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时下
班》
遇到日常和
工作中的种种
说法，你是不是总觉得哪里不对，但无法反驳？
有时觉得自己明明有理，却总被对方的逻辑绕进去，表达没有方向？
面对网络热搜、社会新闻一团混战的讨论现象，始终分不清什么是杂音，什么是核心？
《奇葩说》知名辩手、国际知名管理咨询公司董事经理庞颖的首部作品《思辨力35讲：像辩手一样思考》即将与读者见面。本书源自
“看理想”热门音频节目，是一本“职场、生活、网络反 PUA 终极指南”。
立足于工作和生活场景，为你梳理13个常见的逻辑谬误，9大提升分析和表达问题能力的思维方法，
更邀请到知名辩手、律师詹青云特别助阵，1V1重现13个紧张、刺激的经典辩论现场。
用得上的思辨力
《思辨力35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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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辩手一样思考》新书首发暨签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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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9日（周日）15:30—18:30
📍 武汉龙湖江宸天街·4F空中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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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报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嘉宾介绍】
庞颖：
资深辩论教练，国际知名咨询公司董事经理，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硕士，《奇葩说》
BB Team
成员。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辩论队教练。作为辩手和教练，曾囊括华语辩论界几乎所有大赛的冠军。她认为辩论应该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生活应该自由、有趣。
🎤
【活动介绍】
5月19日15:30，庞颖将携新书来到武汉，在江宸天街4F空中秀场举行新书首发暨签售会。她将在现场分享有关思辨的宝藏干货，并与读者面对面交流，一起探讨生活和工作中有趣的、棘手问题的思考方向和解决方法。
如果你想在工作中迅速提升思考、分析、表达的能力，在日常沟通时不再掉入对方的思维陷阱，这本书一定不要错过。
*以下内容摘选自《思辨力35讲——像辩手一样思考》
思辨力包括逻辑分析、思维框架、思考与表达时的清晰度和条理性，以及深度理解事物的能力。什么是深度理解事物的能力？例如在错综复杂的事物中，能分清什么是核心，什么是杂音；在看似无关的事物中，能找到共有的联系、一致的底层价值，以及相通的逻辑思路；知道该如何把一个庞大的问题切成众多小问题来分析和解决……所以引申来讲，
思辨力与人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是非常相通的。
它是人的底层能力，自然会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都发挥巨大的作用，所以无论是国内的公务员考试，还是美国大学商学院、法学院的入学考试，它们的题目都与辩论在逻辑上有极大的重合。
先拿我的日常工作来举例，作为一个管理咨询顾问，我的工作内容就是给各行各业的决策者出谋划策。很多时候我作为乙方，面对的甲方是年资和行业经验都比我更丰富的企业董事、政府高官等。所以我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利用自己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去真正地创造价值，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让他们信服我真的在创造价值。而这份工作的内核其实和辩论并无二致：
它们都需要缜密的逻辑分析、详实的数据佐证、真正有价值的洞见、愿景和价值观上的共鸣，以及清晰的思路和表达。
甚至有时开会时现场情绪上的连接也非常重要。
什么是现场情绪上的连接？《奇葩说》曾经做过一个数据分析，他们发现开场的人是否能把气氛烘托起来，对整场辩论内容的走向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不仅“有道理”重要，别人愿不愿意听你的道理、你如何把你的道理更好地组织和表达出来，也同样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辩论既需要理论和数据，也需要好的例子和故事。
所以，辩论既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
《社交网络》
辩论时抽到的立场不见得是自己的天然立场，但很多时候，我们摒弃原有的立场、偏见和情绪而站在对立面思考是会有收获的。你可能会因此发现对方观点的合理性，而这是此前从未想到的；又或是发现你与对方的身份不同导致了观点不同；或者成长经历的不同造成了底层价值观的不同。
最后，
或许我的内心立场并没有改变，但对方在我眼中不再是一个非蠢即恶的人，我们的分歧是可以在理性层面上被讨论的。
在动不动就“站队”“网暴”的网络环境中，能够拥有这样一种理性的心态本身已经是一种收获了。
再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在“代孕能否被合法化”这个辩题中，我既可以帮正方也可以帮反方辩护，但这并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没有原则，而是因为“代孕合法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可以有许多看待它的角度和方式，同时这个问题也能被切分为许多不同的环节。
是要完全地讨论原则，还是考虑具体的操作问题？得到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就拿三种代孕来举例讨论。第一种，《老友记》里面的Phoebe自愿为亲戚代孕，没有人逼她，甚至没有人劝她，这是一种纯自愿的非商业行为。第二种，合法的商业代孕，即一个人可以通过帮他人孕育胎儿赚钱。第三种，比如在印度的“代孕村”，不但代孕的价格被压得很低，当地女性甚至会被丈夫和家人逼着去代孕，他们会说“你有能够躺着为家里赚钱的机会，为什么不去呢？” 所以，当我们在反对代孕被合法化时，我们具体反对的是哪一种？
《老友记》
如果反对第一种Phoebe式的自愿代孕，那很有可能我们认为代孕这个行为本身有些本质性或原则性的问题。比如在伦理上，我们觉得一个人不能够孕育他人的基因；或者一个孩子不能同时拥有两个生理意义上的母亲；又或当一件事对身体有危害时，我们不能让他人作为替代去承担风险，哪怕她是自愿的。
如果我们支持第一种自愿代孕，却不支持第二种商业化的代孕，那很有可能问题出在了商业化上。我们可以出卖时间和劳力，但有一条底线，当这个东西对身体甚至生命影响过大时，我们认为它不能被交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贫富权力的天平过于倾斜，一旦把这样的东西放到交易市场上去，穷人或者弱势群体就会丧失对自己身体和生命的掌控权，甚至会经历不同形式的威逼利诱。这是为什么我们反对任何商业化的代孕。
还有一种可能，我们支持前两种代孕，但反对第三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认为商业化代孕在原则性上没有问题，只不过印度在现阶段还没有达到相应的社会发展水平，比如其医疗条件、对孕母的法律保障都远远不够。
这时我们要问：一个社会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才叫作“够好了”
、才被认为可以支持商业化代孕？是看整体的富裕程度，还是贫富差距的情况？还是取决于其法治建设和医疗水平？甚至是一些软性的条件，比如一个社会有多么尊重个人的自由和选择，一个家庭有多大的权力可以把决定强加在个人头上这样的文化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知道哪些指标需要监测、哪一个方向上的改变需要推动，我们也才可以判断一个社会在什么时候可以支持商业代孕的合法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