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十周年丨在死亡觉知中重生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两块大陆板块碰撞，7万种人生轨迹戛然而止，数十万人命运改变，举国悲痛。

2018年5月9日，十年之后，新华社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推送，通过网友的留言回忆，重温了那年那天的那些故事，那些人。

今天，也有无数人发布着关于“十周年”的信息，往常互杠的社交网络在这一刻发出的声音是如此统一。天灾无情人有情，在地震带来的死亡威胁面前，生活摩擦、价值观相左以及人际关系疏离，都不再是阻隔人们相互拥抱的障碍。这是一次全国性的生命课堂——死亡来临时，我们将何去何从？

“我身边的长辈们，普通市民们，也因为这种经历产生了观念上的改变。在地震前，他们像所有传统的中国人一样，喜欢将辛勤工作得来的收入存进银行，以备不时之需或用于未来的投资。但地震后，幸存者们再也不这么想。他们在安置点里聊道：‘如果赚到了钱，但还没来得及花就因为意外突然死掉，那赚这些钱又有什么意义呢？’”

知乎网友@奈尔伽姆

这种对“死亡”来临的强烈意识，以及其随后产生的相应一系列心理活动的现象，被称为 死亡觉知(mortality salience) 。

“5·12地震”之后，人们重新审视死亡，重新认识生活，重新面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分手的情侣选择复合，有冷战的母女重新拥抱，有迷茫的青年找到未来方向。

死亡觉知为什么能够让经历过地震的人做出如此巨大的改变？天灾发生后，这些人心理和行为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死亡？从心理学角度，死亡觉知带来的行为变化可以总结概括为： 寻求亲密关系、巩固已有的文化世界观、提高自尊。

人类天生有着对死亡的焦虑。 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指出，自尊、文化世界观(cultural worldviews)和亲密关系可以让人在恐惧中获得自我保护的感觉，因此它们能够有效地缓解人们的死亡焦虑。 [1]

当死亡觉知被启动，也就是人们开始感受到死亡的临近时，人们会陷入死亡焦虑，而且对上述三者的需求会强烈增长，这种现象就是 死亡凸显效应 。

当死亡威胁发出挑战之时，寻求亲密关系、巩固价值观和提高自尊构成了三重安全防御系统，成为了我们手中面对世界、保护自己的武器。三种成分之间在功能上可以相互代偿，其中一种成分受到威胁后，会引起其它两种成分代偿性的激活，且这种激活对于不同人的表现也不同。[4]

手拉着手，生死不离丨亲密关系

很久很久以前，当人类还是小猴子时，在危机四伏的自然环境中，显得弱小而无助。这时，越是靠近那些熟悉且强壮的成年猴的小猴子，越容易获得保护并生存下来。“接近”带来了安全感，这种感觉将持续一生，并表现在如依附、性行为、繁衍等等的亲密关系上。亲密关系成为了战胜不安全感、死亡感的最有力武器。 寻求亲密关系是死亡觉知启动后大多数人最优先选择的途径。

死亡觉知会提高人们对亲密感的需要。在对这种需要的强烈动机下，情侣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紧密。这时，即使伴侣发出一些令我们出现短暂不快的指责，我们也会努力维持亲密关系[6]。就像有网友说的：“地震的时候，我正在去离婚的路上，结果没离成。”在地震面前，生活的摩擦远比不上心底的挂念。生相依，死相随，爱人的陪伴像是冷酷的天灾下最温暖的火。在地震面前，恋人之间的纽带将会更加亲密且坚固。

父母对孩子的关爱也会削弱死亡凸显效应[2]。前文的截图中，一个孩子在看到爸爸之后大哭十分钟，父亲的及时出现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这个孩子对死亡的恐惧。父母把我们带来了这个世界，最早为我们构建这个世界，在一切分崩离析之时，父母的爱像是在说“别怕，我在，这个世界就在”。如果父母能给孩子提供及时的爱的支持，提供一个躲避的港湾，孩子就会较少会受到死亡凸显效应的影响。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死亡凸显效应往往只出现在死亡启动的几分钟之后。也就是说，人们在“对死亡威胁做出本能反应”到“真正意识到死亡威胁”之间，有一个自我防御的封闭过程。这或许能解释一个现象：汶川地震中，很多人立刻逃到了安全地带，却又返回救人。在死亡威胁来临的瞬间，人们往往只能做出本能反应，但是3-5分钟后，死亡凸显效应开始启动，许多人产生了对亲密关系的强烈需求，对于其中一部分人来说，他们的表现就是——返回去救自己的亲人、恋人。

我的手筑成你回家的路基丨文化世界观

文化环境是我们得以定位自己的基础，失去了文化的汲养，我们就像是四海为家的浮萍，陷入“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做什么”的虚无之中。文化世界观提供了一个宏观的大环境，在这个环境内，我们将自己视为这个有意义世界中有价值的一员，直到平静地走到生命终点，这种对自己意义价值的感知带给我们自我存在价值的安全感。研究发现 ，死亡觉知启动之后，人们会倾向于通过更加激烈的语言、更加负面的态度来攻击那些可能给自己价值观带来威胁的人，并对与自己文化价值观相同的人给出更积极的反馈。

当面对地震的死亡威胁时，不同的民族会更加拥护自己内部的文化，对尊重自己文化的人给予积极反馈[7]，对威胁自己内文化的信息更加敏感，甚至会主动攻击发出这些信息的人[5]。比如“5·12地震”之后，大家都在社交平台上为汶川祈福——“今夜我们都是汶川人”；再比如，抱怨地震默哀阻碍了自己玩游戏的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抨击。

在死亡觉知下，人们会更固执于原先所处的文化，更加团结，更加反对其他文化。不难发现，汶川地震时期，中国人凝聚力明显增强，全国上下同心协力支援灾区，同时对国外的行为也会更加敏感。这是我们试图保护自己的国家的强烈意愿。

生命是命题丨提高自尊

生命短暂，灾祸难挡，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会在哪一刻突然离开。在地震之后，有人积极寻求与他人交流，有人更加固执，有人则重新思考以提高自尊。死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当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话题、不得不给自己一个答案的时候，便是在寻求自我意义，自尊自爱[3]。

当地震带走了最爱之人的生命之后，是躲避还是面对？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的人沉浸在往事之中，固守灾难来临前的价值观，对新的事物高度防御。而有的人则选择成为爱人生命的延续，更加精彩地活下去。自我封闭固然不难，背负回忆前行才更需要勇气。

提高自尊往往不是最先执行的，但却是获得自我提升必不可少的。 固然寻求亲密关系和维持世界文化观可以帮助我们渡过最初的痛苦，但失去的永远失去了，悲伤的记忆也无法被抹除。若想战胜那段阴暗的日子，唯有战胜自己。不恐惧过去，不担忧未来，真真切切地热爱自己的存在。

十年前，映秀镇的虞锦华在地震中被房梁砸中了双腿，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十年后，她的亲朋好友评价她：“她活成了一个顶快乐的人！”，她说：“如果没办法创造物质价值，那就创造精神价值”，她甚至还能笑着调侃医生：“你当时骗我，说以后装假肢就和正常人一样！”汶川地震带走了许多幸存者的健康和笑容，也令很多人为自己不再正常的人生而自卑，如何正确面对未来的自己成为了最大的挑战。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终究在一些方面有所获得。身体达不到的高度，心灵达到了，这就是自尊提升的一种表现。

在死亡威胁下，每个幸存者都获得了一次新生，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那么一些小小的改变。这就是死亡觉知带来的力量，这种力量推动着我们做出改变。但如何改变，改变成为什么，却只能由自己决定。固然每种改变都可以帮我们逃离死亡的焦虑，但真正有助于我们的成长的，绝不是固步自封。地震之难，并不在于熬过最痛苦的几个月，而是如何将伤痛看做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不是遗忘，不是沉浸，而是正视它、拥抱它、不受困于它，是在午夜回想时带着微微的哀伤，却依然能爱着第二天火红的日出。汶川地震过去多年后，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从灾区顽强坚持下来的生命，以最生机勃勃和绚烂多姿的状态，在世界各地绽放出“生”之花。

爱着花朵盛开时瞬间的美丽，也爱着悲痛降临时内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