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一直有着编写中国通史的心愿。1922年他曾在胡适的介绍下为商务印书馆编写初中本国史教科书。“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顾颉刚更关注史学的致用功能。1934年他创办禹贡学会，其学术研究的重心从古史辨伪转至历史地理、边疆民族史等与现实联系更为密切的研究领域。他清楚地意识到，要唤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编纂中国通史是一种有效手段，如他所言：“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
顾颉刚编纂中国通史的构想与北平研究院的研究思路有契合之处。北平研究院创始之初即制定了“科学研究”和“科学应用”两大目标，后因现实需要，他们将学术研究的宗旨调整至更倾向于实际应用方面：“现在北平研究院的工作，一方面是纯粹科学的研究；一方面注意实际的应用。因为近来国家及社会的需要，院内对于实际应用问题，渐渐的更注重了。”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走上“实际的应用”最直接的途径即是联系现实，而当时最大的现实就是日本对华侵略所形成的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就史学研究会而言，编纂中国通史应是北平研究院顺应时势而追求“实际应用”的一项具体措施。1936年，顾颉刚代表副院长李书华撰写《拟由本会设立中国通史编纂处案》，阐述了撰写中国通史的缘由及详细计划，这是符合北平研究院的学术研究目标的。该议案提到，“现在学校所课，自小学至大学并为（无——笔者）古今通史”，“办学至今三十余年，迄无一可观之中国通史出版”，然而随着国势紧张，“以史事知识普及于民众，藉先民保存种族之伟绩与其创造文化之光荣唤起其爱国家爱民族之热忱”，“中国通史之需要乃益亟”。说明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明确意识到编纂中国通史对于阐发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唤起民众的爱国情绪的积极作用。从该议案中还可以看到，史学研究会早有编纂中国通史的计划：“本会盱衡时势，早已有见于此，故频年征求小学中学历史教科书稿，期收十年教训之功。”其编纂中国通史的意图，恰好与顾颉刚编纂中国通史的愿望不谋而合，这应是北平研究院聘请顾颉刚担任历史组主任以及顾颉刚欣然接受聘请以便施展抱负的缘由之一。无论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还是顾颉刚本人，将编纂中国通史作为核心研究内容之一，都彰显出异于当时的史学研究趋向的特点，顾颉刚说：“查今日研究历史之机关团体固已不少，特群趋于窄而深之研究，其所得结果各自独立，未闻有从事于融会贯通之工作，期以增进人民之常识者，此就学术意义言诚有其不废之价值，而自教育意义言则固与民众漠不相关者也。”就此而言，史学研究会牵头编纂中国通史之举，亦有扭转当时史学研究过分追求专精考证却脱离现实之风气的意图，其最终目标就是发挥历史学的致用功能，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强化中华民族精神。
事实上，编纂中国通史并非易事，“此事非蜃气楼台，不可弹指而现”。中国通史体量庞大，内容繁多，如何处理观点、体例、材料等各方面问题都难度甚大。仅就材料而言，需要搜集整理的材料散落各处，仅靠个人努力难以完成，需集合各个研究领域的各地学者通力合作，并且“必有若干人负此专责，毕力赴之，始有成就之望”。顾颉刚认为，编纂中国通史可集合南北方学者共同努力。南方人士“努力于民族复兴运动”，但“仅说空话则不能号召，信口而谈则流于谬妄”，而北方“北平保存古书古物最多，研究古文化者又最多，宜可当此重任”。顾颉刚寄希望于北平研究院能发挥南北方“沟通之工作”。顾颉刚出任历史组主任后，撰写了史学研究会历史组的编辑及出版计划，更加明确了编纂中国通史这一新方向的具体步骤，“本会已将萧一山君所编之太平天国诏谕等付刊，不日出版。兹拟将史料范围加以扩充，于习见之材料则校订之，于稀见之材料则表章之，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地理等类，陆续出版，俾为将来编纂中国通史立一骨干”。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大致编写思路是先搜集材料、考订材料，再作系统的整理，然后按照材料性质分为种族史、疆域史、交通史、外交史、政治史等十五类。在此基础上，根据已分类整理好的史料，“在不违背历史真实之下加以文学的描写，佐以有趣味之图画，成为通史，务使有小学程度者即能阅览，成为全国国民之共同读物”。这与1935年顾颉刚致李书华信函中提到的构想完全相符：“在研究专家之后，更聘若干创作家，选使历史中重要部分，作不背事实之描写，使全国民众皆明瞭先民之成绩而生爱国之心。”在南方民族复兴运动高涨的情势下，由北方人士对古文化作精深研究，在此基础上再对其作通俗化撰述，然后普及于民众，唤起全国民众的爱国之心。史学通俗化也是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工作中的重要部分。他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发行通俗读物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利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平台，实现史学专业化的基础上，进而将专业的研究成果编成通俗读物，以供民众阅读，促使民众了解历史知识，从而提高民众爱国主义热情。史学研究会拟定在六年内编完专史、十年内完成整部中国通史的编纂工作。
史学研究会为了编纂中国通史，在前期研究中作了各方面的努力，不仅特别重视民族史、边疆史、社会史、中外交通史、经济史等专史领域的资料搜集、整理与专题研究，还吸纳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从事这项工作。
顾颉刚出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之前就已意识到，要“使对于现代时势稍尽其挽救之力，则不得不超出于北平学术界之范围而别求发展”。顾颉刚计划推进边疆史、民族史的调查和研究：“窃意研究民族史，调查民族状况，以供政府施政之采择，实为吾侪应有之责。边疆民族如蒙、回、藏；内地民族如苗、猺、黎、獞、猓罗，均应训练调查人才，分途考察。察绥两省蒙古民族调查最便，应先进行。”研究民族史、边疆史的目的即是为政府施政方针提供可资参考的材料，而研究范围主要是蒙、藏、回等民族的历史。
顾颉刚希望系统挖掘正史、杂史、地理等书籍中有关民族史的材料，再附上索引和地图表解，为民族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史学研究会首先计划整理历代正史中的四裔传，拟聘请冯家昇、鲍汴、王育伊整理满蒙民族的资料，徐旭生、王日蔚整理新疆地区民族的资料，邝平樟整理西藏民族的材料，闻宥整理苗猺方面的材料，马培棠整理东夷方面的材料。又因“边疆问题为昔人所不注意，故材料恒苦难觅”。在边疆史研究方面，则任命有藏史研究家学的吴丰培以及顾廷龙担任边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冯家昇毕业于燕京大学，曾受陈垣启发致力于辽金史的研究，后又与顾颉刚一起主编《禹贡》。1935年冯家昇被史学研究会聘为名誉编辑后，分别从分类、校勘、标点、编写年表等方面着手整理民族史中有关四裔传的资料，分类汇集同一民族的史事，为编写民族通史做资料准备，并计划在此基础上编写四裔年表。至1936年，他已完成大部分的整理工作。冯家昇整理民族史资料的成绩受到顾颉刚高度评价：“冯先生由研究辽金史进而研究全史《四裔传》，所定计划如此切实，其工作又如此勇猛，将来‘亚洲民族史’必有成于君手之一日”。通过整理资料，冯家昇还发表了《匈奴民族及其文化》《慕容氏建国始末》《大月氏民族及其研究之结论》《蠕蠕国号考》等一系列有关北方民族史研究方面的文章。研究范围从辽金史扩展至全体民族史，说明这项资料整理工作大大拓展了冯家昇的研究视野，为其此后的学术研究积累了资料、奠定了基础。
由于近代以来英国开始窥伺西藏，以致西藏危机日益显露，但是国人对西藏的记载仅限于正史官书中的简单史料，对西藏的认识十分模糊，知之甚少，这严重影响了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谈判和交涉事宜，搜集和研究西藏史料非常迫切。吴寄荃已研究西北史数十年，并抄录了数千万字的蒙藏档案，其子吴丰培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师从朱希祖、孟森致力于明史研究，毕业后被顾颉刚聘请为史学研究会的编辑。顾颉刚嘱托吴丰培放弃明史研究，继承乃父的学术方向，继续从事蒙藏档案整理与研究，吴丰培听从顾颉刚的建议，在史学研究会从事西藏史研究。顾颉刚委派吴丰培编辑《倭寇史》《边疆史》和《边疆史料丛书》，并从事藏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吴丰培在其父已藏档案的基础上，很快整理出《清代西藏史料丛刊》第一集，并于1937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该史料集包含由吴丰培编辑、其父吴寄荃所藏之“印藏往来照会”和“班禅赴印纪录”两书，书中共有69通照会，45件“赴印纪略”，“洵为筹边之巨量珍秘史料”。这些资料显示“英之谋亦久矣，自乾隆朝遣使来华入觐，厥机已兆”，反映了英国侵略、分裂西藏的险恶用心。顾颉刚就此指出英国“于勘界则不恤狡展，于略地则不恤诡谋，二者既互为因果”的特征，认为“总其经过，固留意边疆讲求藏史之君子所不可偏忽者也”，故将两书合刊发行。顾颉刚对班禅“愿舍此身以救急难”的毅然气概予以赞扬，并希望在此国难紧迫时，国人“有能闻是言而奋然兴起，污手足、焦毛发，若是其大声疾呼，以求我华夏之磐石乂安，金瓯无缺者乎”。他已认识到英国侵略西藏的险恶野心，既希望搜集史料为藏史研究学者提供有价值的材料，又希望借班禅舍身爱国的事迹唤醒民众之心。孟森亦赞扬吴寄荃收集藏史研究材料的举动为“当举世不为之日，独勤远略，同人莫和之，当局莫赞之”，还鼓励国人仿效吴寄荃整理边疆图籍，了解边疆史事，“无事时为昌明学术，有事时为指导边政”，指出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中争衡以及在与西方角逐中取胜。吴丰培还编纂有《清季筹藏奏牍》一书，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录了丁宝桢、文硕、刘秉璋、升泰、鹿传霖、安成、裕钢、有泰、张荫棠等9人的奏牍，其中含有前人从未加以汇编的文硕、有泰的稿件，共约50万字。这些奏牍和文件是驻藏大臣及其随行官吏向朝廷奏报藏事的记录，涉及边疆琐事、个人经办事件及边政措施等内容，皆为正史所不曾关注，但保存了原始资料，对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从出版至今，“凡研究近代藏史者，无不引用”，成为中国近代藏史研究的必备参考书目。
至于中外交通史料的搜集，是鉴于国际交通为“民族史及文化史之大关键，非于此有所了解则对本国史中所起之变化即无法加以说明”。顾颉刚最初拟聘请中外交通史领域的知名学者张星烺、张维华、陈懋恒、王辑五、刘厚滋等人负责此项史料的搜集。顾颉刚认为经济组织为“政治社会之基础，历史事实之核心”，但“近人注意于此者甚多，惟苦于材料之不凑手”，故计划编辑中国经济史资料，以“予国人以便利”，他计划从整理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开始。此项工作由连士升、杨效曾、陶希圣等人负责。史学研究会虽有具体的研究计划和人员安排，但这两项工作并未完全开展，仅有王辑五等人发表少量研究成果。
顾颉刚在中国通史编纂中注重民族意识和民族史的书写，是其一直以来通史编纂理念的延续和发展，同时也是其之后通史编纂的积淀和基础。北平研究院通史撰述中重视边疆民族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在于其赞同顾颉刚收集民族史材料、分析民族史内容，说明中华民族的一体化，从而熔铸民族精神。史学研究会编纂中国通史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有着诸多主客观原因。1935年，北平研究院正式将编写中国通史纳入计划并开始有序实施，至1937年抗战爆发编写计划被迫结束，两年的时间对于中国通史的编纂而言显然远远不够。而且，史学研究会经费稀缺，难以维系编写通史所需的人力和物力，以至于虽拟定了人员聘请计划，但最后却难以全面实施，仅在少数领域有所展开。史学研究所内迁至昆明后，还聘请了白寿彝、张维华等人继续工作，但最后也因经费短缺、研究人员离开而中断此项工作。历史组主任顾颉刚身兼数职，不仅主持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还出任燕京大学的教学工作，很难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史学研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史学研究会全力编纂中国通史有一定影响。
尽管如此，史学研究会开辟的中国通史的研究方向并具体实施了通史编纂计划，且已完成了数量可观的前期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特别是民族史、边疆史、中外交通史的史料整理，都将近代以来新型中国通史的编纂及相关民族史、边疆史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顾颉刚作为史学研究会中国通史编纂的核心策划者、主持者、实施者，将其通史理念贯彻其中，助力史学研究会的通史编纂从缘起到实施，对通史编纂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不仅表现出顾颉刚本人治学理念有所变化，也反映了史学研究会学术研究中的经世致用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