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位于鸟类迁徙的路途上，鸟类资源非常丰富，鸟在北京人的生活中也有着特殊的位置。本文所写的，就是北京雨燕和一群鸟类研究者和救护者的故事。
北京的雨燕飞走了
文 | 黄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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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7日早晨，有人把一只雨燕幼鸟送到位于顺义的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它缩成不起眼的暗暗一小团，夹紧两肩，向后延伸的狭长翅膀上列着镶白边的灰黑飞羽，尚未长够尺寸，上秤只有18.7克，不足一握。饲养员陈月龙给它做了体检，并无伤病，就是弱小。
它还不能飞，如果不是意外落巢，应该正嗷嗷待哺。他猜想，这家伙也许是倒霉，一窝三只的容量，孵了五只，偏它被挤出来了。如果真是这么个情况，它的落巢就是个正常的自然选择结果——那，也得救。
陈月龙是网上小有名气的“野生青年陈老湿”，他开设自媒体平台，分享些工作心得和野生动物的知识。他28岁，有点内向，说话闷不声响地藏着梗，透着蔫蔫儿的聪明劲儿。他个头小，剃圆寸的脑袋很圆，留着细细一小绺长发，在侧后扎了个结。看着就像个能跟动物交心的人。
野生动物保护是个概念宏大的事业，野生动物救护嘛，就很小，类似于乐于助人，帮扶弱者，一视同仁地照顾每个个体。一视同仁的意思是，无论是不是某级保护动物，无论是不是像大部分人印象中高大威猛的“野生”动物，都一样地去疼爱和帮助。
陈月龙一直认为，喜欢小动物的人，是真正喜欢动物的人。除了被他捧红的一只狗獾和一只豹猫，他救护过大量刺猬、麻雀这样的小动物，它们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常见但不起眼。雨燕就是这样的普通小动物，在北京常见，夏季的清早黄昏，雨燕们从老楼檐下飞出，尖啸着滑入天空，老北京一般都熟悉。
7月22日，又一位好心市民送来一只落巢雨燕。
陈月龙把两只雨燕一起安置在蝙蝠的救护箱里。一个封闭的木头箱子，一面挖了一小方空洞，安上密网以供透气。黑暗封闭的环境能让鸟镇定。根据雨燕善于攀援的习性，他在木箱一侧内壁挂上毛巾。在救护箱里，两只雨燕用爪子抓在毛巾上，自然地扒附在箱壁。
陈月龙（左二）协助做雨燕生物采样。摄影：楚建梅。
喂雨燕是门手艺。雨燕吃得多，一日多餐，既不主动张嘴乞食，也不自己进食，需要人工频繁填喂。喂的时候，先准备好食物和镊子，左手持握雨燕，手在嘴边轻轻一卡，嘴就错开一些，它不安生，不停地动，持镊子夹好食物的右手就得瞅准时机，像母燕喂食那样，快速准确地把食物放到它口中的准确位置。喂水则用注射器，悬出一滴水，触到雨燕喙尖，它就咧出条缝喝进去。
陈月龙隔一小时喂一次，一天喂八到九次。
他给它们吃面包虫、蟋蟀幼虫和蟑螂，经过处理——面包虫去头露出软体较为适口，蟋蟀幼虫需要去头去足，处理好的食物每天交替蘸上钙粉和电解质以补充营养。还得时刻观察，灵活调整。每顿饭前，陈月龙给雨燕称体重，记录下来，根据体重变化、粪便情况以及雨燕的状态反应调整伙食，需要增重就增加面包虫这样高蛋白的食物，需要补充粗纤维、几丁质就增加昆虫外壳的比重。
几乎没有别人能像他这样熟练、精心地照看两只雨燕。尝试换人操作时，雨燕吐出了食物，甚至由于操作时间过长出现应激反应。陈月龙没办法，用纸箱制作了运输盒，每周仅有的一个休息日，就拎着雨燕和全套工具器材回家，继续一小时一喂。
陈月龙的救护目标是，让两只小雨燕快快长大，尽量赶在今年雨燕的迁徙启程之前达到放飞条件。7月末，大部分雨燕已经上路了。
2
北京雨燕是候鸟，夏天来京繁殖，不等秋至便启程离开，跨洲越洋地飞往温暖之地越冬。
夏天，雨燕常常聚集在高大的老城门楼子檐下筑巢繁殖，老百姓喊它们“楼燕”。雨燕擅长飞行，不会平地蹬踏，腿短而弱，四趾全部冲前，爪子钩曲有力，能攀在高处壁上。屋檐下椽子、梁和斗拱之间形成许多孔洞，雨燕就在那儿筑巢。筑巢的材料是干草、羽毛、纸屑、棉絮、叶子，以唾液黏合。也有人在雨燕巢里发现公交车票。这些轻小零碎飘在空中，便被雨燕衔了去。觅食也是这个动作，雨燕不会在陆地啄食，它嘴短，喙呈短三角形，口裂宽大，飞行时张成个抄子，空中的小蝇小虫都被兜进去。
这几十年间，北京雨燕大量减少了。2000年夏天，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高武重复1965年著名鸟类学家郑光美的办法，沿着故宫外围筒子河骑车慢行一圈，计得的雨燕从将近400只下降到了80只。数量下降的主因是栖息地消失，50年代旧城改造和地铁建设以来，西安门、地安门、崇文门等老建筑相继拆除。到80年代，仅剩的古建筑又被保护起来，加装防护网以防鸟类粪便污染，雨燕更没地方呆了。
雨燕的巢。摄影：肖虹。
高武老师在放飞。摄影：张为民。
高武是首师大动物学副教授，已经退休16年，依然挺拔利落，说话响亮。高武退休后并不得闲，有时带一带自然类的大学生社团，有时给相关组织机构上野生动物保护课。有时，林业公安请他帮忙做保护动物损害鉴定，也就是破案，从现场脚印、齿痕判断农民的鸡是不是豹猫吃的，羊到底是狼咬的还是狗咬的。更多时候，他作为自然环保组织顾问，带领爱好者们观鸟。
90年代中后期，北京观鸟活动刚刚起步。老观鸟人回忆起第一次观鸟的场景，对高武印象深刻。他那时六十上下，体力充沛，步履轻快。他背着军挎包，带齐了望远镜和生物图鉴。其他人都是外行，新鲜地四下张望，茫茫然不知该问什么好。高武沿路自然而然地介绍，“这就咱们说的乌头，”他指一小串花，停了脚步，“它的根不处理有剧毒，经过处理有药用，能去风湿。”他好像什么都认得，走一阵又指着地上一团白球，“马勃，孢子能止血”，再走两步，“喏，来一大的。”往上爬，一行人从阔叶林、针叶林走到了海拔两千多米的灌丛和高原草甸。他们看到沙棘，高武指着丛里的昆虫问，“蝗虫，认得了吧？”大家纷纷点头——害虫，都知道。他却接着说：“有蝗虫说明什么？说明鸟快来了，鸟吃虫。”
雨燕是种群数量比较大的物种，在生态金字塔较底层。但是这样的物种，一旦数量急剧减少，会牵动各方面的变化。“举个例子。趋黄光的蚜虫，北京人叫‘腻虫’。春天腻虫多，穿着黄衣服在马路上走能沾你一身。蚜虫特点就是孤雌繁殖，不需要雄性，繁殖能力特别强。根据统计，一只雌蚜一年繁殖的面积就能把地球盖满。雨燕就是控制蚜虫的鸟之一。曾经有研究人员逮到一只雨燕，掰开嘴一数，存着二百六七十只小虫子。”
1997年，高武打算带学生们学习环志，也就是捕捉野生鸟类，套上脚环，再放归野外，进行长期的观察、重捕和信息采集。考虑到北京雨燕具有北京的代表性，而且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做过北京的雨燕环志，北京雨燕的迁徙路径也一直没有定论，他决定带着学生和自然之友的志愿者做雨燕环志。
天安门、鼓楼、前门楼子，那是不可能放人去做环志的；慈寿寺塔雨燕多，但距离地面好几十米，没法捕捉。高武再三考虑，最合适的环志地点是颐和园的廓如亭。
廓如亭有内外42根柱子，外圈25根，高4米上下，完全能实现支网捕捉。高武与颐和园管理处联系，申请在廓如亭做雨燕环志，很快得到同意。于是，每年五月的一天（此时雨燕的数量稳定且较多），环志学生和志愿者们就聚集在廓如亭支网环志。每捉到一只雨燕，就套上脚环。只要在雨燕的飞行路线或越冬地捕到上了环的鸟，就能对雨燕的迁徙行为有突破性认知。
持续了四年，每年上环雨燕七八十只。除了重捕到上过环的鸟儿，没有任何实质收获，没有任何异地回收的信息。“雨燕环志研究出结果特别难，这种鸟飞行能力特别强，据说，迁徙过程中几乎不落地，要被逮着太难太难了。”2001年，高武退休，没有学生了，他也就把环志项目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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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志是研究鸟类迁徙路线的经典方法，由一个丹麦生物学老师马尔顿逊在1899年发明。至今，全世界每年都有上百万只野生鸟被上环标记。值得注意的是，鸟的迁徙并无国界，因此需要国际合作，环志鸟的捕捉、回收、观察等信息，是全球各国环志科学家都能共享的。
中国正式的环志工作开始很晚。1981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候鸟保护协议》，所覆盖的候鸟种类共计226种。中方决定组建主管环志的机构，共同对中日的相关候鸟进行观测研究。于是，全国鸟类环志中心在1982年10月建立，中国鸟类环志开始做战略部署，环志的工具、表格、技术标准，从此有了统一规范。
环志中心建立后，发出公告希望各林业部门、大学、科研机构申报建立环志站、点。北师大生科院动物学教师赵欣如酷爱鸟类，看到这则公告产生了极大兴趣。他立刻申请在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的野外实习基地——东灵山脚下的小龙门林场设立环志点。1983年，申请成功。他从第二年开始，每年带学生到林场做环志。
环志是一项有技术要求的工作，赵欣如动手能力强，又有扎实的动物学知识基础，很快成为专家。
赵欣如一直坚信，自然保护的发展离不开民间力量的参与。90年代初，他就希望能发展民间观鸟活动，但一直未能实现。过了几年，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出现，观鸟活动也随之兴起。1996年，北京有两个民间机构开始组织观鸟活动，自然之友观鸟组由高武带队，绿家园则请来赵欣如作指导。1997年起，赵欣如创办了以鸟类知识科普和观鸟方法为主题的“周三课堂”，每周邀请鸟类学家、生物学家向爱好者们分享知识和信息。直到今天，“周三课堂”已经坚持了20年。
赵欣如老师在放飞。摄影：楚建梅。
环志组为首次捕获的雨燕做环志。摄影：肖虹。
2000年始，赵欣如带着修读他选修课的各校大学生们和绿家园观鸟组的志愿者到北戴河进行环志，作为实地培训。开展环志培训多达25期。后来，多家观鸟者成立了北京观鸟会（现“中国观鸟会”），每年到北戴河做环志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培养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环志者。
于方便是其中之一。于方一家都做环志，被称为“环志之家”。
49岁的于方做咖啡生意，是北京很早进入咖啡行业的“老人”。他1999年开始观鸟，比做咖啡更早。
于方第一次观鸟，是作为摄影爱好者，被朋友拉去参加《中国国家地理》的会员活动。高武老师带队，走了一趟小五台山，于方觉得大长见识。不久，于方开车，一家三口到北京郊区的野鸭湖，再次参加高武带队的观鸟活动。那是真正的荒郊野外，开阔荒凉，刮冷冽的风，湖面上有成群野鸭，草是枯黄的，芦苇望不到边，远处山上有薄薄积雪。第二年，于方一家又参加了自然之友组织的内蒙达里诺尔观鸟。成批的雁鸭从头顶低飞而过，扑扇的翅膀与空气摩擦发出巨大声响，像抖展绸缎。
自然带给于方带来很多震撼和感触，有机会做环志这样一个有实际贡献的志愿工作让他觉得很幸运，赵老师组织的北戴河环志，他们一家一年年地坚持了下来。先是观摩听讲解和拍照，再上手实操，两三年下来便十分熟练了，后来，北戴河项目就由他们家带队进行。
在北戴河，于方常常碰到外国环志者。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荷兰人，是医学院退休教师。他随身的包里装着一台相机，一台望远镜，一把尺子和一个笔记本。他背着这个包，满世界环志。
于方的女儿于肖末21岁了，第一次参与环志时才7岁。“小孩儿嘛，头几年都没让上手”，她一直负责记录数据。长大以后，她都记烦了，还是没能转行。记录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环志过程中不断有人报来一组6个的数据，新手容易出现差错，而这个有几年环志记录经验的小姑娘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哪只鸟的翅长不对，或是重量离谱了。这岗位离不开她了。
于方（右）为环志的雨燕拍照。摄影：肖虹。
于肖末在检查记录数据。摄影：肖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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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在北京太常见，但北京雨燕有特殊光环——它是在北京首次被发现、并定为物种的模式种（编者注：生物分类学的名词，是用来代表一个属或属以下分类群的物种，一般用于动物分类学。）。1870年，英国鸟类学家斯温侯在北京采集到这种鸟的标本，将其命名为“北京雨燕”。占了命名的光，北京雨燕不止一次被选作吉祥物。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设计者韩美林受北京传统沙燕风筝的启发，画了绿色福娃妮妮。沙燕的原型本是“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平房梁上筑巢的家燕。家燕和雨燕长得像，其实亲缘关系很远。但上上下下宣传时楞是要用带“北京”的雨燕，妮妮就成了北京雨燕。
北京奥运会前夕，由清华大学设计的雨燕塔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区立了起来，塔高20米，横切面2平米，密密麻麻地排列2240个巢穴。在设计阶段，高武和团队详细测量过雨燕巢，他向设计团队提供了数据和建议，似乎并没有被采用。最后建成的巢穴，无论是外形还是规格，都与高武设想相去甚远。几年过去，雨燕没有入住，“塔里全是麻雀。”高武说。
趁着奥运带起的热度，北京观鸟会（现“中国观鸟会”，简称鸟会）在2007年开启了“北京燕及雨燕调查与保护”项目。鸟会会长付建平注意到，燕和雨燕数量锐减的势头逐渐止住了，鸟儿在经历了栖息地剧变的打击后，开始努力适应城市环境——一些立交桥桥洞、仿古建筑的角楼上，出现了雨燕繁殖筑巢的身影。
付建平已经退休7年了，全身心投入鸟会工作，忙得不得了。1997年，她开始接触观鸟活动，那时她是一家科学杂志编辑，心想观鸟的肯定有许多生物专业人士，她想结识一下，以后方便约稿。她第一次参加观鸟活动，在望远镜里，她看到崖壁上的苍鹭昂首而立，胸前脖颈上两串斑点，两根辫羽在微风中飘动。“美极了，”她在心中感叹。从此以后，稿子不重要了，看鸟才是头等大事。
2008年8月调查期间，付建平带着电视台记者在一户人家门口拍摄一对正在筑巢的家燕，被户主一通臭骂：“拍什么拍！再吓它们今年就孵不出来，来不及走了，它们还要过两次海呢！”她很惊讶，问户主怎么知道家燕迁徙要过海，户主说：“听老辈说的呗。”她头一次直观感受到北京传统里的燕情结，很受触动。
家燕研究开展得早，迁徙路径分布图显示，家燕离开北京后，事实上要过三次海峡，最终抵达温暖的东南亚。但是，北京雨燕冬天去了哪儿，长久以来一直没有确切答案。有人猜测雨燕去了非洲，但无法确证。
也是在2007年，鸟会决定在颐和园廓如亭重启雨燕环志项目。
廓如亭号称“中国最大的亭子”，占地140多平方米，位于颐和园东堤十七孔桥桥头。廓如亭有八角重檐，平面呈八方形，因此又被叫做“八方亭”。廓如亭有两层厚重屋顶，屋檐下装饰彩画，亭子看上去沉稳雄浑又不失华丽。夏天，屋顶扣住的繁复木结构里，藏着许多雨燕巢，雨燕出巢便飞往开阔的昆明湖面。
赵欣如主持这一项目。他和志愿者量了廓如亭每个廊洞的长高规格，剪开手头的一些鸟网，改成适合在八方亭使用的新网，把所有廊洞完整包裹，以提高捕获率。他说，每年捕获带环雨燕的几率不低，看起来，雨燕有稳定的巢区和"归家"本能。有一年，志愿者捕获了12年前高武老师环志的鸟，这说明，雨燕的自然寿命至少能达到13岁。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关于迁徙路线的新进展。鸟会的志愿者们仍然在坚持这个项目，他们希望有一天能突破对雨燕的认识。
廓如亭内屋顶。摄影：肖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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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4岁时追逐花园里的鸟儿算起，英国人Terry已经观鸟40多年了。在英国，观鸟很普及，6500万人口里就有1100万人观鸟。鸟种竞赛格外热烈，一部分观鸟人为了记录排名，特别争强好胜。如果传出有罕见鸟类飞到了苏格兰，会有英格兰的观鸟人立刻离开工作岗位，驱车十小时赶赴现场，也有人在婚礼上抛下新娘追鸟去，Terry笑起来，“他们太疯了。”
很多人也觉得Terry疯了，他竟然为了北京的鸟，甘愿忍受越来越严重的雾霾。
2010年，他来到中国，从事应对气候变化的环保工作，业余时间则全部花在观鸟和鸟类保护工作上。在他租住的房子里，书桌正对着一扇大窗户，桌面上常年摆着一台望远镜，以便及时抓起来观察窗外一闪而过的飞鸟。一年多后，他所供职的NGO因为没钱垮了。他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决定在北京留下——“北京是世界上鸟种数最多的首都。”他的电脑里有一份观鸟记录表格，列着所有在北京出现过的鸟类名称，英文、拉丁文学名、中文和拼音各一栏，凡是看到过的，就打上星标。截止目前，他已经在北京见过397种鸟，这个数字让很多人大吃一惊，没想到北京有这么多鸟，“北京的鸟种类多当然不是因为环境好，而是地理位置好，正好在鸟类迁徙的路径上。”
他说，“中国幅员太辽阔了，地理条件丰富，简直什么样的地貌都有，生态也很多元。中国人非常友善，观鸟和自然环保组织都发展迅速。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有好多有待发现和探索的事。比如，北京雨燕的迁徙。”
来到中国后，Terry开设了网站Birding Beijing，分享记录的北京鸟类信息。北京观鸟会的成员发现他的网站后，开始邀请他来周三课堂讲座，并和鸟会鸟友一起外出观鸟。Terry也加入了中国的观鸟会。
Terry在放飞。摄影：张为民。
2013年，他在英国参加会议，一个研究雨燕的专家朋友找到他，聊起北京雨燕，专家问，“有没有可能给北京雨燕装一批追踪器呢？”在欧洲，研究人员用光敏定位器追踪雨燕行踪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他很想在北京雨燕身上也试一试，如果能对比两个亚种（某个种的表型上相似种群的集群）的异同，会非常有意思。
中国观鸟会的雨燕环志项目已经证明廓如亭雨燕的高回巢率，这无疑为佩戴定位器提供了绝佳的条件。通过Terry牵线搭桥，双方很快敲定合作。
2014年5月，两位英国雨燕专家带着31个光敏定位器飞抵中国北京。一个清晨，志愿者们分为7个工作组：捕捉组负责布网和从网上摘鸟；管理组负责分配鸟到各组进行操作；测量组测量雨燕体重、体长等数据；再由记录组记录；佩戴组为雨燕佩戴定位器；环志组专门上环；羽毛摄影组为每只佩戴定位器的雨燕拍摄飞羽和尾羽。一切进行得井井有条，两个小时内，所有工作完成。一共有31只雨燕戴上定位器，飞走了。
第二年5月，职能组多了两个——下载组和血样、寄生虫采集组。第一只佩戴跟踪器的雨燕被摘下来，下载组用笔记本电脑立刻读取了跟踪器数据。大家都围了上来。
这只雨燕在2014年7月23日飞离颐和园，飞越了天山和红海，在10月27日抵达越冬地：南非纳米比亚。北京雨燕真的飞到了非洲。
这一次的环志共回收31个定位器中的13个，志愿者们又重新为25只雨燕佩戴定位仪。
统计结果显示，13只雨燕于2014年7月22日前后经内蒙古方向往西北迁飞，从天山北部到达中亚地区，然后向南穿过阿拉伯半岛，于11月上旬到达非洲南部越冬，主要集中在南非、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三国，核心区域为三国交界处的喀拉哈里跨境国家公园及周边。2015年2月至4月，它们沿相似路线，返回北京颐和园。北京雨燕全年迁徙距离约为3.8万公里。远程迁徙能力惊人。
为雨燕佩戴带追踪器。摄影：楚建梅。
戴了追踪器的雨燕。摄影：张为民。
6
又是一年夏天。2016年5月21日凌晨2点半，颐和园一片寂静，佩戴头灯的志愿者者们准时聚集在廓如亭下。他们在黑暗中给亭柱系上竹竿，五张鸟网环绕闭合形成大网，包裹起所有廊洞。亭内支起晾衣架和几张桌子。志愿者们各就各位，安静等待雨燕上网。
不到凌晨4:00，天刚蒙蒙亮，第一只雨燕扑腾着翅膀撞到了网上，志愿者马上搬来梯子，爬高摘鸟。陆陆续续地，上网的鸟越来越多，各环节开工。
老练的环志高手知道持鸟时留有余地，食指、中指卡住脖子，把燕子的头露出来，脚朝握鸟手心外，并不使实劲。解网时按雨燕入网的逆向开解，生拉硬扯极有可能勒伤雨燕，且越拉越紧。于方总是被分在拍摄组，拍摄记录雨燕身份的羽毛信息。他知道，赵老师是希望安排他机动，四处帮着持鸟摘网。摘下来的鸟送到管理组，装入特制的鸟袋。鸟袋是棉织品缝制，不打滑，缝制后不许留毛边和线头，袋口有一能收紧的绳子，装鸟后收紧绳子，悬挂在晾衣架上。陈月龙在生物信息采集组，协助刘阳老师给鸟做体检，采集血样和寄生虫。雨燕身上常有羽虱、螨虫，他用镊子夹取，太微小的就用干毛笔蹭下来。环志要用专门的环志钳，钳上凹口正和金属环，一夹便不大不小地扣上。
佩戴定位器挑选的是往年上过环的回收雨燕，这证明，它会找回“家”来，来年更易回收。佩戴时，用厚毛巾折成一个槽，把雨燕搁到厚毛巾里面，一来柔软易操作，二来为雨燕遮光。定位器前后都有细绳，定位器和鸟背之间搁一根铅笔，留出空隙，细绳穿过两翅在前面点粘，让雨燕像背小书包一样背着定位器。
这年，志愿者给雨燕佩戴的追踪器中增加了一种新的震子追踪器，可以监测雨燕飞停状况。明年回收时，便能验证雨燕迁徙时是否脚不沾地。
流程进行得很快，游客陆续到来前，所有工作全部完成。完成环志的雨燕纷纷从志愿者手中飞走了。
晨曦中的廓如亭，雨燕环志进行时。摄影：楚建梅。
6月、7月，廓如亭的雨燕和北京其他古建筑中的雨燕，陆陆续续启程南飞。不知道北京城里，是否只剩下了陈月龙照看的那两只落单雨燕？
陈月龙救护动物，脑子里总绷着一根弦——动物福利，简单解释，就是尽量给动物创造满足其基本自然需求的环境和条件。对救护这两只小雨燕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让它们在达到自然离巢迁徙的条件时顺利启程。从喂养的一开始，他就在考虑雨燕的迁徙条件，他从鸟会那儿询问往年环志数据，这些多年积累的研究数据成了这次救护的重要参照。
雨燕的最后迁徙时间是7月26日。到8月4日这天，已经晚了9天，两只小雨燕的体重达到30克上下，与环志数据显示的成年雨燕体重35—40克相差不远。另一份资料显示，幼鸟在出飞时体重达到最高，出飞后略有减轻。这一趋势与两只小雨燕近一两天的状况相似，记录显示，几天来，它们掉了一克多体重，胃口变差，放进嘴里的食物常常被吐出来。假如不放飞，陈月龙就要将它们喂养至明年迁徙季节，对后者，他不敢抱太大希望。
掉队九天，说不定还能追上，再晚，变数就更大了。陈月龙权衡再三，决定给两只雨燕环志放归。陈月龙在空地上打开救护箱，它们一展翅，眨眼就不见了。不知道明年会不会再见。它们的环号分别是R00-4584和R00-4594。
题图：戴上脚环的雨燕。来自视觉中国。
文中其余图片均由付建平老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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