也有的呀。阿拉叫“枕头面包”。确实，老一辈上海人小时候春秋游也带这种面包，来自上海面包厂的光明牌，有咸甜两种口味。
光明牌精白粉鸡蛋面包包装纸/姜庆共 提供 。选自《上海字记》一书
至于上海的“枕头面包”和当初的义利还有没有关系，如今已很难考证。不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枕头面包”就逐渐淡出了上海人的视野，再也没有卷土重来过。因为，早在1985年，上海人就吃上了静安面包房从法国面包师那里学来的正宗法棍。
参考资料：
1. 刘宁元、王淑英、王蓬，《百年沧桑话义利》，《北京党史》，2002年第2期。
2. 青青，《独具魅力 香飘百年——义利美食传万家》，《时代经贸》，2010年2月。
3. 王剑，《先义后利 香飘百年 北京义利食品的百年经营之路》，《工会信息》，2014年11月。
4. 肖复兴，《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7月。
5. 陈煜，《中国生活记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8月。
6. 董乐山，《旧上海的西餐馆》，文汇报，1996年07月06日。
7. 陶若谷，《义利面包厂40年往事：落寞衰退到涅槃重生》，新京报，2018年5月21日。
8. 潘福达，《老字号闯出青春路线》，北京日报，2019年07月14日。
9. Mogu，《中国面包界老炮儿：百年义利》，微信公众号“烘焙技术研究所”，2020年5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