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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华语教学程度设得不高，学习不多，基础不实，到了社会上之后，再去强调“华文华语，多用就可以”，恐怕只是治标而已。
日前，讲华语运动推介会错用“听说‘渎’写”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抨击者有之，嘲笑者有之，心痛者有之，坦言“多少年没碰华文了，你不说，我还真没看出是别字”者，亦有之。笔者倒是欣赏后者的坦诚和直率。
究竟因何出此纰漏，想必各种因素有之。就像许多意外空难，起因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小至一颗螺丝帽，但是，在“墨菲定律”下，偏偏就是让一根稻草压死一头骆驼——尤其如果这头骆驼看似健壮，实际羸弱多病。
“听说‘渎’写”，责任固然在主办者，折射的却是宏观的母语境况问题。母语在我国的境况，或许堪比一头外强中干的骆驼。笔者曾从事新闻公关和翻译工作多年，从业内人士口中获悉，不仅华文境况如此，马来文、淡米尔文的境况也不甚乐观。
1979年公布的《吴庆瑞报告书》提出双语教育政策，同年，政府推出“讲华语运动”，都是新加坡华人语言史上的重大事件。
《吴庆瑞报告书》提出了以英文为主，母语为辅，双语教育调整比重的政策。经此定调之后，英文成为了我国所有学生的第一语文。随着华校收生人数逐年减少，最后一所华校于1986年底关闭。从此，除了少数特选课程的学生之外，绝大部分学生都不再以第一语文的要求选读华文。
《吴庆瑞报告书》指出：“我们现在
（1959年到1978年）
的教育制度非常不合规律，绝大多数的学校是用英语和华语两种语言教导学生，而85%的学生在家里说的却是方言。”学生到学校上课花70%的时间学英语，30%的时间学华语，回到家却全部时间和家长、兄弟姐妹、朋友和邻居用方言交谈。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一书中总结说，在这种情况下，华语是没有办法学习好的，于是，必须以华语代替方言，成为华族国人的共同母语。
讲华语运动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推出的。早期讲华语运动的预期目标有两个：
一、在五年内，所有新加坡华族年轻人、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及刚离开学校的毕业生，都放弃方言，以华语为华族的共同语；
二、在十年内，在咖啡店、小贩中心、商店、戏院等公共场合推广华语。
2010年，我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9岁以下华人在家里说方言的比例下降到1.5%以下。这个年龄层出生于讲华语运动开展之后。讲华语运动成效显著。
教育部2009年公布的一项统计调查也指出同样的趋势。在1980年，大于60%的小学一年级华族学生在家主要使用方言，大于20%使用华语，使用英语的大约是10%。到了2009年，讲英语的比率升到60%，讲华语的为40%，讲方言的可以忽略不计。现在又过了近十年，相信讲英语的华族家庭比率还会增加。
相对于1979年之前，目前几乎是人人都懂华语，但是大多数人所掌握的华语水平都相对低落。尽管华文在当前各年级会考中都是成绩最佳的科目之一，我国年轻国民的华文水平一代不如一代，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华文教材的选材和编写上，可以很明显看出这四五十年来华文教育水平的普遍下滑。例如1972年林徐典主编的第一语文教科书《华文》，中国古代文学在课文中占了不小的比重，而且主要是文言文。即便是第二语文课本，如1969年李德荣主编《华文》，取材有《三国演义》《将进酒》《念奴娇·赤壁怀古》《爱莲说》等，大部分篇章是文言文，一部分是白话文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