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 | 李德顺：精神生产，如何突破“路径依赖”困境？

原文 ： 《精神生产亟须摆脱路径依赖》

作者 | 中国政法大学  李德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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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中国故事”和“中国话语”之间存在着某种脱节，甚至冲突的状态。对于“中国故事”的内涵和意义，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中国模式”等各种各样的说法，力求给予解释和预测。其中有善意的，也有敌意的。那么，我们中国人自己用什么样的理论、概念和逻辑对它加以科学的表述、概括和提升，从而给世人一个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的说明呢？这就是一个 “中国话语” 的问题。

社会上的“国学主义”、“儒家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等多种主张，多以对现状的否定为前提，开出自己的“救世良方”。它们众说纷纭，良莠杂陈，却都回避了 “中国故事” 的由来；官方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概念，但多以“应然”为主，并多半停留于现行政治和政策的解说宣传层面，很难说已经形成了结构完整、逻辑严谨、表达清晰的理论解释和方法体系，其文化形象似远未鲜明到位。就是说，虽然中国的故事很吸引人，但是我们自己的话语显得非常贫乏、非常困难、非常含糊和混乱。 这种情况反映出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了。

“有故事却讲不好”的原因是，我们在精神文化生产或理论创新机制方面遇到了障碍。 这种障碍，我以为主要不在于理论的资源和起点（社会实践）方面，也不在于动力和目标方面，而在于从起点到目标的中介――路径上。如果对路径本身没有新的选择和创造，仍然沿用旧的、习惯的方法和路径去说明新的、富有创新力的实践，去回应新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结果必然不得要领，甚至南辕北辙。这就是“路径依赖”的困境。

当前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理论思考的“新教条化”路径依赖 ，即一切从既定本本（不论是洋本本、古本本，还是当下的官本本）出发，严重束缚了理论思维； 另一个则是精神生产体制的路径依赖 ，即对单一行政化管理方式的过度依赖。

“洋本本”依赖，主要表现为对西方理论成果缺少消化、转化的生搬硬套。 “古本本”依赖，主要表现为儒家德治主义情结的膨胀。无论“国学热”、“国教论”、还是在对待传统文化上的怀旧复古之风，都无反思、无批判地把德治当成现代文化的中心目标，而无视或逃避迫在眉睫的民主法治危机。当下“官本本”的依赖，主要表现在以宣传代替科研，以“口径”代替“问题”，总是结论在先。在这种情况下，社科理论的研究、生产和创新，似乎成了“规定动作”范围内的表演，只是热衷于追求话语的自我平衡，并不关心解决真实的问题。三者的共同点，是“眼里没有现在的中国人和中国实践，因而不能深入中国的历史和人心”。轻视历史、轻视实践、轻视群众的学风，导致知识不能更新，思维跟不上时代。

所谓行政化的体制路径依赖，是指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整个精神生产领域，也像过去的计划经济一样，从提出和确定选题（发布课题）开始，到选择研究主体、分配资源（审批项目）、监督研究过程（中期检查），再到收取、评价（结项、发布、传播）成果，均由相关党政部门主持，依照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格局，沿着“自上而下”的次序和渠道去组织管理，形成了“一条龙”式的包办体制。虽然近些年来也有部分环节吸收了“自下而上”的因素，也力求在形式上有所创新，但大多仅仅停留于技术补充的层面，未能从实质上改变原有的体制。

精神生产领域里的行政化路径依赖，表面看来似乎有一些“好处”，如有利于坚守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有利于调动资源、集中力量服务于现实政治等。但实际上，它的消极作用，比起经济领域的计划体制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因为这发生在“软”的精神领域，其效果具有隐形性和多义性，所以在表面上和短期内往往不易觉察。但事实已经表明，对行政体制的过度依赖是精神文化生产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和隐患。

在精神文化生产领域，“体制”应该是一个公共的平台。 好的体制会成为催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环境和条件，推动精神文化全面可持续的繁荣和发展。反之，体制本身过于狭隘和僵硬，就会造成“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化；当体制内外不能按照统一的科学规则运行时，出现的必然是思想混乱和文化分裂。

目前我们看到，在“体制内”，由于行政化的导向本身过分注重眼前的意识形态效果，以“口径”代“问题”，重宣传轻研究，而且总是依靠资源的分配来调控和保证这种行政化的导向，在实践中就必然出现 “以现实的利益链取代基本科学规范” 这种根本违背精神生产规律的倾向，导致急功近利、理论盲从、学风浮躁，使学术腐败日趋严重，精神生产力严重萎缩，学术人才成长焦虑增大，真正高端的理论成果匮乏，等等。 这些不良效应反过来进一步削弱了体制本身的活力，压缩（实际是自我压缩）了体制原本的有效空间。 与之相应的，则是国内外大量社会资源进入“体制外”思想文化领域，它们纷纷打出各种“非意识形态”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旗号，进行类似于 “精神圈地” 的活动，各霸一方，以人划线，党同伐异，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文化分化和混乱的局面。

上述两种路径依赖束缚了社会的精神生产力和理论创新力，不利于创造富有活力的氛围以培养造就新型的高端人才，形成具有创见性的成果。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却出现了“有故事讲不好”或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尴尬面前，我们应该对这些来自现实的反馈和警示有所觉察，有所反思，有所改变。

当然，要摆脱这两种路径依赖并不容易。 一般说来，摆脱前一种即理论思考的路径依赖，应该说是理论研究和精神生产自身发展正常的、必然的趋向。只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还在，只要研究者的责任和良知还在，那么在其引导和推动之下，思想终会解放，学风终将改变，理论或迟或早总会实现突破。而要摆脱后一种即行政化的路径依赖则很不容易。因为这种路径依赖本身是体制性的，它不仅以现实的权力结构为基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根深蒂固，习惯成自然了。正如《社会科学报》5月24日报道的罗马俱乐部报告所说： “未来种种问题的主因在于，当前主要政治经济模式过分注重短期”，“若不作出重大改变，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可能世世代代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