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本来是只约了沙总谈毅行者的细节，正好我们队长几个公益圈的朋友都在北京，所以变成了公益圈的聚会。一顿酒足饭饱以后，聊到11点，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感触。
过去我认为，中国红十字会就是个垃圾，是不被国际红会认可的。我也一直以为，汶川地震的时候，红会没干什么好事。但他们跟我说，并不是这样，汶川的时候，红会虽然有点不接地气，但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至于说地下血库、郭美美事件，就是机构太大了，总有那么一些人，或者是其他的不知道什么阴谋，这些都是他们的副产业。所以，不能一棍子把一个机构打死，看事情还是更全面一些。
另外一个感触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公益圈里做事的人，越来越专业化了，从筹款、项目设计、执行、发声等等环节，这是好事。但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因为生存空间压缩地越来越厉害，在对大众科普方面，还有为底层发声方面，做得不足。
当然，我很理解公益人的尴尬。一方面，筹款很难，资金问题一直困扰很多机构，所以不少机构不得不依附基金会或者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如果老是为底层发声，就会被和谐。
公益人确实一直都很苦恼，因为我们不是公民社会，想要通过公益来撬动政府，或者什么，太难了。公益圈，收入又低，多少入不敷出的，能糊口的算不错的了，这就导致人才流失很严重。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很多企业开始相继成立基金会，资助公益机构了，巧女基金会，阿里巴巴，阿拉善，等等。但给民间机构的还是不多，很多资助国字头的。
推荐一个基金会“银杏基金会”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简称“银杏基金会”）是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成立于2015年7月20日，由银杏伙伴、南都公益基金会、浙江敦和来北京的朋友，可以去朝阳门的一个咖啡馆坐一坐“鸿芷咖啡馆”，他们老板就是银杏伙伴。我们群的蒋导也是银杏伙伴，还有平安星的刘国强。银杏是资助到特定的公益人，就是解决公益人个人生存问题的，好像是资助三年。慈善基金会、心和公益基金会和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共同发起。
来北京的朋友，可以去朝阳门的一个咖啡馆坐一坐“鸿芷咖啡馆”，他们老板就是银杏伙伴。
蒋能杰也是银杏伙伴，还有平安星的刘国强。银杏是资助到特定的公益人，就是解决公益人个人生存问题的，好像是资助三年。
银杏伙伴里有个保护绿孔雀的小伙子，前阵子在成都听幺哥讲起过，很了不起。
我们一般看到的孔雀，都是蓝孔雀，是从印度还是哪儿引进来的品种。绿孔雀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物种，主要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里面。据说那边也是要规划个水电站，都建了一半。这个男生是跟着导师去考察的，发现以后，就觉得绿孔雀必须保护起来。
据说是坚持奔走呼吁了三年，找到了奚志农，绿孔雀才被人们知晓了，
现在好像水电站项目被暂时叫停。
这是比大熊猫还要稀少的物种：绿孔雀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988年12月10日生效）。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The IUCN Red List）：濒危物种（EN），2013年评估。2017年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日”当天，云南省环保厅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发文称，绿孔雀被列为极危物种。
生态环保，这两年在某大的推动下，比以前是好多了。不过我们的整体生态环境，应该是非常差的。那些数据，我们可能这辈子都没办法看到。
事实上像大熊猫那种，都是属于过度保护的了。占据了人们太多眼球，还有政治用途。（野生的除外，但威胁野生大熊猫的，主要还是因为栖息地的丧失。
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气污染，应该都是非常严峻的。以前，还有媒体曝个光。现在，没人吱声了，也就给很多人造成一种错觉，我们环境并没有很差。人们对自己家门口的臭水河，习以为常。人们乱丢垃圾，觉得我只是随手扔了一个瓶子一个塑料袋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
现在某大开始呼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以如果看到企业偷偷排放，你只要打举报电话，他们就会有人来处理，哪怕是糊弄你，也会来处理，以前都是不搭理你的。你举报餐馆油烟排放什么的，也会立马有人来问责那个餐馆。
污染企业如果只搬迁，肯定是不行的。现在是要企业添置或者启用环保设备，必须达到指标才能排放。只不过企业为了活命，半夜偷偷排。不管是因为什么，确实在着手解决了。那么多公益人坚持做了那么久，很多都是见不得天日的。政府说要保护，立马就动手了。不得不说，给“我”一个支点，我也是撬动不了地球的。
但即便生态环境是跟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对于公益圈的人而言，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环保类的公益项目并不好筹钱。救灾类的，就相对很好筹钱。可能是跟项目性质有关系哈，生态环保类的，不容易看到效果，钱都是花在“无形”的东西上了，救灾类的，最起码建了个房子在那里，对吧？人性很有意思哈，人们喜欢看到“实物”。
另外我们还谈到留守儿童的话题，正好有个哥们儿以前是做这个的。说很奇怪，这几年有关留守儿童的话题，很少看到了。也就什么“悬崖学校”之类的可以吸引一些公众眼球。
但自闭症儿童，这几年是比较受人关注的。
为什么？
我们分析说，一方面是因为没有自由媒体曝光。一方面是因为希望工程等项目，确实解决了很多硬件问题，比如汶川时期的“危楼教室”，书本问题，等等。但软件的东西没有解决，比如师资、教学质量等。自闭症儿童，肯定是跟他们家长在背后努力推动脱离不开干系的。这个群体跟留守儿童的区别，有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留守儿童的父母多是底层人，农民工等等。自闭症儿童的父母，应该多半都是城市有一定发言权的人。
整体下来，我的感受是，公众对于公益的认识和理解还是不够深吧。事实上当你多了解一些，你就会发现，这里面的人，都是在针对中国很多具体的问题，在一点点寻求突破口，去推动去发声去改变，而且不是蛮干的那种，是越来越专业的。他们会去全世界各地考察、学习，也会参加各种培训班进修。
我们手指敲敲键盘，分析来分析去中国的各种问题，如果只是停留在嘴皮子上，那真的不如身体力行地去改变哪怕一点点。
比如说，小区选举居委会。事实上都是贴出来说你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但可能大家确实太忙了，互相也不认识，或者觉得这个事儿并不重要，参与度很低，对不对？或者觉得太麻烦了，还要担责任。我觉得吧，更多权利也就意味着更多责任。你想要权利，责任也是必须要承担的。那没人去选，那就指定呗，指定完了，真有个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又说这个居委会这这那那。
我没在美国生活过哈，但我看托克维尔写的，还有不少从美国考察或者生活过的人说，人家美国人的社区职能，是很大的。所谓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
从只顾自己生存生活，到思维转变说，我要关注公共事务做些改变了，是需要契机的。就像我前些天说的，你觉得邻居家着火跟你没关系，反正暂时烧不到你家里。当烧到你家里的时候，那就都晚了。所谓“同理心”，就是这个意思。当你觉得，公众事务和你生活密不可分的时候，你就会去关心公共事务了。这时候，邻居家着火，你就不会袖手旁观了，你肯定会帮忙灭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