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研究有生命力、活泼力的，中国人的生命儒学” | 社会科学报

当今世界哲学似乎有了很大的变化，总的来说，是从近代哲学“意识的主体性”转到了“实存的主体性”，现象学运动、存在主义运动以及晚近哲学诠释学的发展，使得习惯以西释中的中国哲学研究也跟着出现了现象学的视角、存在主义的视角以及哲学诠释学的视角。

这么一来，中国哲学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起以前更接近于回到中国哲学本身的可能。 换句话说，中国哲学需要在一个相对更宽广的视域中对比出自己的特质。 若在西方哲学以知识论为核心来说，这是很难说通的。到现在为止，由于中国国力的增强，中西文明互鉴的意识越来越强，我们不能只以西方的哲学作为起点，不能把西方哲学作为研究方法的唯一来源和标准，这已是大家所认同的。

中国人讲究主客和合、能所不二，这与西方强调主客对立、能所两分是有很大不同的。对于“生命、存在、价值、实践、知识”这些重要语汇的序位，中西哲学本来就有极大的差异。总的来说， 我们是以“生命”为首出的，并且把存在、价值与实践、知识等绾结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 《周易·系辞》中就说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这三句话，第一句说的是天道论、存在论，第二句说的是实践论、心性论，第三句说的是教养论、文化生成论。所谓“一阴一阳”讲的是存在的律动，这律动预取的目的是善的，接下去讲人的参赞化育，所以“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对于“性”的界定，《中庸》认为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是生，生有自然生成义，也有道德创造义。“天命之谓性”，说的是上天赋予天地万物以及人类的本性，这里的“命”字，既有命令义，也有命限义。我们可以说“生命”的“生”是“创造”，而“命”是限制，“生命”说的是“在限制中的创造”。 “生命儒学”强调的是在生命的限制中创造的儒学。 当然，这“天命之谓性”的“性”字，不只是自然的气性，更强调人的觉性。人循顺着上天所赋予的觉性，这就是人生的光明大道，修持这条人生的光明大道就是所谓的教化。

这些年来，我构造的“存有三态论”可以说是生命儒学的哲学建构。 “存有三态论”指的是“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彰显”以及“存有的执定”这三态，由上而下展开的过程，由下而上则是一回溯的过程﹔两者互动循环，交与为一体。 这里说的“存有的根源”不是“存有之一般”下的“存有”，而是“天地人我万物通而为一”所成的“道”这意义下的“存有”。换言之，这是“人之迎向世界，世界迎向人”通而为一所成的总体根源意义下的“存有”。这是“境识”(能所、主客)两端交与为一体所成的总体，亦可以说是以“我与你”的范式所成的总体立说下的存有。

“存有的根源”是“境识俱泯”，交与为一体，寂然不动的状态，即“道”之为不可说的状态。“不可说”的原初状态下的“道”，这样的“存有的根源”，因涵着人的参与，故必得开显，此即“存有的开显”。“存有的开显”指的是“境识俱起而未分”的状态，这是“感而遂通”的状态，是由“不可说”朝向“可说”的状态。从“存有的根源”而“存有的开显”，这是“存有的揭露”，相当于《易传》所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从“存有的开显”而“存有的执定”，这是从“纵向的开展”转向“横向的执定”，是“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所成的“名以定形”﹔这相当于《易传》所说“曲成万物而不遗”。“存有的执定”可以理解为“境识两分、以识执境”，于此而有主体的对象化活动，而话语也因之涉入，使得那对象成了被执定的定象，存有的执定于焉构成。显然地，如此的“存有三态论”是以“存在”为本位，而不是以“话语”为核心的思考。

人作为一个存在主体，我们重视的是“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它优先于“存在与思维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