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中国的新出生人口是1700多万，低于政府部门预计。一些对中国人口前景持悲观态度的学者，他们也感到惊讶。2016年国家“放开二胎”，外界普遍预测，近两年将会有一个生育小高峰。可是短短的一年时间过去，新出生人口就下降了。
70年后女性的生育期即将结束，90后女性数量少得多，生育意愿也低得多。可以说，中国新出生人口将不可逆转地减少。这不是预言，而是行将发生的，无比清晰的事实。
新出生人口减少，结构老龄化，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和几十年来严厉的计划生育有关。为此很多学者提出：废除限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改为鼓励生育，以此挽回中国人口的颓势。
废除计生政策，这一点我完全赞成。对于鼓励人口增长，我持怀疑的态度。中国人饱尝生育不自由之苦，废除计生的首要价值是保障生育自由。人口危机的背景下，国家鼓励生育，这会不会走上反自由的歧途呢？对此我们应当怀有戒心，深入地分析。
人口学家呼吁鼓励生育的方法，是国家补贴。生育妇女享受最低工资保障，带薪产假，生育津贴、幼儿津贴，等等。对于这些建议，我表示反对。这种政策是福利主义的，后果常被忽略。
这种政策的本意，是给生育的家庭予经济援助。很多国家都这样做，效果却不明显。原因很简单，民众不想生孩子，通常是考虑长远的经济负担。政府短期内给他一大笔钱，这无助于解决长期的困境。
以韩国为例，生二胎奖励300万韩元（相当于人民币1.78万），生三胎奖励500万韩元（3万元人民币），对于一般中产家庭而言，能有什么吸引力呢？经济越发达，民众养孩子越倾向精细化，主要的成本在教育。政府给予一次性的福利补助，能解决的问题实在很少。
许多人说，一次性的支出太少，就改为长期大额的支出吧。政府每月提供补助，各种奶粉津贴，尿布津贴。对于此项建议，我更不看好。
现代各国都已经高度福利化，养老金尚且入不敷出，生孩子又要国家养，财政如何支持？国家养孩子是纳税人出钱，而收益却归于个人家庭，这种政策显然不公平。养孩子成了剥削他人的手段，这是要被骂祖宗的。
生儿育女本是天经地义的行，一旦在国家干预之下，沦为寄生行为，其本身的正当性就要遭受到攻击。我们应该从伦理高度，捍卫生育的正当合法性。
再说别的鼓励方法，法律规定带薪产假，一胎休假一年，二胎休三年。看似美好的福利，可能隐藏着陷阱。带薪产假提高了雇佣女性的成本，生育变成高职业风险的事情。中国的女性工作率很高，对她们而言，生育期一般处于事业上升期，增加她们的职场风险，可能会带来生育率的崩塌。
采用福利方式鼓励生育，需要国家财政支出，企业的负担也会增加。这并不是值得向往的路径。对中产阶级而言，他们对微薄的生育福利并不敏感。高福利则低激烈，低福利则没激励。政府投入大量金钱，生育率提升却收效甚微，这就是今天发达国家的现状。
对生育福利很敏感的通常是穷人，尤其只顾眼前，不顾孩子长远发展的穷人。他们在孩子身的上投入本来就低，至于长期的教育投入，可能根本就没想过。生一个孩子有人养，生两个孩子能养家，如果生得更多，则全家生计不愁。为改善生活困境，他们用生孩子的方式来“赚钱”，就变得相当划算。
高福利社会，中产阶级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不愿生孩子。至于高生育率的人群，他们是什么人，不用多想也知道。
过去的多子女家庭，穷人多生育是在投资，父母艰苦奋斗把孩子养大，通常会重视孩子教育。而福利主义之下，生育本身就是目的，它已经变成只顾短期，不顾长眼的套利行为。这样的政策之下，一定是寄生性人群增加。他们获益于福利主义，是福利制度的天然支持者。用福利主义的方式鼓励生育，是希望这个人群越来越多吗？
这并非我的危言耸听。事实上，类似恶果已经在法国呈现。法国就是采用高福利来鼓励生育。妇女怀孕14周之前，只要拿到医院开具的怀孕证明，就可以向健康保险局和福利局申报怀孕，前者负责孕期的检查费用报销，后者则提供生育津贴和幼儿津贴。如果是二胎三胎，津贴数额就会翻倍，此后数年，国家都会源源不断给予帮助。家里有两三个孩子，每月领到的补贴相当于普通工人收入。生得越多，生活条件越好，为什么不多生呢？
这种政策之下，法国表面维持全欧洲最高的生育率水平，实际上，全社会在悄然发生着人口置换。中产阶级和创富人口的规模在萎缩，而底层穷人越来越多。法国施行宽松的移民政策，这种人口置换就显现出明显的族群色彩。
在法国，你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景像：一个阿拉伯裔或黑人裔家庭，他们携儿挈女三五人，每天无所事事，生活却正常维持。法国政府对单身母亲的福利有明显倾斜。若是没有工作，福利则更丰厚，因此单亲家庭越来越多。“靠家靠孩子不靠父母”的情形越来越多。这种政策的长期实行，其恶果显而易见。法国文明在人口问题上，面临着重大威胁。
今天的中国还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不过福利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我们需要提前认识到。鼓励生育的政策工具箱中，其实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减税。当然，大多数人口学者都提到这一点。只是他们把减税和福利补贴并排放在一起。很有可能，他们仅仅从“减轻生育负担”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没有思考过减税的本质，以及它的后果。
减税是在增进自由，促进活力。减税是对生产者的鼓励，没有剥夺寄生的性质。减税减少家庭负担，使年轻人有更多财富投入到下一代哺育之中。从任何角度说，都是好事情。
有些学者提出，对于生育一胎的家庭，应该把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提高到1万，生育二胎家庭，免征额提高到2万；如果生育三胎以上，则可以免征所得税。我赞成这个方向的改革，并且希望改革的尺度更大，减税更进一大步。
也许有人质疑：对生育家庭的定向减税，那是否意味着对不生育家庭的歧视？我的解释是：在个人所得税已是现实的情况下，任何减税建议都值得支持。所有减税都是定向的，歧视性的，这不否定减税的价值。支持减税并不意味着呼吁加税。不能因为要求“平等”，就放弃自由增进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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