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期，邓广铭先生在北大读书，民族危亡之际，他的内心与历史上的忠烈之士有着强烈的共鸣，同时受到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等西方传记文学的影响，他发愿融合文史，为英雄立传。在胡适先生的指导下，他完成了《陈龙川传》，由此开启“谱传史学”之路。
这条道路在当代的“中断”，历史学家很少涉足人物传记以及叙事型作品，和时代的变化、学术追求的变化有关，也和学科分工和学术评价体系有关。
“我父亲那一代史家有比较突出的个性色彩，棱角鲜明，民族情结、人文情怀也非常突出。不像我们都是在一个训练背景里被磨得方方正正，大家研究的题目虽不一样，可是多数人的风格很接近。”邓小南教授告诉青阅读记者，“那一辈人的性格是时代塑就的，背负着近代以来列强的压迫、日本的侵略，这和我们在和平年代长大非常不一样，做研究选择题目和行文风格都会不同。像我父亲研究岳飞、辛弃疾，他和研究对象是一样的壮怀激烈，如果看从没修改过的《陈龙川传》和1945年出版的《岳飞》，这个特点尤其明显；而我们会觉得要和研究对象拉开距离，客观、公正、冷静，是我们写作时的关键词。”
邓广铭先生为历史上杰出人物立传，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胡适先生当年开设的传记文学习作课，他在课堂上走入谱传的门径，受到很大的鼓励。胡适讲这门课，一方面是训练学生科学地分析和处理史料，一方面也体现了融合文史的倾向。但是在当代学科体系之下，文和史截然分家了。
“我们多半会认为，传记写作以中文系出身的学者见长，现在写传记的学者也多半是文学史背景的，他们也强调以史料为基础，我们之间的距离不算太远。”邓小南教授说，“但是现在一些面向大众的传记，越走越远，基本上把握不到它里面的历史脉络和历史积淀的深厚性，就是一个人物故事而已，它和史学传统下传记的内涵已经很不同了。”
“学科分开，史学家似乎觉得写传记不是我们的事了。”邓小南说，“现在提倡‘双一流’，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历史学就得打造历史学的东西，而不是把精力放在跨学科、交叉学科上。而传记写作是交叉跨界的，要求文史兼通。”
邓小南回忆起1978年读大一的时候，张广达教授曾经说，如果写论文选不出题目，不妨写一个人物，因为写人物脉络清楚，对于本科生而言比较好把握。而现在她自己的学生，很少有人以历史人物为题，写单一人物的，仅有一篇本科生论文。“学生会觉得人物研究老套，题目一看就没有创新。现在提倡创新，但往往是题目翻新、说法翻新，而不是实质内容新。大家好像都被催着往前跑，没工夫停下来认真看看研究是否有实质的突破。而且真正的创新对研究者要求很高，像人物研究，这片园地往往是别人翻耕过的，下功夫深耕细作才有可能出新，所以你想谁愿意选这种题目呢？”
主观愿望欠缺，研究难度巨大，评价体系的压力，使得历史学视野下的人物研究成了被废弃的土地，遑论进一步的人物传记写作。成名学者虽然考评压力较小，选题自由度增大，但既有的研究路数已经养成，也很难转向。种种原因错综纠葛，传记作为一种极受读者喜爱的体裁，从历史学家的视野中遁去了，市面上的历史人物传记越来越像历史小说，乃至历史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