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我采访本地一位知名的企业家。
上万人的企业，经营得风生水起。老总非常平和，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是那种被命运磨砺过的柔软。我紧张的心情纾解了许多，拿出采访提纲开始和他聊起来。
我问：您的企业做这么大，是不是一直都很顺利？
那位企业家苦笑：呵呵，做企业就像过山车，忽上忽下，怎么会一帆风顺呢，你还记得2008年那次金融危机吗？
那年，我们公司受冲击最厉害，几个月里只接了些零零散散的订单，工资都开不出，我急得天天火烧眉毛。后来，有一个中东的大订单，我们也没仔细审合同就接了。工人有活干，有工资挣，公司能运转就行。
结果，货物到了对方海岸，迟迟没人接货。我们一查，是对方的信用证有问题。那批货就扔在海岸上，公司陷入了绝境。我带着翻译去了国外。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我和翻译一家家去所有有希望买我们货物的客户那推销这批产品，哪怕赔钱卖，也不能扔那吧。
住了一个月，签证到期了，还没有找到卖家，我们只好回来了。隔了一段时间，我们再去，这次，终于找到了一个买主，不过对方把价格压得很低，成本价的一半多一点。没办法，再不卖，损失更大，货物在海岸上还要收仓储费。一咬牙，把合同签了，对方打款提货。
在回来的机场，我抬头仰望天空，流泪满面，我不知道公司的命运会怎样。
说到这，那位企业家闭上眼，我知道他是在平复往事带来的激动情绪。
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好了，过去了，都过去了，那些最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告别那位企业家，我在路上边走边想。
2008年，我在干嘛？
那年，我刚刚换了一个部门，对新工作还很吃力。但我根本没有不紧不慢的实习期，因为我是公司的老人，换部门是为了培养我的综合能力。专业知识、新软件、新制度、新方案、新流程，全部要重新学习。
别人一天工作八小时，我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中午下班后，我就把饭买回办公室，一边对着电脑，一边吃。下午下班后，总是最后一个走出办公楼。考核制度就像一只身后的老虎，如果新岗位的业绩比之前差，我就会被降职降薪。
记得也是在八月，正值北京奥运会。
那天老公出差了，我想下班早点回家陪女儿看电视。领导匆匆走来，拿着一个文件夹，让我加班做个方案，明天要报到省里，里面是一些参考资料。
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让她接女儿去她那。
我开始一页页看资料，然后汇总。做方案时，竟然还要用一个我刚刚接触的办公软件，我打开软件用了半天，还是图不成图，数不成数，急得七窍都冒烟了。
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已经是晚上十点，我的方案还没有一个字。
最要命的是，那个软件我还不会用。整座楼里雅雀无声，只能听到我自己的呼吸。我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可是，哭有用吗？
万般无奈，我给一位同事拨通了电话求援。我带着哭腔的声音吓了他一跳，以为这大晚上我被人欺负了。听我说明情况，他说，别急，我远程教你。
夜里十一点的时候，我终于学会了使用那个软件。
我一点点按要求做好方案。零点三十分，我把方案发到领导邮箱。看着电脑上显示的“邮件已发送”，我长长出了一口气。
来到大门外，和保安打过招呼，到路边等出租。马路上过往的车辆已经很稀少，且大多是私家车。偶尔过去的出租车上也挂着“停运”的灯。
等了近二十分钟，眼看都凌晨一点了，还没等到一辆出租车。我决定步行，走一步就离家近一步吧。
公司在城郊，走出100米，身后的门灯就没有了光亮，只有昏暗的路灯无精打采地亮着。路上没有一个行人，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后背直冒冷汗。
我一边惊恐地四下张望，一边疾步前行。忽然有一瞬间，湿漉漉的衬衣领子贴到了我的脸上，是我的汗水和泪水给打湿的。
凌晨两点半，终于看到了小区的大门。我的心慢慢恢复了正常跳速。
进门时，正碰上租我家阁楼的邻居，他在夜市卖烤串，也刚刚收摊回来。我倆一起回家。我问他这么拼，有什么愿望，他说想在城里有一个自己的家。他又问我的愿望。我说想升职加薪，买辆自己喜欢的车。
八年过去了，2016年的奥运，当看到女子100米仰泳铜牌得主傅园慧说的那句“洪荒之力”，我笑了，眼里却流下了泪。
那位企业家，我，还有卖烤串的邻居，也是用洪荒之力走到了梦想最初的地方。
其实，谁天生也并不是有着无坚不摧的洪荒之力，逼着你往前走的，更不是前面的诗和远方，而是身后的万丈深渊。
泰戈尔说：除了通过黑夜的道路，无以到达光明。
是的，当与命运狭路相逢，路很长，夜很黑，你别无退路，只能在胸口刻上一个“勇”字，克制着所有的恐惧，咬牙走过那段独行的夜路。
走着走着，天就亮了。
